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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国际特赦组织，《刑讯报告》，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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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于1970年赢得总统大选，组织社会主义色彩的政府（1970~1973）。——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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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庇隆（Peron）于1945年被选为总统，他承诺提高工人薪资以及推行社会安全制度。1955年军事政变，庇隆逃往西班牙。直到1973年的大选，庇隆主义者才又获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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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红色旅：于1969年创立的组织，想透过武装斗争使意大利脱离西方盟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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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拉克尔，《游击队：历史批判的研究》，第3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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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失范”：指社会与道德规范混淆、不清楚，或甚至于消失的状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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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克拉伊纳：位于塞尔维亚。——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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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厄尔斯特：位于北爱尔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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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第21章 自我认同的历史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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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论文讨论目前流行思潮（“后现代”）中的相对主义，乃是为了处理特殊的历史议题而写。后来由我的朋友，巴黎研究院（Paris Institut）的现代史教授弗朗索瓦·贝达里达（François Bédarida）加以编辑，发表于《第欧根尼》，第42卷第4期（1994年），原题目为“夹在普通性与自我认同当中的历史学家”（The Historian between the Questfor the Universal and the Quest for l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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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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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事情还是从我的具体经验开始谈起比较好。1944年夏初，德军开始从意大利向北撤退以建立更有利的防线，来抵抗沿着亚平宁山脉歌德防线（Gothic Line in the Apennines）北上的盟军部队。德军部队沿途进行了几场屠杀，但却辩解说是对当地“土匪”（也就是游击队）的报复。50年后，阿雷佐（Arezzo）省这些曾遭到屠杀的村落，其中残存下来的村民以及当地研究抵抗运动的历史学家，他们的记忆，让我们得以召开国际性的研讨会，来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军的屠杀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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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者不仅有来自东西欧及美国等不同国家的历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还有当地的生还者、老抵抗者及其他有关的团体。当初，基亚纳的奇维泰拉（Civitella della Chiana）有175个村民被迫与他们的家小分离，后来这些人被枪杀并丢弃在村里的屋内，房屋且被焚烧，50年后来看这些事，已经带有“学院”的味道了。因此，这个会议的气氛显得有点儿紧张与不安，也就不令人惊讶了。每个人都察觉到政治的急迫性。每个出席的历史学家也都了解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毕竟才在几个星期前，意大利选出了自1943年以来第一个包含法西斯分子的政府，它不仅反对共产主义，同时也对1943到1945年间的抵抗运动做了重新定位，认为那并不算是国家解放运动，因此它的历史与现在无关，而应该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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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很不安。抵抗与屠杀时期的生还者在说出他们认为还是不说为妙的往事（当时在场的每个村民及女人都知道）时，尤其不安。这些人用沉默来将过去的冲突埋葬，以此让他们的农村生活在1945年后返回“正轨”。（有位美国历史学家曾研究他的克罗地亚籍妻子对于她在伊斯特拉村的记忆所做的选择性沉默的机制，这是一篇颇有洞察力的论文。）老游击队员，以及托斯卡纳（Tuscany）这个强烈左倾地区的大众舆论，在意大利共和国官方拒绝接受抵抗运动对抗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的传统时（这是当地的基础），他们更是感到焦虑。年轻的也许还是左倾的口述历史学家，在为这个会议做准备而对当地村民进行两次访问时，惊讶地发现，在这个天主教色彩浓厚的村子里，村民反而不会太责怪德军，他们把问题归罪给那些当地的年轻人，怪他们加入了游击队才将整个村子卷入大祸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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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历史学家也因为各自不同的理由而显得不安。出席的德国历史学家为他们上一代的行径感到惶恐：其实，所有的非意大利历史学家，以及几个意大利历史学家，在参加这场会议之前从来没听说过这场屠杀。这让我们不得不惊觉到，历史事件的保存以及历史记忆，完全是独断的。为什么有些经验成为通行的历史记忆，而有些不是呢？在场的俄罗斯历史学家坦白地说，俄罗斯之所以在历史研究上专注于处理纳粹的暴行，就是为了要转移人们对斯大林恐怖统治的注意力。至于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专家，不管他们来自哪一个国家，都不能回避50年前的事件所引发的一个问题，那就是那年春天的屠杀——超过阿雷佐省人口的1/100——到底算不算是德军对于那一小股军队合理的反制，尤其是在德军已经要在几天或几个星期内撤出那个区域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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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会议的主题——战争暴行——不可能在毫无情绪的状况下进行讨论。不过，我们的注意力也不仅限于地方的小历史，还扩展到种族屠杀（研究这方面的历史学家也到场了），以及这些事件是如何被记忆的问题上。当我们站在曾经遭此浩劫的村落的广场上，聆听着生还者以及死者的子女诉说着在1944年那恐怖的日子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怎么能不惊讶于我们的历史怎会与他们的历史如此格格不入，甚至于摧毁了他们的历史？屠杀发生几天后，英军开始进行调查并写成报告，当历史学家把这个报告的誊本交给村长时，历史学家与村长之间互动的本质是什么？一方面，它是原始数据；再者，它也加强了村民的记忆论述（我们历史学家多半认为这种记忆的东西有一部分完全是神话）。而这种论述对于基亚纳的奇维泰拉来说，是一种接受并治疗创伤的方式，就如同犹太民族面对大屠杀一样。我们的历史，是用证据以及逻辑所写成的普世史，是否能跟这种地方性而纯属当地人记忆的历史接轨呢？而村民们数十年来心目中所谓的历史，也只有他们自己的历史，至于别的村子的历史，他们根本不在乎，原因很简单，那不是他们的历史。那么，我们所写的普世史对这个村的村民们来说，是否也只是别人的历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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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再也没有比历史中所呈现出的普遍性与自我认同的对立，以及历史学家面对过去与现在的两难更具戏剧性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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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这种对立当中，普遍性总是凌驾于自我认同之上。这种状况正好发生在在场的一个历史学家身上。那就是这场会议的筹办人，他在小时候曾与他的母亲一同在村子的广场上亲眼目睹他的父亲被德国人拉去处决。他仍然是这个村落的一分子，他每年夏天仍回到这里与家族团聚。我们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那就是对他来说（对他的追随者而言也是一样），屠杀所带来的记忆与意义跟我们不一样，而他在阅读源文件的时候，他的亲身体验也可以赋予不同的解读。但是，身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必须同时面对村民们所建构的记忆叙事，以及没有亲身经验的历史学家所建构的历史，也就是说，他必须运用历史学的规则与方法。借助他的以及我们的标准——也就是历史学共有的标准——村子的叙事必须经过史料的检验，而从历史学的标准来看，它还不算是历史，这个村子的记忆、制度以及过去50年来的演变，都是历史的一部分。它们与1944年6月的事件一样，都是历史学要运用专业方法来研究的主题之一。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奇维泰拉的）自我认同的文化”才与历史学家所要研究的屠杀的历史相关。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就不属于历史学应照管的范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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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就历史研究及历史理论所要处理的问题性质来看，不管历史学家对于奇维泰拉的过去有没有亲身体验，都不会造成实质上的差异。所有出席的历史学家都希望彼此能对纳粹的战争暴行有一致的看法，不过，最后是不是真能如此，谁也不敢说。不过至少在其他问题上，大家是有共识的：解决问题的程序、能够用来解决问题的证据的性质（就解决问题要靠证据这一点来看），以及村民们自认为自己的经历是独特的，他人无法体会，但历史学家却认为这些都可以拿来跟现有的史料做比对。相反，有些人（或是整个社群）不愿意把他们的经历说出来，或是不愿意接受检验，那我们只能说，就算他们的动机与情感的确是真挚的，他们的一切也不属于历史学。事实上，出席的历史学家也的确在这方面有着惊人的共识。相对来说，那些有亲身体验的人，他们的情感却常彼此陷于混乱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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