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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网络由很多行动者组成——企业、人、群体、市场、机器——并不是所有的参与者都是人，但是它们能够像我们一样感知和行动。我们在这个网络中是十分灵活的。我们有时候在这里，有时候在那里，我们没有固定的位置。有时候我们也会同时在很多地方，因为我们可以让机器替我们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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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应该将“分散”和“离散”混淆。“离散”这种状态当然也是存在的，但是“分散”和“离散”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3]如果我们终止了“离散”状态，那么我们就赢得了自己，我们就会集中起来；如果我们终止了“分散”状态，那么我们就失去了自己，我们就会失去部分的自己。随着社交网络、聊天、手机应用程序以及类似东西数量的增长，我们正在形成我们特别渴望拥有的自我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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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我们自己的所有这些形象是非常辛苦的，但也是令人满足的，就像来自魏玛的媒体哲学家克里斯托夫·恩格曼所写的那样：“数字化越普及，数字力量所能影响的领域就越多，这样一来，个人面对的与数字化及个人数字身份有关的挑战就越多。”通过分散的思考和分散的行动这一理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因为我们是分散的，这些网络才能将我们创造出来，使我们只能生存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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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所有的人类形象都有两面，在现在这个关于人类形象的设想中，危险的和令人欣慰的方面同样是紧密相连的。危险的一面是，我们在一个后人类世界里再也不能够确定，某一追求的确是我们真正想要的。或许我们会像在拉斯韦加斯的赌客一样迷失自我，再也无法认清我们的初衷是什么。与之相对，对某些人来说，人和世界之间的障碍消失这个想法是令人欣慰的。重视生态和精神的思想者们早就指出，我们对自然和环境的敬畏太少了。对技术转变的认识和对精神转变和新的意识的要求就这样相遇了：如果人想要维持这个世界，必须放弃自己的特殊地位。但是人的分散需要全新的敏感性和能力，我们正在培养这样的敏感性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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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幻肢痛又称肢幻觉痛，是指患者感到被切断的肢体仍然存在，且在该处发生疼痛。——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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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延展心灵论”是由安迪·克拉克和戴维·查尔默斯提出的概念，主要认为认知过程并不仅仅发生大脑中，认知结构与认知过程还会扩展到外部世界。——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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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散”对应的德文原文是“Verteilung”，而“离散”对应的德文原文是“Zerstreuung”，两者的差异作者已在文中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说明。至于像目前这样的译法是否合适，恳请读者指正。——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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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粒社会：数字化时代的社会模式 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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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0年左右，美因茨的金匠约翰内斯·古腾堡发明了活版印刷术，这是一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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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点与人们普遍认为的活字印刷术带来了很多好处的想法完全相悖。普遍的想法是：活字印刷术使得知识的传播成为可能，人们开始阅读和受到教育，书籍为科学的普及铺平了道路，并有利于打破教会的垄断。最后启蒙运动开始了，并将人类从他们“咎由自取的不成熟”中解放出来。这是人类夏天的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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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起来不错，但是有些太悦耳了。首先，活字印刷术把社会推入了一场巨大的危机之中，并且强迫它重新描述基础概念和人类形象。这同时解释了为什么古腾堡的发明在今天又重新重要了起来：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一场新的媒体灾难，所以短暂地回顾一下历史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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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古腾堡发明的活字的帮助，中世纪的社会明显可以产出更多的观点、更多的宗教见解、更多的矛盾、更多的争论、更多的分歧，这些已经超出了当时社会的承受能力。书籍、论战性的小册子、传单、论文、讽刺作品组成的洪流滚滚而来，到达了一个无法估量的地步。在50年的时间里，有30 000本书被印刷了1 000万次——这些书被投入了这样一个社会：在那之前，这里仅有少量的手抄作品，整个社会依赖于一套约定俗成的标准。在这个社会中也有过争论、分歧和多样性，但是在规模和深度上，这些争论和印刷革命之后充斥整个社会的意见分歧的浪潮是根本无法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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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基础架构没有做好迎接这些新的改变的准备工作。社会学家们提到交流和意义供应的“过剩”，当时每个人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过剩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信息和新的知识太多了，对所有人提出了苛求；二是出现了一种新的信息形式——突然间所有之前沉默的人都发出了声音，由教会和贵族组成的等级制度陷入了困境。所有人都可以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只是因为他可以使用一台廉价的印刷机。此外，所有的一切突然变得可以比较了：人们只需要将书放在一起。人们可以相信哪一本书？可以驳倒哪些？依据哪些标准？有了这些不知疲倦的权衡，不久，一个概念变成了现实——“批判”。从此以后，为了得到一个有意义的评定，每个人都必须“批判地”追问所有的意见。社会被这种批判淹没了，被由此产生的战争淹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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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几百年之后，过剩的问题才被解决。新的机构，例如议院、大学、宗教团体出现了，但更重要的是，人的形象有了改变。人现在被要求在过剩的思想里掌握主动权。批判是主动权的一部分，还要有一定的复原力，目的是使人能够忍受社会持续的不稳定，并且在喧闹躁动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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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我稳定的一种形式我们已经了解了，那就是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因为我一直在思考克服过剩的问题，所以我保证了自己的存在。这是一种聪明的形式：把问题作为解决方法的基础。第二种自我稳定的形式是理性主义：它将思考称为“理性”，从此以后要求每个人都要成熟起来，也就是负起责任，在混乱的观念里进行理性的选择。人类改变了对自己的解释：从此以后，人类会在批判的洪流中不断成长，成为主动思考的、自由的存在。印刷术革命诞生了一种新型人类，这种新型人类知道如何应对这样的改变，因为他本身就充满了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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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我们正在经历另外一场媒体革命。我们再次需要一种新的人类形象。社会学家迪尔克·贝克尔理智地写道：“就像活字印刷术要求一个修订版的人类一样，计算机也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也会被过剩的交流纠缠，这一次参与其中的不仅是所有人，还有机器。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交流过剩。它使用隐藏的算法进行那些我们无法理解的论证，不断给出可以决定我们生活的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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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的沟通无处不在。网上的每篇文章，在被我们读到之前都被搜索引擎读过。机器将每个在脸谱网上发布的消息分类在不同的时间轴里。编程人员所做的，也只是明确地为机器设定好程序。机器一直在分散和改变我们的交流沟通，并对其分类。它们也在产生额外的沟通。很久之前，机器就在以超出人类交流总量的数量等级进行沟通：不久后将有大约500亿台技术仪器发出和接收数据，这些仪器会发出我们听不到的巨大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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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现代理性主义如今帮不上什么忙了：理性的测试过程持续的时间太长了，太浪费了。“批判”的前提是对方也“具有批判能力”——数字化设备是这样的吗？传统意义上的教育也没有什么帮助，因为它是以知识的稳定性（一种规则、一种教育标准）为前提的，然而这一特点在粒度社会中被模糊化了。理性主义和现代的策略与方法不再起作用了。我们又站在了中世纪印刷机开动时我们曾经站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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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现在该怎么办呢？人们可以以哲学的方式应对，就像布鲁诺·拉图尔以及“以物为导向的本体论”和“延展心灵论”的思想者所认为的那样。人们也可以十分实际地应对。这种情况已经大量出现了，但是大多没有像在变革中心出现的那样具有启发性。或者，就像很多人认为的一样：更具代表性的变化发生在邪恶的中心——谷歌、脸谱网和其他的高科技公司。人们最好从这些公司的人力资源部开始，因为在那里能够得知一个充满机器的世界需要哪种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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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兹洛·博克在数年前就开始了这种计算。为此，这位谷歌人力资源总监遵照谷歌的哲学，投入巨大人力物力构建了一个能够显示理想雇员特点的数据模型。而这些特点和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所认为的优秀雇员应该具备的特点是非常不一样的。例如博克放弃了至今为止评判求职者质量的最重要的标准：大学毕业成绩。博克说，大学毕业成绩是不重要的。“大学学业的成功和工作中的效率毫无关联。”不仅成绩是不相关的，大学学习本身也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至少，谷歌的非大学毕业雇员的数量一直在增长。这意味着拥有5万多名雇员的、世界上要求最高的技术公司越来越多地放弃了正规的教育。博克的部门每年会收到250万份求职申请，在这之中有5 000—7 000人会被聘用，也就是每周大约会有100个新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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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糕的是，甚至专业知识对博克来说都不是决定性的：“它对我们来说是最不重要的因素。”因为非专业人士往往能够更好地找到新的解决方法，而且这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脸谱网的做法更加激进：这个拥有将近6 500名雇员的相对较小的公司在聘用雇员时从不考虑雇员的专业领域和求职意向。他们寻找的只是聪明人——之后再为他们匹配合适的工作。另外，所有的软件工程师最迟在一年半后都要进入另外一个团队，接手新任务，包括他们不了解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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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于传统专业领域的轻视有一个简单的原因：这些公司正在寻找还没有被发明出来的东西，而那是没有专业领域的。博克说：“我们需要的是乐于回答没有明显答案的问题的人。”就像在现代社会中，将已知的知识串联起来，在此基础上创造出解决方法——这不再是重要的了，重要的是抓住机会回答那些没有答案的问题。所以公司想要的不是具备知识的人，而是没有知识的人；不是那些只会动用已有的认知资源的人，而是那些按照情境重新排列这些资源的人。“具有决定性的，”博克说道，“是不断学习新知识的能力，是将不同类别的信息颗粒联系在一起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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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能力其实是微粒化的。它不仅要求更多的知识，也要求更多的应激性，以使自己能够受到事物和情境的启发，拥抱各种可能性。能够在沟通过剩的情况下将这种应激性保持下去，有创造性地将其转向，这才是新的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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