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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点因素是强邻在侧。除了历史上少数社会以外，绝大多数社会的地理位置都离其他社会不远，多少有些相互接触的机会。与邻国的关系要不是处于暂时的敌对状态，就是长时期的仇视。实力强大时，社会尚能御敌自如；若变得弱小，任何原因都能使其兵败如山倒，这其中包括了由于环境破坏而引起的衰败。由此可见，引发崩溃的原因在于被军事征服，但追究其终极诱因，要属导致势力变弱的那些因素。这就是为什么由于环境破坏或其他原因导致的崩溃常常被军事失利这一现象所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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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西罗马帝国的衰败就可能被军事失利的现象所掩盖，这个例子广为人知，且饱受争议。由于野蛮人的入侵，罗马遭受困扰。在西罗马最后一位皇帝被推翻的那一年，即普遍认为的公元476年，罗马帝国终于分崩离析，历史则任意地选择了公元476年作为崩溃年代的代表。即便如此，在罗马帝国崛起之前，欧洲地中海“文明社会”边境以外的北欧和中亚就已经有“野蛮人”的部落居住，时不时对欧洲文明、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进行干扰。千年以来，罗马人成功地抵御了野蛮人的进攻，如公元前101年，他们在坎比拉迪一战中歼灭了一支冒犯北部意大利的由辛布里人和条顿人组成的庞大侵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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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终取得战争胜利的却是野蛮人，而不是罗马人。促使时局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野蛮人本身变得更为强大了吗？还是他们人口猛增了许多？组织方式从而变得更为严密，武器更为精良，马匹数目更多，还是中亚草原气候的变化为他们带来了更多好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认定野蛮人是造成罗马帝国衰亡的根本原因；或者不关野蛮人什么事，只是由于罗马的经济、政治、环境等方面衰弱下来，野蛮人趁机行动，最终取得胜利。所以说，罗马帝国是因其自身的虚弱而衰败，野蛮人只不过是在其最后一刻给予致命一击。当然对于这一问题，现今仍存有争议。相似的争论也发生在关于吴哥窟高棉帝国的衰亡是否由于暹罗军队入侵所致，这一类争议还包括雅利安人入侵是否引发印度河哈拉帕文明的衰败，以及“海上民族”是否导致希腊迈锡尼等地中海青铜时代文明的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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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点因素是友邦援助的减少，这与第三点因素强邻在侧正好相反。除个别以外，历史上大多数社会的邻国往往包括敌邻和友好的贸易伙伴，而同一个邻邦的角色则在敌友之间变化，其行为时恶时善。大多数社会对邻邦都存有一定程度的依赖性，不是需要从那里进口必需的贸易商品（如美国对石油进口的仰赖，今日日本对石油、木材和水产品的需求），就是在文化层面上存有一种具有凝聚力的社会关联度（如澳大利亚的文化来源于英国，这种情况直到近年才有所改变）。然而，如果你的贸易伙伴变得衰败（如生态环境遭到破坏），那么也会给你带来一些风险，比如进口必需品中止供应和文化联系的中断，你的社会可能会因此而处于弱势。即便是现代，第一世界对于政治动荡、生态脆弱的第三世界国家石油依赖便可在1973年石油禁运问题中凸显出来；而过去格陵兰的维京人、皮特凯恩岛的岛民们和其他一些社会也曾面临类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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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点框架中的最后一点涉及的是一个极具普遍意义的问题：不管所面临的问题是否与环境相关，社会该如何作出回应？即便是类似的问题，不同社会采取的回应之道往往有所不同。就拿森林退化这一问题来说，新几内亚高地、日本、蒂科皮亚岛和汤加岛等都曾遇到过，它们采用成功的森林管理方法化险为夷；相形之下，复活节岛、波利尼西亚群岛中的芒阿雷瓦及格陵兰的维京社会却因为没能找到相应对策而走向消亡。我们是如何理解这些不同的结局呢？一个社会的应对之道取决于其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文化价值观，这些制度和价值观影响到社会能否解决其面对的问题（或是否尝试去解决问题）。本书将从这五点框架入手来探讨过去人类社会的兴衰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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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加以补充的是，正如一个社会的崩溃不一定是由气候变化、强邻在侧、友邦失势等因素造成的，环境破坏也并不一定是引起社会崩溃的罪魁祸首。一口断定所有社会的崩溃均源于环境破坏，这种说法无疑是荒谬的。现代的例子有前苏联的瓦解，古代的例子像公元前146年迦太基2的灭亡说明了单单军事征服或是经济的影响力就足以解释所有崩溃的原因。因此，本书书名比较完整的说法应该是：“社会崩溃牵涉到生态环境问题，在某些例子中也涉及气候变化、强邻在侧、友邦失势，及自身应对之道不同。”即便只是限定了这几个因素，古今史料之多也已足够我们考虑良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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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 企业与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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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人们争论的主题往往围绕人类活动对环境影响这类问题，相关见解可以分为两个极端。其中一边代表了“环保主义者”或“善待环境”人群的意见，他们所支持的观点是：我们现今所面对的环境问题不但非常严峻而且亟待解决，当今的人口与经济增长率不具可持续性。另一边的观点认为环保主义者是在毫无根据地夸大其词，经济与人口不但可以持续增长而且有益社会。对于后者的观点，我们很难将它们归类，暂且简单地称其为“非环保主义者”，这种观点的追随者一般来自大企业和大经济体，当然“非环保主义者”并不等同于“亲近商业者”，很多企业家自认为是环保主义者，而许多不是来自大企业的人士也对环保主义者的观点存有疑虑。在撰写本书时，我的立场是什么？同上面两边的观点又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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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我七岁开始观察鸟类，我的职业是生物学家，在过去40年里，我一直在研究新几内亚热带雨林的鸟类。我喜欢鸟类，喜欢观察它们，也喜欢呆在雨林，同时我也热爱其他动植物和它们的栖息地。我一直在积极地保护新几内亚等地物种和自然环境，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里，我担任了世界自然基金会美国分部主任的职务，这个基金会是全球最大的环境保护组织，关注全世界的环境。我所有的这些活动引来了非环境保护主义者们的批评，他们说我“制造恐惧”，还说“戴蒙德宣传世界末日”、“夸大其词”、“将濒临绝种的紫色马先蒿放在人类需要之前”。虽然我热爱新几内亚的鸟类，但我更爱我的妻儿、朋友和新几内亚等地的人们，我关心环境问题是因为我认为这些问题对人类的影响大于对鸟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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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方面，我对大企业很感兴趣，与它们都有接触和往来。这些社会力量往往因为利用环境资源而被视为反环保。我年轻时曾在蒙大拿的大牧场打工，现在我还常常带妻儿去那个牧场消夏。有年夏天，我还在蒙大拿和一群铜矿矿工一起工作。我喜爱蒙大拿和牧场的朋友们，我了解、羡慕并且欣赏他们的农业企业与生活方式，这本书也是献给他们的。近年来，我有了更多机会可以观察和进一步了解在采矿、伐木、捕鱼、石油、天然气等产业运作的大企业。过去七年来，我一直在关注巴布亚新几内亚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项目对当地环境所造成的影响。当地石油公司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对环境进行独立的评估。我经常被邀请到这些企业里，多次与他们的经理和员工交谈，所以也清楚他们的观点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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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企业的这层关系使我能够近距离地了解他们造成的环境破坏，也清楚地看到大企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采取了甚至比国家公园更为严厉且更有效的环境保护措施。我对不同公司采用不同环境保护措施的原因很感兴趣，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动机促使他们采取不同的做法。我与这些大石油公司的联系又招来一些环保主义者的谴责，他们说“戴蒙德已经把自己卖给大企业了”、“他与大企业同床共枕”，或是“他已沦为石油公司的娼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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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从没有被大企业收买，尽管作为他们的座上宾，我对自己亲眼所见的一直实话实说。当我在一些地方看到石油和伐木公司破坏环境时，我会直言不讳；如果看到这些公司小心翼翼地保护环境，我也会如实报导。我的观点是，环保主义者如果不愿意同能够影响现代世界的大企业接触，他们就无法解决今日世界的环境问题。因此，撰写本书时，我采用了中间派的观点，同时考虑了环境问题和商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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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 比较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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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科学地”研究人类社会的崩溃呢？科学通常被误解为“通过多次实验室可控实验后所取得的知识”。事实上，科学的领域要更为宽广：通过取得可靠的知识来了解世界。在某些领域，如化学和分子生物学，通过在实验室进行可控实验来取得知识不但是可行而且也是最为可靠的方法。我所受过的正规训练是实验生物学和生物化学，我本科念的是生物化学，博士研究领域是生理学。从1955年到2002年，我先后在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从事实验生理学的实验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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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起，我开始在新几内亚雨林研究鸟类，我当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可以不通过多次可控实验来获得可靠的知识，这种实验无法在实验室也无法在户外进行。无论是从伦理道德或是法律角度来看，这种实验都是不可行的，也无法操作。因为我们无法通过实验，在一个地方消灭或是控制鸟类数量，而在另一个地方进行不受控实验，从而来比较它们的数目。因此，我不得不使用其他的研究方法。这样的问题不仅出现在物种生物学的许多领域，其他学科如天文学、流行病学、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等也同样面临着类似的方法论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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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的解决方法是根据感兴趣的变量的变化来比较自然状况，这也被称为“比较方法”或“自然研究”法。比如在研究鸟类时，我很想知道新几内亚一种棕眉吸蜜鸟对其他吸蜜鸟群体的影响，山上几个类似的鸟群中有一个群体支持吸蜜鸟，而另一个群体则不支持吸蜜鸟，于是我就通过对它们进行比较来了解差异。在我的两本书《第三种大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和《性趣探秘：人类的性进化》中，我对不同的动物物种，特别是灵长类动物进行比较。目的是为了了解为什么女性会有绝经期和排卵无明显征兆等现象（其他雌性动物则没有），何以男性的阴茎相对较大（从动物的标准来看），以及人类性行为为什么通常比较隐蔽（相形之下，其他所有的动物几乎都是公开性交）这些问题。已经有许多科学文献指出比较研究法具有明显陷阱和如何避免这些陷阱的方法。在基于历史的科学学科（如演化生物学和历史地质学）所进行的实验中，当人们没有选择，也无法通过实验来操纵过去，惟一的方法就是放弃实验室从事自然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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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采用了比较研究法来了解由环境问题导致的人类社会崩溃。我的前一本书——《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便是通过比较研究法来解释一个与崩溃相反的问题：为什么在过去的13000年里，不同的人类社会在大陆上奠定基业的速度有所不同？而本书的侧重点在于探讨人类社会的崩溃，研究的方法是通过比较古今社会间的异同，如环境的脆弱性、邦交、政治制度的差异，及其他影响社会安定因素的可“输入”变量的不同之处。我讨论的“输出”变量则是崩溃、生存及崩溃的方式。通过探讨不同输入变量与输出变量之间的关联，我试图发现不同的输入变量对社会崩溃可能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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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太平洋群岛上因为滥伐森林而造成的社会崩溃便可以运用严谨、全面和量化的比较研究法来分析。史前太平洋群岛上的居民对树木进行不同程度的砍伐，重者则导致森林消失，那些社会有的延续下来，有的分崩离析，岛民无一幸免。我和同事巴利·罗雷德对太平洋81个岛屿进行调研，通过在数量上评级来研究岛上森林退化的程度。我们对九个输入自变量（例如降雨量、隔离度、土壤养分的可恢复性）分了等级，以此来了解它们对森林退化这一因变量的影响。经过统计分析，我们得以计算出单一变量对于森林退化的相对贡献率。另外一例比较研究用于北大西洋，中世纪时期，来自挪威的维京人在那里建立了6个岛屿或大陆殖民地。这些殖民地的土地适合耕作的程度有异，与挪威进行贸易的难易程度亦有所不同，再加上其他输入变量后差异更大。它们最终的结果也是不同的，有的很快就废弃了，有的历时500年后无人生还，也有的1200年后依然兴盛。除上述例子之外，比较法还能对世界不同地区的人类社会做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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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比较研究是建立在我对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对个别社会详尽研究的基础之上，将资料耐心地搜集整理而成。文末列出了有关古代马雅和阿纳萨兹文明、近代卢旺达、中国以及诸多我所比较过的过去和现代社会的参考文献。这些个别社会的研究都是我撰写本书时不可缺少的数据库。因为对单一社会的研究往往有所局限，本书的结果是通过进一步比较多个社会得来的。比如，为了解马雅的崩溃，我们不但要对马雅的历史和环境有所认识，而且必须把马雅放到一个大框架中去观察，从而了解为什么某些社会崩溃了而其他则依然如故，再通过对比这些社会与马雅的异同来进行分析，这就是比较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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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一再说明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的重要性，是因为习惯于某种研究方法的学者往往会贬低其他的研究方法。专业研究单个社会的历史学家亦容易对比较研究嗤之以鼻；而从事比较研究的学者往往认为对单个社会的研究不但缺乏远见，更对其他社会的了解非常有限。然而，如果我们要得到可靠的知识，我们就必须使用这两种方法。特别是当我们对单一社会的研究结果缺乏广泛性，而又无法完全确信对某一社会崩溃所作的解释时，我们只有通过对多个命运不同的社会进行比较研究，才能有充足证据来推导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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