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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俄国十月革命在俄国史上，以及在20世纪世界史上，都是引人注目的现象——不过意义不同。它对俄罗斯人民的意义是什么？它将俄国带向国际强权与威望的顶点——成就远超过历代沙皇。斯大林在俄国史上的地位，足以媲美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俄国革命将落后的俄国予以现代化，然而，虽然它的成就是巨大的——不只是有能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击败德国，所付出的生命代价也是惊人的，苏联的经济越来越迟缓，而政治体系则完全崩溃。不过，对于那些还有记忆的人来说，苏联时代的生活确实比苏联之前好，而且将会这样下去。不过，现在就要做历史的资产负债表显然还太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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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让不同的社会主义及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自己来对十月革命的冲击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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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世界其他的地方——我们所知道的俄国十月革命只是二手传播。十月革命乃是在前殖民世界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与期间在欧洲的解放力量；乃是这一整个世纪里（除了1933到1945年）美国与所有保守主义与资本主义政权的大敌；乃是一个广为自由主义者与议会民主主义者所憎恶（可以理解）的体制，但同时从20世纪30年代起又受到工业化世界中左派的认同，认为它可以让富人心生恐惧而在政治上优先关心穷人。苏联时代最恐怖的悖论就是前苏联人民所体验到的斯大林，但斯大林无论在国内外却都象征着解放。他对某些人来说，是个解放者，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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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能不能对于这样一个人以及这样一种现象达成共识呢？在可预见的未来，我看不出有这样的可能。就像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将一直有不同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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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艾萨克·多伊彻（1907~1967）：波兰人。本为新闻记者，于1926年加入波兰共产党，1932年因批评斯大林而被开除出党。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转往英国定居。——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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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丁·麦吉尼斯：新芬党成员，根据地在德里。——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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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伊恩·佩斯利牧师：北爱尔兰议员，他曾于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指麦吉尼斯是双手滴血的凶手。两人势同水火，由此可知。——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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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1914~1984）：于1982年继勃列日涅夫接任共产党总书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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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哈利迪，《从波茨坦到新思维》（From Potsdam to Perestroika：Conversations with Cold Warriors，伦敦，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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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见约亨·赫尔贝克（Jochen Hellbeck）编的《莫斯科日记，1931~1939》（Tagebuch aus Moskau 1931-1939，慕尼黑，1996），珍贵的例子，由一般俄罗斯人所提供的非官方记录——私人日记之类——戈尔巴乔夫（Gorbachev）之后才得以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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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克思与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伦敦，1976），第24册，第5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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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见理查德·戈特（Richard Gott）的叙述，《格瓦拉在刚果》（Guevara in the Congo），《新左派评论》第220期（1996年12月），第3~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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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复活节起义：1916年4月24日复活节，爱尔兰人于都柏林发动起义成功，成立爱尔兰共和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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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巴黎公社：普法战争时，普军围困巴黎，法国政府于是征召巴黎成年男子组成国民卫队（National Guard）。后来，法国政府求和，便要求国民卫队解散，结果军队与国民卫队一起抗命，政府瓦解。国民卫队通过选举而组成公社，是为巴黎公社。后来法国政府重组军队攻入巴黎，估计至少有3万市民被同为法国人的政府军所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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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列甫·波里索维奇·加米涅夫（Lev Borissovitch Kamenev，1883~1936）：与列宁一起返回俄罗斯。但是反对列宁的革命计划。——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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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伦敦，1994），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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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菲格斯，《人民的悲剧：俄国大革命，1891~1924》（A People’s Tragedy：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4，伦敦，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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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第20章 野蛮主义：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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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为1994年牛津大学谢尔登剧院（Sheldonian Theatre）的国际特赦组织讲座（Amnesty Lecture）讲稿。刊于《新左派评论》第206期（1994年），第44~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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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演讲题目是“野蛮主义：使用指南”，这不是说我想告诉各位要怎么当野蛮人。我们没有人需要这么做。野蛮主义不像溜冰，溜冰是要学习才会的——除非你想当个施虐狂，或者想专门研究那些不人道的活动。野蛮主义比较像是在特殊的社会与历史脉络中的生活副产品，它与环境有关，就像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在《推销员之死》（Death ofa Salesman）中说的一样。“街头智慧”（street-wise）恰当地表达了在一个没有文明规则的社会上，为了生活而做的调适。从这个词的意思来看，我们为了生活，都已经在这个未开化的社会中作了调适，我们的祖父母、父母——如果各位有与我年纪相仿的——我们子女的标准都受到影响。但我们都习惯了。我的意思不是说，大家不会被这个或那个例子吓到。相反，定期被某些糟糕的事吓到已经是我们经验的一部分。它能够掩盖一件事实，那就是我们已经习惯于我们父母看待生活的方式，尽管这种方式是在不人道的状况下产生的。我希望我的使用指南能够让大家理解这一切是怎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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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演讲的论点是，社会各种制度在经过150年的演变之后，野蛮主义在20世纪已经大幅增加了，而且还在增加中。在这个脉络里，我所了解的“野蛮主义”指的是两件事。第一，所有社会所借以规范其成员关系及其成员与其他社会关系的道德行为与规则系统已经瓦解而崩溃了。第二，它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反转。启蒙运动是针对道德行为的规则与标准所建立的普世系统，从国家体制中来体现人类理性的进展：追求生命、自由与幸福，以及自由、平等与博爱。这两样都已经发生，而且还加强了彼此对我们生活的反效果。我的主题与人权问题的关系往后会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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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说明一下野蛮化的第一种形式，也就是当传统控制消失时所会发生的事。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在他最近的作品《血与归属》（Blood and Belonging）中提到1993年库尔德游击队枪手与波斯尼亚检察哨枪手的分别。他的洞察力让他发现到了在库尔德族无国家的社会里，每个男孩成年时都会得到一支枪。佩枪意味着男孩不再是小孩，而应该表现像个男人。“在这个文化里，枪的意义就是责任感、沉着以及悲剧性的义务。”有需要的时候，就应开枪。相反，从1945年开始，大部分的欧洲人，包括巴尔干，都生活在只有国家才拥有合法暴力的社会里。只有在国家崩溃的时候，这种独占性才解除。“对于一些年轻的欧洲男性来说，［崩溃］所导致的混乱……提供了机会使其得以进入万事皆可的色情天堂。因此才有了半性爱、半色情的检查站的枪文化。对年轻人来说，手上拥有致命的力量并且可以用来胁迫无助者，是一种难以抗拒并带有色情意味的责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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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有许多在欧、亚、非内战中所犯下的暴行正反映了这种崩溃，而这正是20世纪末世界的特质。不过，我会在后文对此稍作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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