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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陵兰岛的维京社会不过是业已崩溃或消亡的过去社会中的一例，徒留下雪莱在《奥西曼提斯》一诗中所描述的断壁残垣。我所说的“崩溃”是指在相当大的地域范围内，历经一段时期，人口数量和／或政治／经济／社会复杂性的遽减与衰败。这种崩溃现象是几种比较温和的衰败形式中最极端的一种，判断一个社会衰败到某种程度可称之为崩溃是相当随意的。那些较温和的衰败形式包括正常意义上的财富多寡和任何个别社会在小规模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社会重组。还有，在未改变总人口规模或整个区域社会复杂性的前提下，某个社会被其相邻的社会所征服，或者由于强邻的崛起而导致自身衰败。另外，这还包括了统治精英的更替和改朝换代。通过这些标准，大多数人会认为下述的过去社会不只是小规模的衰退，而是典型崩溃例子中知名的受害者：如现代美国境内的阿纳萨兹和卡俄基亚、中美的马雅、南美的莫切和蒂瓦纳科、欧洲的希腊迈锡尼和克里特岛的米诺斯、非洲的大津巴布韦、亚洲的吴哥窟和印度峡谷的哈拉帕，以及太平洋的复活节岛（参见地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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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社会遗留下来的断壁残垣充满了令人痴迷的浪漫情调。年幼时，我们从图片里了解它们，赞叹它们；成年后，许多人计划去那里旅行，为的是以游客的身份对它进行切身体验。它们壮观、迷幻的美景和神秘的气息深深地吸引着我们。这些遗址的规模证明了先人的财富和权力——他们借雪莱之口吹嘘道：“盖世功业，敢叫天公折服！”然而其缔造者已逝，空留那些费尽心血建起来的伟大建筑。一个曾经强大的社会为何最终会走向崩溃？其人民的命运又是怎样？——背井离乡？（如果这样的话）又是为了什么？或者死于非命？浪漫的神秘背后，是一连串无休止的想象：这种命运是否最后会降临到我们生活的富足社会？有一天游客们会不会满怀神秘地遥望纽约摩天大楼锈迹斑斑的遗址，就像今天的我们注视着丛林密布的马雅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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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一直有人猜测这些神秘遗址的崩溃至少部分是由生态问题引起的：人类因为疏忽怠慢，破坏了社会赖以生存的环境资源。近几十年来，考古学家、气候学家、历史学家、古生物学家和孢粉学家（花粉科学家）发现并证实了无意识的生态自杀——生态灭绝这种说法。过去社会自我破坏环境的过程可分为如下八个种类，其重要性因例而变：森林退化和栖息地的破坏、土壤问题（侵蚀、盐碱化和养分流失）、水资源管理问题、过度狩猎、过度捕鱼、引进新物种对原生物种的影响、人口膨胀及人均增长对人类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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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社会的崩溃往往遵循着主题稍有变化的发展轨迹。人口的增长迫使人们采用更为精细的农业生产方式（如灌溉、双熟制或梯田耕种），以及将耕作范围从优质首选土地扩展到更多的边缘土地，用以喂饱不断增加的饥饿之口。不具持续性的耕作方法必将引致上述八种环境破坏中的一种或多种，其结果是用作农业的边缘土地不得不再次被遗弃。由此，社会将面临食物短缺和饥荒的问题，人们为了取得匮缺的资源而展开战争，心存不满的民众揭竿而起推翻了特权阶级的统治。最终，由于饥荒、战争或者疾病，人口数目下降，社会亦不复鼎盛时期所发展出来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复杂度。作家们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与个体生命发展的轨迹很接近。当我们谈论社会的产生、成长、顶峰与衰老时，可以做出如下假设：大部分人都必须经历的从生命的顶峰到死亡这一漫长的衰老过程也同样适合用来解释社会。然而，这个比喻对许多过去的社会（和现代的前苏联）来讲是错误的：这些社会在达到巅峰后便迅速地衰败了，人们为此感到惊讶与震撼。社会彻底崩溃，最糟糕的莫过于所有人不是背井离乡就是坐以待毙。显然，并不是所有的过去社会都一味地遵循这一轨迹：不同社会崩溃的程度和方法都有所不同，还有许多社会没有发生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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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崩溃的危机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事实上，这一危机已经发生在索马里、卢旺达等第三世界国家。令许多人恐惧的是生态灭绝对全球文明的威胁已超过核战争和新兴的疾病。今日我们所面临的环境问题不仅包括上述八种威胁过去社会的问题，还包括四种新问题：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环境中有毒化学物质的增加、能源短缺和人类对地球光合作用的极限利用。在这十二种威胁中，绝大多数会在后几十年内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如果这些问题不被解决，那么遭受损失的将不单单是索马里，还包括第一世界国家。与世界末日或是工业文明崩溃的情景相比较，人们认为未来的崩溃“只不过”是生活标准的大幅降低。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风险频增，直至我们今日主要的价值体系受到侵蚀。这种崩溃可能有许多不同的表现方式，如由于环境资源的缺少导致全世界范围的疾病或战争蔓延。如果这种推理正确的话，我们今日所付出的努力将决定当前的儿童或年轻人在步入中年或老年时地球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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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这些环境问题的严重性饱受争议，这些风险是被夸大了吗？或者是我们对其估计不足？与过去几百万人仅仅由于使用石材或木制工具就遭受了局部崩溃的人们相比，今日有70亿使用强大现代科技的人类是否使环境在全球范围以更快的速度崩溃？这种说法是否有道理呢？现代科技能否解决我们的问题呢？与它所解决的旧问题相比，现代科技又是否制造了更多的新问题？当我们耗尽某种资源（如木材、石油或海洋鱼类）后，我们能否依靠新的资源来作为替代品（如塑料、风和太阳能，或者饲养的鱼）？人口增长的速度难道不是已经降低了吗？世界人口增长趋势难道不是已经进入到某个可以承受的数目，并且有望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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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问题揭示了为什么过去那些著名文明的崩溃其意义并不仅仅是传奇与神秘，也许我们能从中学习到一些有用的经验。我们知道过去有些社会崩溃了，有些没有：是什么使得一些社会变得特别不堪一击？到底又是什么使一些过去社会陷入生态灭绝？为什么当我们反观过去，即便问题如此明显，当时的社会却无法觉察到自己将身陷困境？而过去成功的解决方法又有哪些呢？如果我们能够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也许能发现当今哪些社会正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并帮助它们找到解脱的方法，这样我们就不会在更多像索马里那样的崩溃境地中束手无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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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代社会的问题和过去社会存有诸多不同，我们不应该天真地认为只要以古为鉴就能找到通今的解决方法。与过去社会相比，某些方面的不同使我们具有比过去社会更低的风险。这其中最常被提到的是我们所拥有的强大的科技（比如它的正面影响）、全球一体化、现代医药及我们对过去社会和相隔久远的现代社会所具有的更丰富的知识。与过去社会相比，我们的不同又体现在所面临的更大的风险。其中一方面源于我们拥有的强大科技（比如它难于预料的破坏性）、全球一体化（如当今发生在偏远的索马里的崩溃就能影响到美国和欧洲）、数以百万（不久将达千万）计的人口依靠现代医药存活，以及我们日益臃肿庞大的人口。也许对此，我们仍然可以以古为训，但对于这些教训我们需要谨慎地加以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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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 消逝的伊甸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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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过去社会的崩溃必须面对一个主要的争议和四个难点。争议的中心在于先人（他们的后人存活至今，并能对此发表见解）是否因其自身的所作所为而导致崩溃的发生。同数十年前相比，今日我们对于生态环境破坏这个问题具有更深刻的认识。甚至连宾馆房间都挂上牌子来呼吁我们爱护环境，多要一条干净的毛巾或是忘了关水龙头都会使得我们深感愧疚。时至今日，对环境的破坏将会遭到人们在道义上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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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理解的是，夏威夷和毛利土著人不会喜欢听古生物学家告诉他们其祖先消灭了夏威夷与新西兰演化出的一半鸟类；同样的，美洲土著也不喜欢考古学家告诉他们阿纳萨兹人的滥砍滥伐导致了美国西南部部分森林的退化。古生物学家与考古学家所谓的发现对于某些人来说更像是白人种族主义者驱逐土著的另一种借口。科学家们好像是在说：“你们的祖先对土地管理不当，所以活该被驱逐。”一些美国和澳大利亚白人出于对政府分配给美洲土著和澳大利亚原住民补贴和土地分配的不满，借机援引学者的发现以示反对。不仅仅是原住民，一些研究土著并认同他们观点的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也认为近年来那些所谓的发现带有某种种族主义谎言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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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土著与认同他们的人类学家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坚持认为过去和现在的土著生性温和，具有生态环境意识，了解自然，敬畏自然。他们天真无邪地生活在伊甸园般的大自然中，绝不可能做出有损于环境的恶事。正如一个新几内亚猎人曾告诉我的：“如果我在村里的某个方向射中一只肥硕的鸽子，那么我会等上一个礼拜再出去狩猎，而且会朝着反方向去。”只有来自第一世界的恶魔般的现代人才会藐视自然，对环境缺乏敬畏之心，一味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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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种争论中的两类人都走向了极端，不管是种族主义者还是昔日伊甸园的信仰者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即认为过去的土著人与现代第一世界人民相比，无论高低，都是完全不同。自从50000年前智人发展了现代发明、效率和狩猎技能，对环境资源持续性的管理一直是个难题。46000年前，澳大利亚大陆出现第一个人类殖民地，当地许多巨大的有袋类动物和大型动物随后消失灭绝。无论是澳大利亚、北美、南美、马达加斯加、地中海诸岛、夏威夷、新西兰还是几十个太平洋群岛，那些原本人迹罕至的地方一旦成为人类殖民地后，总有一波大型动物的灭绝接踵而至。这些大型动物在没有人类威胁的环境中演化，因此很容易被捕杀，或是因其栖息地被人为改变、外来害虫的引进和疾病最终导致灭亡。因此，任何一个人都可能落入滥用环境资源的陷阱。这样的问题随处可见，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会就此做进一步的探讨：比如乍看之下，自然资源似乎取之不尽；资源的衰竭即使在刚开始的几年或几十年来看也只不过是正常意义的上下波动；由于资源的共享性，要使人们自我约束，建立共识往往很困难（这就是所谓的“公有地的悲剧1”）；另外，由于生态系统错综复杂，即便是一位职业的生态学家往往也无法预测人类活动的影响。今日连我们都束手无策的环境问题，在过去看来一定更为棘手。特别是过去那些没有文字的人们更无法得益于以前社会崩溃的例子所带来的警示。生态破坏是一种无法预见和始料未及的悲剧，因此在道义上既无法归咎于盲从，也不能归咎于有意识的自利行为。那些崩溃的社会并非愚昧、落后，它们中有的（例如马雅）极富创造力，曾几何时是那个时代文明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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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人类并非是盲目无知、差强人意的管理者，活该去承受丧失土地或惨遭灭绝的命运。他们也不是无所不知、极具良知的环境保护者，能够解决今日我们仍然无法解决的问题。他们就像我们一样，在很大范围内，面对着与我们今日类似的问题，他们的成败得失也受制于环境。没错，虽然我们今日的境况与过往有所不同，但其中的相似之处却足以让我们以史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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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通过土著居民的环境习惯这种历史假设来证明公平对待土著居民的合理性不但错误百出而且非常危险。在大多数案例中，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已发现了能够推翻这一假设（伊甸园般的环境主义）且非常具有信服力的证据。如果提出这种假设是为了善待土著居民，那岂不是在暗示若这一假设可以被推翻，我们因此无需公平对待他们。事实上，反对不公平对待土著居民不应基于任何有关他们环境习惯的历史假设，而是基于一种道德准则。即从道义上，一个民族不应剥夺另一个民族的土地，对其进行奴役，或进行种族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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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 五点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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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关于过去生态崩溃所引发的争议。复杂性在于并非所有的过去社会都因为环境问题而消亡，有些社会消亡了，有些却没有。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某些社会会不堪一击，是什么因素将那些崩溃的社会与没有崩溃的社会区别开来？本书提到的冰岛人和蒂科皮亚人就成功地解决了极其复杂的环境问题，繁衍生息了很长时间，直至今日仍长盛不衰。例如，当挪威殖民者初到冰岛时，他们所遇到的是表面上和挪威很接近，但实际却截然不同的生态环境。他们麻痹大意地毁掉了冰岛的表层土壤及其大部分的森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冰岛一直是欧洲最贫穷、生态最脆弱的国家。然而，冰岛人终于以史为鉴，采用严谨的环境保护措施，该国目前的人均国民收入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蒂科皮亚的岛民们居住在偏远的孤岛上，因此几乎所有方面都不得不自给自足。通过对资源进行微观层面的管理和控制人口规模，这个被人类栖息了3000年的岛屿仍然生机勃勃。所以，本书从头到尾所讲述的并不只是一系列的失败例子，其中也包括乐观、令人憧憬、为人称道的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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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据我所知，没有一个社会的崩溃可以完全归咎于环境变化，多少有其他的因素作用。当我开始计划写这本书时，我并没有领会到这些更为复杂的因素，我天真地认为这本书讲的就是关于环境的破坏。最后，我却归结出五点因素可用来解释任何类型的环境崩溃。其中四点：生态破坏、气候变更、强邻在侧、友好的贸易伙伴——对某个社会来说不一定非常重要。第五点因素——社会如何回应生态环境问题最为关键。为方便探讨，让我们不分主次，逐一来考虑这五点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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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点涉及的是人类对环境所进行的无意破坏。环境遭受破坏程度及复原的可能性取决于人类活动的特点（如每年每英亩被砍伐树木的数量）和环境的特性（如每英亩种子发芽的数目及每年树苗成长的速度）。这些环境的特性又可被归为脆弱型（易受破坏）或是复生型（遭受破坏后复生能力强弱），我们可以凭借这两种特性来归纳某个地区森林、土壤和鱼类总量等等。因此某些社会经历环境崩溃，原则上可能是由于人们肆意妄为，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所在的环境存在着一些异常薄弱的因素，或者两者相互作用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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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点框架中的第二点是气候变化。今天这一术语往往与人类活动所造成的全球气候变暖联系到一起。事实上，气候受大自然的影响，即便没有人类活动的作用，其自身的变化也涵括了冷暖干湿及因年月而异的些许差别。这其中自然力导致的气候变化包括太阳热散和火山爆发时火山灰对大气层的影响，也包括地球轴心及其公转轨道平面角度变化所引起的气候变更，以及地表陆地与海洋分布面积的变化。自然气候变化中最常被讨论的例子是距今200万年前冰河期和公元15至19世纪小冰河期中大陆冰盖的消长，还有1815年4月5日印度尼西亚坦博拉火山大规模爆发导致的全球气候变冷。那次火山爆发将很多火山灰喷射到大气层上方以至于削弱了照射到地球表面的太阳光，情况一直持续到尘埃落定，次年夏天由于气候转冷，庄稼歉收，北美和欧洲饿殍遍野（被称为“没有夏天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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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今日相比，在过去社会，气候变化对于寿命短暂且没有文字记录的人类来说会造成更多的困难。因为世界很多地区的气候变化，不但只是年与年之间的变化，更有几十年内时间线上的变化；如几十年的潮湿气候之后，尾随而至的是半个世纪的干旱。在许多史前社会，一代人的平均寿命——父母出生到下一代出生的平均数——只不过是几十年的时光。因此，在长达几十年的潮湿气候结束时，大多数还活着的一代人对前次干旱气候已经失去了第一手的记忆。甚至在今日，遇上好年份，产量和人口数量都会增加，人们也往往会同过去一样，忘了好景不长这一道理。当真正好景不再来时，社会已无力承受过多的人口，又由于根深蒂固的习惯，无法应对新的气候条件。（只要想想今日干旱的美国西部，其过于浪费的城乡用水政策是基于几十年来被默认了的气候潮湿这一假设。）使气候变化问题变得更为棘手的是过去的许多人类社会缺乏“赈灾”机制，无法从气候相宜的地区进口过剩的粮食提供给食物短缺的地区。此等种种，可见气候变化给过去的社会带来更多的危害。对任何一个人类社会来说，自然的气候变化可能造就更好或是更坏的生存条件，对某个社会来说可能是有益的，对另一个社会却可能造成危害（例如小冰河期对格陵兰的维京人来说是不好的，但对格陵兰的因纽特人而言却是好的）。在过去许多社会里，只要气候条件良好，一个社会所耗费掉的环境资源就可以被补足。然而，当气候变得更为干燥、寒冷、炎热、潮湿或更变化多端时，这个社会就更可能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那么是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导致了崩溃，还是由环境变化引起的？这两种解释都不正确。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一个社会已经部分地耗尽了自身的环境资源，那么它就可能在气候变化所引发资源衰竭的情况下存活下来。反之，一直到气候变化导致进一步的资源衰竭发生之前，社会有能力在耗费自身资源前继续存活下来。我们从来都不应该从单方面来看问题，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再加上气候变化这一因素，两者结合后产生的影响才真正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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