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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杜瓦利埃独裁政权的终结，海地又回复到以前政权混乱的局面，本已不堪一击的经济更加萎缩。虽然仍在出口咖啡，但出口量保持不变，并没有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加。海地基于人口寿命、教育和生活标准的人类发展指数是除非洲外全世界最低的国家。楚吉洛遭到暗杀后，多米尼加共和国直到1966年才结束动荡的局面。其中在1965年爆发内战，致使美国海军再次进驻，也掀起了大规模的多米尼加人移民美国的浪潮。巴拉格尔的上台结束了混乱的局面。巴拉格尔得到楚吉洛旧部下的拥护，大搞恐怖活动攻击反对派们，使巴拉格尔得以上台。巴拉格尔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我们会在下文对他有更进一步的介绍。他统治多米尼加34年，在1966年到1978年、1986年到1996年间担任总统，甚至在1978年到1986年在野期间，他的影响还是有增无减。2000年，巴拉格尔94岁，体弱多病、目盲耳聋，离逝世只有两年，他最后一次干预多米尼加的政治，拯救国家自然保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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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61年至今，这段后楚吉洛时代，多米尼加共和国继续推行工业化与现代化。多米尼加的出口经济一度严重依赖蔗糖，随后重心转移到本章上文所述的采矿业、自由贸易区工业出口商品与非蔗糖农作物出口商品。此外，对多米尼加和海地的经济发展起重大作用的是海外人口。大约有100多万名多米尼加人和100万海地人住在国外，尤其是美国，这些寄回国的收入大大帮助了两国的经济。虽然多米尼加共和国仍被认为是穷国（人均年收入为2200美元），但我在访问期间明显体会到许多经济快速增长的特征，建筑工程比比皆是，道路交通繁忙拥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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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 差异的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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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了这两个国家的历史背景以后，让我们回到本章开头所提到的让人惊诧的差异：为什么共享一岛的两国在政治、经济和生态史的发展有着如此南辕北辙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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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答案与环境差异有关。伊斯帕尼奥拉岛的降雨由东而来，因此踞于岛东的多米尼加共和国有更充沛的雨水，作物生长也就更快。伊斯帕尼奥拉岛上最高的山峰位于多米尼加共和国，源自高山的河流大多往东流入多米尼加这边。另外，多米尼加还拥有广阔的河谷、平原、高原以及肥厚的土壤。特别是北部的西保河谷是全世界最肥沃的农地之一。相比之下，海地这边由于高山阻挡了来自东部的降水，气候相对干燥，山区比多米尼加来得多，可供精耕细作的平地则很少，多属石灰岩地质，土壤浅薄贫瘠，恢复能力差。然而矛盾的是，海地所占的地方虽然先天环境不尽人意，但农业经济蓬勃发展却要早过多米尼加。其原因在于海地的农业财富是以森林和土壤这一环境资本的衰竭为代价的，就像漂亮的银行账面隐瞒了负现金流。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们会再次讨论这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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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环境上的差异造成了这两个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社会和政治体系的差异，对此海地的经济付出了相对惨重的代价。在这种意义上，两个国家大相径庭的发展方式被夸大了，许多其他因素也一并导致了最终结果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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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社会与政治的差异中，其中一个是因为海地曾是富甲一方的法兰西殖民地，是其海外帝国中最有价值的一块。而多米尼加共和国则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在16世纪晚期，西班牙自身的经济与政治势力已奄奄一息，自然顾不上伊斯帕尼奥拉岛。因此法国能够在海地投资密集型的奴隶种植园农业，西班牙则无能为力。法国将大量奴隶输入到海地的种植园，因此在殖民地时代，海地的人口已经是它邻居的7倍。即使在今日，海地人口约为10000000人，而多米尼加共和国只有8800000人。但海地的国土面积仅为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一半多一点而已，所以海地的人口密度是多米尼加共和国的2倍。高人口密度与低降雨量这两个因素相结合造成了海地大量森林遭到滥伐、土壤养分流失的局面。除此之外，运往海地的奴隶船只返回欧洲时满载木材，因此到了19世纪中期，海地低地和山坡的木材被砍伐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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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社会与政治因素是多米尼加共和国大多是讲西班牙语的欧洲后裔，欢迎和吸引欧洲移民与投资人，最后这些移民与投资成为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经济支柱，而海地多数为讲克里奥语的前黑人奴隶，同时，1804年后，海地的政策对移民和投资多加限制。这些前往多米尼加的移民中有许多中产阶级商人和专业人士，对该国发展贡献极大。多米尼加人甚至在1812年到1821年间自愿重归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其后在1861年到1865年间，其总统选择西班牙作为保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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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造成经济差异的社会因素是作为奴隶史和奴隶起义的产物，大多数海地人拥有自己的土地，凭此得以自给自足，无需政府协助发展现金作物与欧洲各国进行交易，而多米尼加却得以发展出口经济和海外贸易。海地的精英分子对法国有强烈的认同感，对海地本土则冷淡得多。他们既不收购土地也不发展商品农业，只是一味从农民身上榨取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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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的差异则与两位独裁者不同的抱负息息相关。楚吉洛致力于发展工业经济，建立现代化国家（尽管是为己利），而杜瓦利埃却没有这么做。这可以看作是两位独裁者不同的秉性，也折射出两个社会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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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过去的40年中，海地滥伐森林与贫困问题比多米尼加共和国更为严重。多米尼加还保有大面积的森林覆盖率，并开始发展工业化。在楚吉洛执政期间开始计划建造水坝用以水力发电，巴拉格尔政府与后来的领导人负责着手建设。多米尼加共和国还进口丙烷与液态天然气做燃料用以替代森林木材。相形之下，海地的一贫如洗迫使它的人民不得不继续仰赖砍伐森林制成的木炭作燃料，从而进一步加速了对所剩无几的森林资源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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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 多米尼加的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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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森林滥伐等环境问题由来已久，积累至今，比多米尼加共和国要严重得多。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很多，其中包括本书五点框架中的四个因素：人类对环境影响的差异、与他国间友好或不友好政策，以及社会和领导人是否作出正确的回应。在本书分析的案例中，无论是本章讨论的海地与多米尼加共和国所作的对比，还是第八章格陵兰岛上挪威人与因纽特人迥异的命运，都清晰无误地阐明了一个看法，即社会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手中，成败兴亡均来自我们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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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尼加共和国自身的环境问题是什么呢？他们采用的又是何种对策？用我在第九章介绍过的专业术语来分析说明的话，多米尼加在环境保护初期采用的是由下至上的手段，1930年后改成由上至下，现在是两者兼而有之。在1860年代和1870年代，多米尼加经济价值高的树木遭到大肆砍伐，造成当地一些珍贵树种的灭绝。19世纪晚期，许多林地被清除，用以发展甘蔗种植园和其他现金作物。多米尼加的森林砍伐率大大增加。20世纪早期，由于铁路枕木需要木材，且都市化开始起步，森林砍伐率进一步上升。1900年刚过不久，降雨量低的地区因为砍伐树木做燃料，爆发了上述的森林危机，同时河岸耕种又使溪流遭受污染。当地第一条禁止砍伐树木及污染河流的条例于1901年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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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地亚哥真正采用由下至上的环境保护大约是在1919年到1930年间。它是共和国第二大城市，是最富饶也是农业最过度开发的地区。森林砍伐与运输网络产生新的农业集聚地，同时也造成了水域破坏。胡安·鲍蒂斯塔·佩雷斯·兰西律师与米格尔·卡奈拉·拉扎罗医生及环境监测员对此大受震惊，游说圣地亚哥的商会买下土地作为森林保护区，同时向大众募捐筹集资金。1927年，他们终于获得成功，农业部划拨一笔额外的政府资金使购买第一块自然保护区得以成行。该保护区被命名为亚克保护区，亚克河是国内最大的一条河流，保护区即为出入受到限制或禁止的一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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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后，独裁者楚吉洛将管理环境的推动力转变为由上至下的方式。他在执政期间扩展了亚克保护区的面积，又兴建了另外一些保护区。1934年，第一座国家公园成立，并设置了一支防卫队加强森林保护，同时禁止山林烧垦，未经他的许可也不得在中央山脉的康斯丹萨地区砍伐松树。楚吉洛的这些举措均以保护环境为由。但他可能更多受到经济考虑的推动，包括他个人的经济利益。1937年，楚吉洛政府委任一位著名的波多黎各环境科学家卡洛斯·察冬博士对多米尼加的自然资源（农业、采矿业和林业潜力）做一个评估。对于这片加勒比海地区最广阔的松树林，察冬特别计算了它的商业砍伐潜力，大约为40000000美元，在当时可算是一个天文数字。基于这项报告，楚吉洛开始参与松树林的砍伐，将一大片松树林归为自己名下，同时他也是国内最大的锯木场的合伙人。在砍伐过程中，楚吉洛的森林采用环境健康（森林保育）的方式，留下一些成熟的树木，作为自然恢复的种子来源。今日在新生林中，我们仍能辨别出那些粗壮的老树。1950年代楚吉洛的环境手段包括任命一位瑞典人研究建造水坝用水力发电的潜能、规划这类水坝建设，1958年召开第一次环境大会，并建立了多个国家公园，至少部分保护了对水力发电至关重要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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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独裁统治期间，楚吉洛（照旧和他的家庭成员或叫亲戚出面）对森林进行大肆砍伐，但他的独裁政府禁止其他人砍伐及建立非法的集聚地。1961年，楚吉洛死后，阻止大肆掠夺的多米尼加环境墙被推倒。垦耕者占领土地，烧林耕种。大规模无组织的移民纷纷从农村拥向都市。圣地亚哥四大富裕的家族以比楚吉洛执政期间更快的速度砍伐森林。楚吉洛死后两年，被民主选上的总统胡安·博世试图劝服伐木者放过松树林，计划中的亚克保护区和尼凿水坝需要这片林子做分水岭。但伐木者却与其他的利益集团串通一气推翻了博世，伐林速度进一步加快，直到1966年巴拉格尔被选为总统才扭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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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格尔意识到整个国家的当务之急是维护分水岭，使水力发电得以成行，同时也能确保工业与家庭用水充足。巴拉格尔刚上台不久，就严刑立法禁止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内进行商业伐木，并关闭了所有的锯木厂。对此一些权贵家族将他们的伐木场迁移到更偏远的森林，并在晚间作业。巴拉格尔只好采用更为严厉的举措，将加强森林保护的责任从农业部转到军队，并宣布非法伐木是一项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为了阻止伐木，军队武装通过飞行勘测和军事行动来侦察非法伐木。1967年的一个晚上，军队突然扫荡了一个秘密的大型伐木场，双方展开枪战，致使十几个伐木者中弹身亡。这是多米尼加环境史上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之一，给伐木者无疑是当头一棒。然而一些非法伐木活动仍继续发生，军队因此进一步搜查枪击伐木者。到巴拉格尔第一次执政期间（从1966年到1978年，他经历了三次任期），非法伐木活动已大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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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巴拉格尔众多影响深远的环境治理手段中的一个。还有一些如下：从1978年到1986年——巴拉格尔在野的8年里，其他总统重新开放了一些伐木场和锯木厂，毁林烧炭也日益增多。1986年，巴拉格尔在重新上台的第一天就下达行政命令再次关闭伐木场和锯木厂。第二日他部署军用直升飞机侦测非法伐木和闯入国家公园者，然后采取军事措施从公园捕获、关押伐木者，驱逐一贫如洗的垦耕者和有钱人的企业与房屋（有些还属于巴拉格尔的朋友）。这些措施中最众所周知的是1992年在90％被遭毁坏的拉斯海提斯国家公园驱逐了上千名垦荒者。两年后，巴拉格尔又亲自指挥军队夷平了胡安·B·佩雷斯国家公园里多米尼加富人的豪宅。巴拉格尔禁止烧垦，甚至颁布法律（结果难以实施展开）规定每道篱笆都必须使用活树而非木材。巴拉格尔采用两种方法来降低对本国木材的需求，使用替代品：一是开放市场，从智利、洪都拉斯和美国进口树木（由此消除了国内商店对多米尼加木材的大部分需求）；二是减少传统砍伐树木制作木炭的方式，建立多个站点从委内瑞拉进口天然气。为了鼓励大众改用天然气，政府不但提供补助，还免费分发天然气炉灶。巴拉格尔极大扩张了自然保护系统，建立起国内最早两个海岸国家公园，又在近海水域设立了两块座头鲸禁捕区。与此同时，又将河岸20码范围内地方列为保护地，海岸60码范围内列为保护湿地，并在里约环境会议上签署了10年禁猎的协议。巴拉格尔向工业厂家施压，要求他们妥善处理废物、控制空气污染（虽然成效甚微），又向矿产公司收取重税。他反对制止了许多破坏环境的项目提案，其中包括穿过国家公园通往桑切斯港口的道路、贯穿中科迪勒山脉的南北公路、圣地亚哥国际机场、马德里戈超级港口和水坝，甚至拒绝维修那些已有的高地上的公路，任其无法通行。巴拉格尔在圣多明各建造了水族馆、植物园和国家历史博物馆，又重建了国家动物园，所有这些都已经成为主要的观光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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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格尔最后一次政治活动是在94岁的时候，他联合新任总统梅希亚共同反对前总统费南德兹关于降低和减少自然保护系统的计划。为达成目的，他们耍了一个立法上的花招，即在费南德兹的提案上增添了一项追加条款，把现存的只受行政命令控制（比如费南德兹的提案）的自然保护系统改为由法律控制，所谓的法律指的就是1996年巴拉格尔最后一任总统结束到费南德兹的计划之前。因此，巴拉格尔在千辛万苦捍卫自然保护系统中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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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格尔的这些行动可谓是多米尼加共和国由上至下环境管理的顶峰时期。与此同时，由下至上的成就在楚吉洛死后也开始重散光辉。1970年代和1980年科学家们对国家的海岸线、海洋和陆地自然资源做了细致的调查盘点。多米尼加人渐渐重拾在楚吉洛统治下中断了几十年的由私人组织的公民参与环境保护事务。1980年代，出现了很多非政府组织，其中包括影响日益壮大的环境保护组织。许多发展中国家环境问题的改善主要依靠国际环境保护组织各分支机构的努力，而多米尼加共和国由下至上的动力来自于当地非政府组织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这些非政府组织与大学和科学院一起成为多米尼加本土环境保护运动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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