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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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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任何想了解现代世界问题的人而言，研究位于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海地之间长达120英里的国界线是一个极富戏剧性的挑战。这两个国家盘踞于佛罗里达东南部加勒比海巨大的伊斯帕尼奥拉岛上，并将该岛一分为二（参见地图8）。从飞机往下俯瞰，好似用刀切出一条锯齿锋利的分界线。线的东边风景浓郁（多米尼加共和国），西边则呈浅褐色（海地）。如果站在国界线上，向东眺望是松树林，转身往西，看到的则是寸草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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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体现出这两个国家的明显差异。起初，岛屿两边都被大面积的森林所覆盖。最早到访的欧洲人对伊斯帕尼奥拉岛最深刻的印象便是郁郁苍苍的森林中良材济济。如今，两个国家都对森林进行了砍伐，而海地砍掉得多些（参见图23、图24），只剩下七片森林，其中只有两片作为国家公园进行保护，但仍难逃非法砍伐的厄运。今日，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森林覆盖率为28％；而海地却只有1％。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最大的两个城市圣多明各和圣地亚哥之间竟然有一大片林地。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滥伐森林的后果是木材等建筑材料减少，土壤侵蚀，养分流失，河流淤积加重，水力发电的潜能和降雨量减少。所有这些问题在海地都比多米尼加共和国更为严重。然而在海地，比上述情况更紧迫的问题是毁林造成了主要生活燃料——木炭的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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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国家森林覆盖率的差异体现出彼此经济力量的差异。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都是贫穷的国家，与其他曾是欧洲殖民地的热带国家有着同样的缺陷：政府腐败或软弱无能、公共健康危机严重，以及农业生产率低于温带地区。尽管如此，海地的问题比多米尼加共和国更为严重。海地不仅居新大陆贫穷之首，也是除非洲以外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长期腐败的政府对公共服务所做甚少，水电设施、污水处理、医疗和教育服务时断时续，差强人意。海地又是新大陆人口最密集的国家，国土面积不到伊斯帕尼奥拉岛的三分之一，却有将近三分之二的人口（大约1000万），人口平均密度接近每平方英里1000人。大多数海地人都是自给自足的农民，该国的市场经济乏善可陈，主要出口糖和咖啡。在自由贸易区有20000名廉价劳工在缝制衣服或生产其他出口商品，沿海几个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则供外国游客度假休闲。海地的毒品走私活动甚为猖獗，从哥伦比亚运往美国的毒品都在这里中转（这就是为什么海地有时被称为“毒品国家”）。海地贫富两极分化非常严重，在农村或首都太子港的贫民区里生活着大量的穷人，而住在离太子港市中心半小时车程的佩蒂翁维尔的一小簇有钱人却可以到凉爽宜人的山区享受昂贵的法国美酒佳肴。海地的人口增长率、艾滋病感染率、肺结核和疟疾等疾病的得病率都位居新大陆第一。所有来海地的游客都会自问这个国家有没有希望，而答案通常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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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尼加共和国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与海地有着相同的问题，但发展较好，问题也相对较少。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人均收入是海地的5倍，人口增长率和人口密度也比海地低。在过去38年中，多米尼加共和国至少在名义上是个没有发生过军事政变的民主国家，虽然1978年以来举行过几次总统选举，致使现任下台，其竞争对手执掌政权，其间还伴有其他人的欺诈和恐吓行为。随着经济的兴盛繁荣，赚取外汇的产业主要有铁矿和镍矿，以及近期开发的铜矿和以前的铝土矿；工业自由贸易区里有200000名工人在生产制作运往海外的商品；农业出口主要包括咖啡、可可、烟草、雪茄、鲜花和酪梨（多米尼加共和国是世界上第三大酪梨出口国）。另外，该国的电信和旅游业的发展势头良好，应用水力发电的水坝有几十座。美国的体育迷都知道，多米尼加共和国还是培养和输出棒球运动员的地方。（我怀着狂喜的心情写下本章的第一稿，因为刚看到伟大的多米尼加投手佩德罗·马丁内斯为我最喜欢的波士顿红袜队效力，在2003年美国联盟冠军赛最后一场比赛中大快人心地击败了纽约扬基队。）其他那些名扬美国的多米尼加棒球手还有阿娄兄弟、乔奎因· 安度哈尔、乔治·贝尔、亚德里恩·贝尔却、黎科·卡提、马里阿诺·邓肯、托尼·费尔南德斯、佩德罗·葛雷诺、胡安·马里查尔、何塞·欧夫曼，托尼·佩纳、阿莱克斯·罗德里格斯、胡安·塞缪尔、奥西·维吉尔，当然还有“全垒打王”萨米·索莎。如果你行驶在多米尼加的公路上，时不时就会看到有路牌指示最近的棒球场，因为这已是一项本土化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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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与多米尼加共和国之间的差异还体现在国家公园上。海地的国家公园面积小，只有4座，还面临农民潜进来盗树制炭的威胁。相比之下，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自然保护系统是美洲最完整也是最大的，74个公园和保护区占据了国土面积的32％，涵盖所有重要的栖息地类型。尽管这一系统也有经费短缺等不少问题，但对一个还有很多重要方面亟待解决的穷国而言，实属可贵。这个保护系统的背后是当地积极的自然资源保护运动和许多非政府组织，而非来自外国顾问的敦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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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两个国家在森林覆盖率、经济发展和自然保护系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它们共处于同一座岛屿，都有沦为欧洲殖民地的历史，也被美国人占领过。天主教在这两个国家均占主导地位，也有巫教神庙的信奉者（在海地尤其多）。他们都有非洲人和欧洲人的混合血统（海地的非洲后裔相对多些）。在历史上，有三个时期它们曾合为一个单一的殖民地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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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这些相似点，它们之间的差异正变得更加显著。海地曾经比它的邻居富足强大，在19世纪数次发动攻击多米尼加共和国，并将其吞并统治达22年。为何当今这两个国家的差异如此之巨？为何日渐衰败的是海地而非多米尼加共和国？尽管岛屿两边的确有一些环境差别，从而造成结果的不同，但这只是很小一部分原因。大部分是由于两国的历史、态度、自我认同、制度以及近代的政府领导人。对于那些将环境历史嘲讽为“环境决定论”的人，多米尼加共和国与海地差异可以矫正他们的看法。是的，环境问题确实会影响人类社会，但社会的回应也能产生不同的结果。因此，领导人的行动与否将影响社会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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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将追溯考查多米尼加共和国与海地不同的政治和经济的历史轨迹，直至当今的差异，以及隐藏在两种不同轨迹背后的原因。接着我会探讨多米尼加环境政策的发展，一种“由下至上”与“由上至下”行动的综合体。本章最后将检视两国环境问题的现状、未来和希望，以及对彼此和世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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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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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2年，克里斯多夫·哥伦布首次横穿大西洋到达伊斯帕尼奥拉岛时，该岛已经被美洲土著占据了5000多年。哥伦布时代的岛民是一群被称作泰诺族的阿拉瓦克印第安人1，靠种植维持生计。岛上有五个部落，人数大约为50万（估计从100000到2000000）。哥伦布发现岛民们生性友善平和，因此与西班牙人一起奴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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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诺人的不幸在于他们拥有令西班牙人垂涎三尺又不愿自己去开采的黄金。征服者对岛屿进行瓜分，西班牙人像奴隶一样使唤印第安人，又使他们染上欧洲的疾病致死。到1517年，即哥伦布到达后的第27年，50万原住民减少到11000左右。其后有一年天花盛行，夺去大多数人的生命，致使原住民只剩下3000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这些幸存者逐渐死亡或是被异族同化，这迫使西班牙人不得不去其他地方寻找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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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520年，西班牙人发现伊斯帕尼奥拉岛适宜甘蔗生长，因此他们开始从非洲输入奴隶。在16世纪，甘蔗种植园使该岛成为一个富裕的殖民地。但是出于多种原因，西班牙人的兴趣渐渐从伊斯帕尼奥拉岛上转移。其中部分因为他们在美洲大陆发现人口更多更富庶的印第安社会，特别在墨西哥、秘鲁和玻利维亚有大量的印第安人可以利用，有政治更先进的社会可以统治，在玻维利亚还有更丰富的银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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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西班牙人将注意力转向其他地方，只提供很少一些资源给伊斯帕尼奥拉岛。西班牙人认为从非洲买入和运输奴隶太过昂贵，而美洲土著只要征服该地就能拥有他们了。此外，英国、法国和荷兰的海盗也开始入侵加勒比海，袭击西班牙人在伊斯帕尼奥拉岛等领地。同时，西班牙自身的政治与经济渐渐衰退，这给英国、法国和荷兰人带来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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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法国海盗，法国商人和冒险家也在伊斯帕尼奥拉岛的西头建立了殖民地，远离西班牙人聚集的岛东。这时的法国已比西班牙富足，政治势力也更为强大，他们投入大量资金进口奴隶，以西班牙未能所及的力度发展岛西的种植园。岛屿两边开始走上不同的历史道路。到18世纪，西班牙殖民地人口凋零，奴隶稀少，经济规模很小，以养牛卖牛皮为生。相反，法国殖民地则人口密集，奴隶众多（1785年法国殖民地有700000名奴隶，而西班牙这边只有30000名），非奴隶的人口比重很低（非奴隶占10％，奴隶占85％），经济以甘蔗种植园为主。受法国统治的圣多明各是新大陆最富足的殖民地，为法国经济贡献了四分之一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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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5年，西班牙最终把已没有利用价值的东部岛屿让给法国，伊斯帕尼奥拉岛在法国的统治下得到暂时的统一。法属圣多明各的奴隶于1791年和1801年两次发生暴动，法国派军队进行镇压，但被奴隶打败，许多士兵又死于疾病。1804年，法国在路易斯安那交易中将北美的控制权卖给美国，同时也放弃了伊斯帕尼奥拉岛。毫不奇怪，法属伊斯帕尼奥拉岛上重获自由的奴隶们将他们的国家命名为海地（即原泰诺印第安人给这座岛屿起的名字），并杀死了许多海地白人，焚烧破坏种植园与基础建设，并彻底摧毁了种植园奴隶系统，然后又将种植园细分成一小块农地。虽然这些是前奴隶们追求个人行为的结果，但对海地的农业生产率、出口与经济发展却是一个长期的灾难。新一任的海地政府也没能帮助农民发展现金作物。另外，由于海地大量屠杀白人与移民，因此人力资源损失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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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804年海地独立时仍然是一个富裕、强大和人口众多的国家。1805年，海地人两次入侵（前西班牙统治下的）东部岛屿，即圣多明各。4年后，圣多明各自愿成为西班牙的殖民地，但由于殖民政府业绩平平且对这块地方兴趣不大，圣多明各于1821年宣布独立，随后很快被海地吞并，一直到1844年才解体。1850年代，海地仍不断地派军队入侵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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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位于岛西的海地虽然领土面积比其邻居小，但人口较多，农业经济仅够果腹，出口极少。人口中绝大多数为非洲黑人后裔，少数是混血。虽然混血的权贵讲法语，对法国有认同感，但海地的遭遇以及对奴隶制度的恐惧致使其宪法明文规定外国人不得拥有土地或借投资的方式来控制资产。大多数海地人说的是源于法语的克里奥语。岛东的多米尼加占地较多，人口却相对较少，其经济来源仍主要依靠牛，同时对移民敞开国门，发放公民权。多米尼加人说的是西班牙语。整个19世纪，为数不多但经济贡献极大的移民群体来到多米尼加，其中包括古拉索岛的犹太人、加纳利群岛的岛民、黎巴嫩人、巴勒斯坦人、古巴人、波多黎各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1930年后还有奥地利犹太人、日本人以及更多的西班牙人拥入。海地与多米尼加共和国在政治方面最相似的地方在于其不稳定性。军事叛变频繁，各地军阀拥兵自重，争权夺位。1843年到1915年，海地的22位总统中有21位被暗杀或驱逐。而多米尼加在1844年到1930年间换过50位总统，发动过30次革命。岛屿两边的总统都只顾敛财，对民间疾苦熟视无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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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势力对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看法与待遇有所不同。对欧洲人而言，第一印象是多米尼加是个讲西班牙语的国家，部分隶属欧洲社会，且接受欧洲移民与贸易往来，而海地不过是一个讲克里奥语的非洲社会，由前奴隶组成，且仇视外国人。得益于欧洲及其后美国的投资，多米尼加共和国开始发展市场出口经济，海地则远落其后。多米尼加经济以可可、烟草、咖啡和甘蔗种植园（1870年代后）为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都曾是海地的强项。但岛屿两边的政治仍继续保持动荡不安的局面。19世纪末，一个多米尼加总统无力向欧洲国家还清贷款，致使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德国纷纷派遣军舰前来讨债，扬言要占领多米尼加。为了阻止欧洲人的占领，美国接管了多米尼加的关税服务——政府收入的惟一来源，并将一半收入用以偿还外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勒比海地区政治骚动频繁，美国对巴拿马运河忧心忡忡，因此军事占领了整个伊斯帕尼奥拉岛。在海地由1915年统治到1934年，多米尼加从1916年到1924年。其后，这两个国家很快又回复到政局不安的地步，总统间恶斗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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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拉丁美洲历史上的独裁者最终结束了这种动荡不安的政局，只是多米尼加共和国比海地更早平息下来。拉斐尔·楚吉洛是多米尼加国家警察的长官，随后成为美国军事政府建立和训练的军队的首脑，1930年，他凭借此优势被选为总统，随即成为独裁者。他勤于政事、善知人心、狡诈奸猾又冷酷无情——表面看起来所作所为似乎是为了多米尼加社会的广大利益。楚吉洛对可能成为他对手的人进行折磨或杀戮，并实行完全监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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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楚吉洛致力于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现代化建设，发展经济、基础建设和工业，几乎把整个国家当作他的私人生意来打理。他与他的家庭成员最终拥有或控制了整个国家大部分的经济。楚吉洛通过直接或间接由亲戚出面的方式垄断了牛肉出口、水泥、巧克力、香烟、咖啡、保险、牛奶、米、盐、屠宰场、烟草和木材。他拥有或掌控了大部分的林业经营与糖类生产，还拥有航空公司、银行、宾馆和许多土地，以及航运业。他不仅从卖淫人员中捞取提成，连公务员的薪水也要扣走10％。与此同时，他还到处标榜吹嘘自己：将首都从圣多明各改名为楚吉洛市，国内最高峰由杜阿特山改名为楚吉洛山，国家的教育体系里包括向楚吉洛致谢这一举动，另外致谢标志还出现在每一个公共水龙头上，上书“楚吉洛赐水”。为了防备造反或入侵，楚吉洛政府将一半的预算用于庞大的陆军、海军和空军武力，从而成为加勒比海地区军事最强大的国家，甚至超过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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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50年代，一些发展导致楚吉洛开始失去那些支持他的人，使他无法再多管齐下地实行恐怖手段、经济增长和分田予农等方式。另外，经济由于以下诸多因素而进一步恶化：楚吉洛政权在25周年庆典上大肆挥霍，重金购买私人制糖厂和电力公司，咖啡与其他多米尼加出口产品的国际价格下跌，以及大量投资国家制糖业却以失败告终。1961年5月30日深夜，楚吉洛独自坐专车前去和情妇幽会，路上遭到伏击，在多米尼加人的枪林弹雨中毙命。但显而易见，这一事件肯定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背地里操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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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多米尼加处于楚吉洛的统治之时，海地仍面临政权动荡不安的局面，直到1957年海地的恶魔独裁者上台才得到控制，他就是弗朗西斯“医生爸爸”杜瓦利埃。他是一名医生，比楚吉洛受过更好的教育，政治手腕与楚吉洛同等奸猾冷酷，也同样擅长用秘密警察来进行恐怖统治，比楚吉洛屠杀了更多的国民。“医生爸爸”杜瓦利埃与楚吉洛的差别在于前者没有现代化改革的兴趣，也没有为国家或为自身发展工业经济的野心。杜瓦利埃在1971年寿终正寝，随后由他的儿子让·克洛德·杜瓦利埃继位。小杜瓦利埃一直执政到1986年，最后被迫流亡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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