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561651
1707561652
至于野蛮化的第二种形式，我希望能明白地说明一件有趣的事。我相信在我们之间有一个东西让我们加速地坠入黑暗，那就是从18世纪启蒙运动所承继而来的一套观念。正当启蒙运动被说成是肤浅及思想天真，乃至于是戴着假发的死白人的阴谋，想为西方帝国主义提供思想的基础之时，我这种说法已经不新奇了。这些指责也许不尽正确，不过启蒙运动的确提供了灵感来源，要在世界各地建立适合所有人类生活的社会，并保障每个人身为人类的基本权利。无论如何，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礼仪的进展完全是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由政府（或者为了念历史的学生的方便，“开明专制”的政府）、革命分子与改革者，以及同属一个思想家族的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所达成的。而不是由批判启蒙的人所达成的。这个物质与道德同获进展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可以用来判断坠入野蛮的标准，却还是只能使用旧日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主义。
1707561653
1707561654
让我说明一下1914年之前的时代与我们这个时代的鸿沟有多大。我不会讲太多事实，因为我们（已经经历过更不人道的事）现在所发生的轻微不人道的事，已经足以让19世纪的人愤怒了。例如，法国的一件审判不公的事件［德雷福斯（Dreyfus）[2]案］或阿尔萨斯小镇上有20名抗议人士被德军关了一晚［1913年的扎本（Zabern）事件］。我要提醒你们的是，他们的行为准则。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3]从拿破仑战争之后开始写作，他认为文明国家的武装部队不可以处决战俘或破坏农村是理所当然的事。英国最近所介入的战争，如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与海湾战争，都显示这些已不是理所当然。再者，引用一下《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1版“文明的战争”（civilized warfare）条，书上说，“文明的战争应该尽可能地局限在使敌方武装部队失去战斗能力；否则，战争将会延续到将一方完全歼灭为止。‘这种做法的理由很充分’”——此处百科全书引用18世纪启蒙时代的贵族暨国际法律师瓦特尔（Vattel）的话——“所以欧洲各国在习惯上都采用这种做法。”现在这已不再是欧洲各国的习惯了。1914年以前，战争只针对战斗人员，不包括非战斗人员，这种观念连叛军及革命分子也加以遵守。杀害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俄国“人民意志”（Narodnaya Volya）[4]明白地表示：“任何个人或团体，只要不妨害它对抗政府，就是属于中立者，那么其生命或财产就不会遭到侵犯。”[5]就在同时，恩格斯谴责爱尔兰的芬尼亚社成员（他对他们表示同情）将炸弹放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大厅的行径，因为如此将伤害无辜路人的性命。他觉得战争应该是要针对有武装冲突经验的老革命分子，也就是战斗人员，而不是一般平民。今日，不管是革命分子、恐怖分子还是政府都已经不理会这种限制了。
1707561655
1707561656
现在我要提出一个简短的年谱来说明这段逐步走向野蛮化的过程。主要的阶段有四：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危机时期从1917~1920年的崩溃到1944~1947年；冷战时代共40年；以及最后的，我们知道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绝大部分都陷入了文明的崩溃。前三个阶段有明显的连续性。每个阶段都学到了前一阶段的不人道行为，并且变成了往野蛮主义前进的基础。第三与第四阶段则没有线性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的崩溃，不是因为人类决策者的行动而起，人类决策者当中可以认定是野蛮的，如希特勒的计划及斯大林的恐怖、疯狂，如用来将核军备竞赛合理化的论证，或结合两者的，而是因为决策者不知道该做什么以应对这个已脱离他们或我们控制的世界，而1950年以来，社会与经济爆炸性的转变，更是让人类社会中支配行为的准则完全瓦解与崩溃。第三与第四阶段因此是重叠的与互动的。今天，人类社会正在崩解当中，只仰赖前一阶段被野蛮主义降低后的大众行为准则来支持。似乎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
1707561657
1707561658
有几个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坠入野蛮主义的一个起点。第一，它开启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屠杀时代。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最近估计了从1914到1990年的“大量死亡”（megadeaths），达到1.87亿人；虽说只是估算，但还是在合理的范围内。我估计了一下，大概占1914年全球人口的9%。我们已经习惯杀人了。第二，政府要求人民作无限制的牺牲，当他们把人民赶上凡尔登（Verdun）[6]与伊普尔（Ypres）[7]的杀戮战场时等于是创了不祥的先例，而这么做也只是为了无限制地屠杀敌人。第三，人民全体动员的战争概念完全粉碎了文明战争的中心思想，也就是区别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第四，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第一个由人民参与（或主动参与）的民主政治所发起的大战（无论如何都是在欧洲发生的）。不幸的是，旧式的外交人员还以为，从国际权力游戏的角度来看，民主体制是最难被战争动员的，因此这应该只是意外。他们作战时不像是专业军人也不像拳击手，对他们来说，战争是一种不需要恨敌人而只需要照专业规则操作的活动。根据经验，民主体制需要将敌人妖魔化。最后，大战因社会与政治的崩溃而结束，社会革命与反革命的规模也是无与伦比的。
1707561659
1707561660
崩溃与革命的年代支配了1917年后的30年。20世纪变成了资本主义式的自由主义（到1914年为止，都采取守势与后撤），与苏维埃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运动（后两者彼此也想摧毁对方）的宗教战争时代。实际上，唯一能威胁自由主义式资本主义心脏地带的，除了1914年之后它自身的崩溃外，主要来自右派。从1920年到希特勒倒台，其间没有一个政权是被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革命推翻的。但是共产主义的威胁，主要针对私有财产与社会特权，却比较有威胁性。然而，此时并不是回返文明价值的时候。相反，战争留下了无情而暴力的黑暗君王，而人们的血肉之驱将会体验并紧附于其上。许多人为创新提供了人力，这种例子是1914年前所没有的，意即准官方的或可容忍的暴力及杀手组织，他们专干一些不适合以政府官方出面来做的脏事：自由军团（Freikorps）[8]、黑棕部队（Black-and-Tans）[9]及黑衫军人（squadristi）[10]。战后浪潮般的暗杀事件已经引起了注意，如哈佛历史学家富兰克林·福特（Franklin Ford）就研究这方面。而1914年之前，就我所知，也不曾听过有组织的政治对立团体在街头上进行血腥暴力活动，但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魏玛共和国与奥地利却变得很普遍。而哪里可以找到先例已经不重要。1921年贝尔法斯特（Belfast）[11]的暴乱与战争所杀害的人数，超越这个骚乱城市于整个19世纪的被杀人数：428人。街头的战斗者不一定是喜欢战斗的老兵，不过意大利法西斯党的早期成员中，的确有57%是军人出身。1933年，纳粹的冲锋队（stormtroopers）中有3/4都太年轻而没有上过战场。战争、准制服（恶名远播的迷彩服）及佩枪，现在已经变成那些神志不清的年轻人的模范。
1707561661
1707561662
我认为1917年以后的历史就是宗教战争史。20世纪50年代，一位在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的镇压反叛政策上倡导野蛮主义的法国军官这样写道：“并没有真正的战争，而只有宗教战争。”[12]让原本已经残酷的宗教战争变得更加野蛮而不人道的，乃是所谓善（也就是西方强权）与恶（反映的其实是人民想要人道的主张）的对峙。社会革命，特别是殖民地的反叛，挑战了过去认为是神圣及事理之所必然的道理，社会里上层的人就该比下层的人优越，而社会本来就该是不平等的，不管是用出身来看或用成就来看。撒切尔夫人曾提醒我们，阶级战争中，上层所夹带的恨意往往比下层还重。“有些人天生就是劣等的，尤其是反映在肤色上”，有这种观念的人，只要听到平等的主张（不需要“反叛”这个字眼），就能使其愤怒。如果这反映在阶级之间，那么也一样反映在种族之间。如果群众是英国人甚至是爱尔兰人而非印度人，那么戴尔将军（General Dyer）仍会在1919年时下令开火，杀死379人吗？几乎是不可能的。纳粹德国的野蛮主义主要针对的是俄国人、波兰人、犹太人及其他所谓的“劣等民族”，而非西欧人。
1707561663
1707561664
那些自认为“天生”优越的人，与他们认为的那些“天生”低劣的人之间的无情关系，也加剧了上帝与恶魔之间的对立。因为在这种启示性的对抗中，只能有一个结果：全面胜利或全面失败。很难想象有什么事会比恶魔的胜利还糟糕。冷战的话是这么说的，“宁死不红”（Better dead than red），这句话实在很蠢。在这种斗争中，目的可以将任何手段合理化。如果打败恶魔的唯一方式是使用邪恶的手段的话，那我们也得做。否则的话，为什么最温和以及最文明的西方科学家会敦促他们的政府建造原子弹呢？如果另一边是恶魔，那我们必须假设他们会使用邪恶的手段，即便他们现在并没有这么做。我并不是说，爱因斯坦（Einstein）认为希特勒的胜利将会是终极的恶是错的，我只是试着说明这种对峙的逻辑，必然导致野蛮主义的升高。这种状况在冷战中尤为明显。1946年，凯南（Kennan）著名的《长电报》（Long Telegram），为冷战提供了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合理借口，其论点与英国外交官在19世纪谈论俄国的方式没什么不同：我们必须围堵他们，必要时使用武力威胁，否则他们就会推进到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及印度边境。不过，英国在19世纪很少失去理智。外交、秘密情报员的“斗智”（great game），甚至间歇性的战争，都没有与启示性混为一谈。十月革命之后，情况才有所不同。帕默斯顿（Palmerston）[13]如果看到这种状况，一定会摇头；最后，我想凯南也一定会有同感。
1707561665
1707561666
为什么从凡尔赛条约到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文明开始呈现倒退，这一点可以比较容易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像第一次，交战国的一方否定19世纪文明的价值，另一方则代表启蒙运动。我们也许该解释一下为什么19世纪文明没有像许多人所预料的那样，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恢复过来，但我们知道没有这个必要。它进入了灾难的年代：战争带来了社会革命、帝国的终结、自由主义式世界经济的崩溃、立宪与民主政府的逐渐弃守，以及法西斯与纳粹的兴起。文明倒退并不令人惊讶，特别是当我们想到这个时代是终结于最大的野蛮主义学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手的时候。所以让我跳过这个灾难年代，并且转到另一个既令人沮丧又耐人寻味的现象上，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野蛮主义的进展。远离了灾难年代，20世纪第三个25年是自由主义式资本主义改革与复兴成功的年代，至少在“发达的市场经济”的核心国家是如此。它产生了坚固的政治稳定性及史无前例的经济繁荣。不过，野蛮化仍在持续。让我以令人憎恶的刑讯（torture）作为主题。
1707561667
1707561668
众所周知，从1782年开始，刑讯已从文明国家的司法程序中消失。理论上，它不被国家强制力所接受。由于对刑讯的成见极深，所以自从法国大革命将其废除以后，刑讯就没有再出现了。著名的或者说不名誉的维多克（Vidocq），本来是前科犯，后来在复辟时期（Restoration）竟成了警察长，也成了巴尔扎克（Balzac）书中主角沃特林（Vautrin）的原型，他是个为所欲为的人，但他也没有施行刑讯。有人可能会觉得，传统野蛮主义在对抗道德进展上，是不可能停止的，或者说，在人们脑海里不知何处，还残存着野蛮的影响——例如军队的监狱以及其他类似的机构。我很惊讶于这样的事实，1967到1974年间，希腊的上校在刑讯中居然还在用土耳其的棍刑（bastinado）[14]，但是土耳其的势力早就撤出希腊超过50年了。我们从这里学到了，政府在对付颠覆分子的时候，是不会使用文明方法的，如沙皇的奥克瑞那（Okhrana）[15]。
1707561669
1707561670
刑讯在战间期的进展主要都来自专制国家及法西斯主义政权。反启蒙的法西斯主义充分发挥了刑讯的极致。布尔什维克像雅各宾派一样，虽然在形式上废除了奥克瑞那的方法，但随即又创立了契卡（Cheka）[16]，并任其使用各种手段来镇压反革命。从1939年斯大林的一封电报可以看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内部事务人民委员会’（NWD）［契卡为其前身］直到1937年才取得在身体施压这个方法的法律根据”，此足以证明斯大林所行的恐怖政治。其实，刑讯已经是必要的程序。1945年之后，这些刑讯方法遂出口到了前苏联的卫星国，不过我们也可以这么看，那就是这些新政权中的警察在纳粹占领期间其实也学到了不少本领。
1707561671
1707561672
虽然如此，我还是倾向于认为，西方的刑讯并没有从前苏联那里学到或模仿很多，不过心理操控的技术倒是从中国那里得到很多，尤其是在朝鲜战争的时候，新闻记者称之为“洗脑”（brain-washing）。几乎所有的模式都是来自法西斯，特别是“二战”期间德国对抵抗运动的镇压，就使用这些东西。我们当然也不能低估集中营里的状况。多亏克林顿（Clinton）政府的揭露，我们现在才得以知道从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居然用那些所谓的“从社会角度来看是劣等的人”来进行人体的辐射实验。这些实验（就像纳粹的实验一样）是由医生来主持及监督的，而我必须遗憾地说，世界各国在进行刑讯的时候，总是有医生涉入其中。有一个美国医疗人员发现这个实验实在令人憎恶，因此他向上司抗议说，这里似乎有“布痕瓦尔德的味道”（a smell of Buchenwald）[17]。我相信有这种想法的一定不止一个人。
1707561673
1707561674
现在让我把话题拉回到国际特赦组织，正因有它，这个讲座才得以成立。这个组织成立于1961年，专门保护政治犯与良心犯。这些了不起的人惊讶地发现，他们必须应付的是系统化的刑讯，由政府来主导，有时则是由政府的秘密情报员来做，他们从没想到他们所身处的国家竟是如此。也许只有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粗野才能解释他们的惊讶吧。在1954到1962年的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中，法军曾使用刑讯，这使得法国的舆论大哗。于是国际特赦组织便集中心力于刑讯上，而其1975年的报告至今仍非常重要。[18]而关于这个现象，有两件事值得注意。第一，西方民主国家有系统地刑讯开始得比较晚，比较奇怪的先例是，1930年以后，开始跟阿根廷监狱一样，使用赶牲口用的电棒。第二，国际特赦组织报告发现，这种现象纯粹是西方的现象，也就是说是在欧洲产生的。“作为政府所允许的一种斯大林式的实施行为，也就是刑讯，现在已经停止了。除了少数的例外……过去10年来，东欧并没有传出刑讯的事情。”这也许不如一开始看到的那样让人惊讶。俄国内战中的生死斗争，刑讯对前苏联来说——相对于俄国刑罚生活中普遍的残酷现象——没有办法保护国家的安全。刑讯倒是满足了其他目的，如建立一个审判的样板以及类似于人民公审的舞台。
1707561675
1707561676
刑讯与斯大林主义相终始。随着共产体制越来越脆弱，从1957年一直到1989年，用来维持局面的武装力量也就越来越有限。另一方面，比较令人惊讶的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本来应该是西方刑讯的古典时代，尤其应该在70年代的前半期达到顶点，因为就在同时，刑讯于欧洲的地中海一带流行，还有原本毫无污点的拉丁美洲各国——尤其是智利与乌拉圭——南非（尽管没有使用电击生殖器的方法），甚至于还有北爱尔兰。我必须说，西方政府刑讯的数量之所以下滑，完全是由于特赦组织的努力。虽然如此，1992年版的《世界人权指南》（World Human Rights Guide）显示了，在104个国家中，调查了62个，只有15个是完全合格的。
1707561677
1707561678
我们要如何解释这个令人沮丧的现象呢？当然不能接受官方的说辞，像英国康普顿委员会（British Compton Committee）的报告就对1972年北爱尔兰的事件模糊其词。它说，这是为了“在操作上能尽快地取得信息”[19]，但这不是解释。这只是说明了政府已向野蛮主义低头，照惯例，战俘没有义务向俘获者透露任何信息，除了姓名、官阶与兵籍编号，不可以刑讯，不管有多急迫或操作上的需要。
1707561679
1707561680
我认为有三个要素牵涉在内。1945年后，西方野蛮主义的产生，其背景是冷战的狂热，这是一个后世历史学家无法了解的时代，只有15~16世纪的“女巫狂热”才能与之相比。我只要提一个特别的设定就够了，那就是只有在随时准备动用核武器来造成毁灭的条件下，才能让整个世界不落入极权的暴君之手，这种说法已经完全不属于任何文明的范畴。刑讯无疑是由西方人先搞出来的，从殖民统治开始扩大了它的规模，或者是像法国军队为了维护帝国，在中南半岛及北非的所作所为。最野蛮的不外乎以国家的力量来残杀无力反抗的种族，最近的例子就是纳粹德国及其同路人。更重要的是，从法军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系统化的刑讯，近来主要是由军人而非警察来进行。
1707561681
1707561682
20世纪60年代，有古巴革命与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此时第三个要素出现了。叛乱分子以及恐怖分子开始使用自愿的少数团体，以意志和行动来创造出某种革命形势。这种团体的做法通常是激化对立。他们会用行动来证明敌对的政权已无力控制大局，如果情况对他们不利，他们则会刺激敌人展开大规模镇压，然后他们便可以煽动广大群众加入叛乱。但是变量很多也很危险。第二个则是升高恐怖活动与反恐怖活动的等级。冷静的政府通常会拒绝提高等级，不过即使是英国，早期面对北爱尔兰问题时也曾失去理智。其他的政权，特别是军事政权，则一定反扑。因为在野蛮主义的竞赛中，国家的力量绝对是胜利者——一直都是。
1707561683
1707561684
地下战争只不过是不实际的坏空气。除了仍在持续的殖民地解放斗争，或者是在中美洲，其他地方所发生的这一类冲突不过都是虚张声势。各个左翼恐怖组织想要掀起社会主义革命，还不到时候。他们想打败既有政权的机会可说是微乎其微，而且他们自己也知道。其实那些反动派真正惧怕的不是这些拿着枪的学生，而是广大群众［像智利的阿连德（Allende）[20]与阿根廷的庇隆主义者（Peronists）[21]］会赢得选举（那些拿枪的根本不可能）。意大利的例子说明了，就算在它境内出现了欧洲最大的叛乱分子——红色旅（Red Brigades）[22]，例行的政治运作还是如故，丝毫不受影响。因此，新叛乱分子的主要成就乃是用很少的力气就造就了一个走势。20世纪70年代留给前智利民主政府的，是刑讯、谋杀与恐怖，它造就的不是军事政权，而是让穷人更加卑微，并且免于政治反对与工会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在比较和平的巴西，不像哥伦比亚或墨西哥那么嗜血，但也只剩下警察拼命在街上扫掉“反社会分子”，以及到处无家可归的孤儿。20世纪70年代留给整个西方的，是“反叛乱”的教条，我可以用一个整理过这方面相关作品的作家的话做总结：“虽然总难令人满意，不过只要有抵抗，那么总还是有机会能打败自由民主政权，或者是旧式的无力的极权体系。”[23]简言之，20世纪70年代的道德状况，就是野蛮主义已经比文明有影响力，它已经永远削弱了文明的节制。
1707561685
1707561686
最后，让我回到当代。宗教战争的20世纪特殊形式，或多或少已经结束，不过还是在公共空间留下了一点儿野蛮性。我们也许会发现，自己还朝着旧式的宗教战争走去，但这个文明倒退的问题我不想再多加讨论。现在民族主义冲突与内战所造成的骚动，已经不再被认为是意识形态现象，更不会被认为是长期被共产主义或西方普世主义镇压的原始力量，或是一些强调政治主体性的好战分子所说的一堆唯有自己才理解的术语。它为了回应两种崩溃：代表国家功能的政治秩序的崩溃——任何有影响力的国家都应注意不堕入霍布斯所说的无政府状态——全世界的社会关系架构出了问题——任何架构都要能对抗涂尔干所说的“失范”（anomie）[24]。
1707561687
1707561688
我认为现在的内战之所以会那么恐怖，就是因为有这两个问题。不管对黑塞哥维那与克拉伊纳（Krajina）[25]的高山的记忆有多久远，我们都不可能回到上古的野蛮。波斯尼亚社群在接受社群独裁者不可抗拒的命令时，仍会割断彼此的喉咙的。他们和平相处，至少占了南斯拉夫都市人口的50%，而彼此通婚也让他们看起来不像是个被隔离的社会如厄尔斯特（Ulster）[26]或美国其他的种族社群。如果英国放弃厄尔斯特，如同南斯拉夫一样，那么我们这25年的死亡人数一定超过3000人。除此之外，伊格纳季耶夫说得很对，这个战争的残暴绝大部分都是由一个典型的“危险阶级”干的，也就是那些没有根基的男人，他们的年纪从青春期到适婚年龄，对他们来说，并没有有效的规则，行为也无限制，甚至也不包括传统社会认为的男子汉当信守的暴力原则。
1707561689
1707561690
就是这个现象让世界边陲中政治与社会秩序出现的爆炸性崩解，与发展中社会心脏地带的渐渐沉沦联结在一起。在这两个地区，人们不受社会指引而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撒切尔夫人费尽心力想要埋葬的英国旧传统，其所仰赖的巨大力量来自风俗与惯例。做一件事，不是因为该这样做，而是以前是这么做的：正如这句话所言，“做过的事”。不过现在我们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做过的事”，我们只剩下“自己的事”。
1707561691
1707561692
在社会与政治解体的状况下，我们应该可以预料到文明的衰败与野蛮主义的成长。不过，真正让事情更糟的，或是在未来让事情变得更糟的，乃是启蒙运动的文明所要用来对付野蛮主义的方式，这也是我演讲已经说过的部分。最糟的部分就是我们已经习惯了不人道的生活，我们已经学会宽容那些不可以宽容的事。
1707561693
1707561694
世界大战与冷战已经让我们的脑袋接受了野蛮。更糟的是，它们已经让野蛮变得不重要，重要的是赚钱。让我用19世纪文明最后一个进展的故事作结，即生物武器的禁用——这种武器纯粹是用来造成恐怖，因为它实际的效果不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25年的日内瓦议定书规定全世界都禁止使用生物武器，1928年正式生效。这个禁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运作良好，只有在埃塞俄比亚例外。1987年，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撕毁这道禁令，他用瓦斯毒气杀死了数千名自己的人民。谁抗议了？只剩过去那些支持这个主张的，而且还不是全部——我们这些收集签名的都知道。为什么这么少人愤怒？一部分是因为，对于这种不人道武器的绝对否定，长久以来已被放弃。它已经软化成希望大家不要第一个使用，可是如果有人用了呢……超过40个国家，以美国为首，在1969年通过联合国决议案反对化学武器，所采取的就是这个立场。反对生物武器的声浪仍很高。制造生物武器的工具，已在1972年的协议下完全摧毁了，然而还有化学武器。我们也许可以说，瓦斯毒气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开放了。穷国现在把它当成反制核武器的妙方。但是，它还是很恐怖。而英国及其他民主与自由世界的政府，非但没有抗议，反而持续安静地并且让它们的人民蒙在鼓里，它们鼓励本国的生意人卖更多的武器给萨达姆，其中就包括了制造瓦斯的设备。它们并不愤怒，除非萨达姆做了什么不受支持的事。我不需要提醒各位他做了什么：他攻击了美国重要的石油来源。
1707561695
1707561696
[1]伊格纳季耶夫，《血与归属：通往新民族主义的旅程》（Blood and Belonging：Journeys into the New Nationalism，伦敦，1993），第140~141页。
1707561697
1707561698
[2]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1859~1935）：犹太裔法籍军官。1894年，德雷福斯被误为泄密者而以叛国罪起诉，并流放到法属圭亚那。后军方虽查出实情，但却以维护军方荣誉以及借排犹以打击共和而不准重开调查与审判。法国国内因此分裂为拥德雷福斯派与反德雷福斯派。——译者注
1707561699
1707561700
[3]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1780~1831）：普鲁士将军与军事思想家。身处拿破仑战争时代，实战经验丰富，最后写成《战争论》（Vom Krieg）。——译者注
[
上一页 ]
[ :1.70756165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