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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绝对死亡人数来看，达尼族的战争的确微不足道，但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人口数量庞大，因而死亡人数也十分惊人。以威里希曼和维达亚的战争来看，这两个联盟的人口加起来约8000人，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交战国的人口总数少则数千万，最多将近10亿人。从相对死亡人数来看，其实达尼族战争之惨烈不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欧洲各国、日本或中国。例如，1961年4~9月，威里希曼和维达亚联盟共有11人丧生，约占总人口的0.14%，甚至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区最激烈的战争冲绳岛战役更甚（0.10%）。日军在那三个月的浴血之战中出动轰炸机、神风特攻队、大炮和火焰喷射器，死亡人数约26.4万（美军2.3万人，日军9.1万人，冲绳人民15万人），而美国和日本冲绳的人口总数约2.5亿。至于1966年6月4日的屠杀事件，古帖鲁联盟的南部联邦总人口数约2500人，因此被杀害的125人约占人口总数的5%。如要达到同样的比例，在广岛被原子弹炸死的日本人应该多达400万，而非只有10万，“9·11”事件丧生者则应为1500万人，而非区区2996人。从世界的标准来看，达尼族的战争规模较小，那是因为人口少，但从地区人口的标准来看，达尼族的战争可谓异常惨烈，这项结论亦适用于下一章的一般传统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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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之前的世界：我们能从传统社会学到什么？ [:1707568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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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之前的世界：我们能从传统社会学到什么？ 第四章 战争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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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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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群的战争，如前一章描述的新几内亚达尼族之战，虽然处处可见，但并非所有小型社群都会发生这样的战争。这样的战争也引发不少激辩，例如我们要如何定义战争？所谓的部落战争算得上是真正的战争吗？小型社群与国家战争的死亡人数可否相提并论？小型社群与欧洲人接触，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后，战争因此增多，还是减少？在人类之前，像猩猩、狮子、狼等社会性动物也会成群结队互相攻击、厮杀，这是否意味好战已在人类的基因链中？在人类社群中是否有特别爱好和平的？如果有，为什么？还有，传统社群战争的动机和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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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先从战争的定义下手。人类暴力的形式很多，其中只有一些算战争。敌对的两个国家正式宣告开战，并派遣众多受过训练的士兵互相厮杀，这当然算是战争。如果是一个人杀死另一个人或家族血斗则不算战争，如大约在1880年，美国弗吉尼亚与肯塔基州界两大家族哈特菲尔德与麦科伊因细故结怨，互相仇杀。此外，帮派火并、贩毒集团斗殴或政党斗争也都算不上内战，内战的例子包括：社会主义者与法西斯在意大利与德国的对抗导致墨索里尼与希特勒各自掌权。但我们该如何界定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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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或许取决于研究目的。如果是军事学院受训的军人，他们在对战争下定义时，似乎可以排除第三章所述的达尼族部落战争。但就本书的研究目的来看，我们必须考虑到所有的社群，小到20个人组成的队群，大到有数十亿人口的国家，并且把这些社群的战争纳入。正如史蒂文·勒布朗（Steven LeBlanc）所言：“在为战争下定义时，不可只看社群规模大小或战斗方式，否则我们便无法研究古代战争……根据很多学者为战争所下的定义，仅适用于复杂、能运用金属工具的社群。至于小型社群之间的突袭和杀戮，则不算‘真正的战争’，比较像游戏或竞技。这种看法把战争的方式与结果混为一谈……我们必须考虑下面几点：不同政治实体发生冲突，是否导致多人伤亡、领土被侵占，或是原来的领土变得太危险而不适合居住？社群成员是否必须为保护自己而耗费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如果打斗、杀戮对社群成员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不管打斗方式如何，仍应被视为战争。”如果我们用这样的观点来看战争，就可把第三章所述的达尼族的打斗纳入战争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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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典型定义如《大英百科全书》第15版所述：“战争是不同的政治群体，如地区、国家之间及同一国家或地区的敌对派系之间公开的暴力冲突，参与者为大量有组织、有训练的军事专业人士……参战者一般在5万人以上。”如同其他许多人类公认的对战争的定义一样，这一定义限制了我们的研究目的，因其限定“大量有组织、有训练的军事专业人士”，因此过于狭隘，小型社群的武装冲突皆被排除在外。参战者人数规定在5万人以上，这样的数字不但过于武断，已是第三章提到的达尼族人口总数（战士与妇孺）的6倍以上，也比本书提到的大多数小型社群人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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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研究小型社群的学者对战争提出比较宽松的定义，一般而言包括三个因素：一是群体之间（不论人数多寡）发生的暴力冲突，而非某个人杀害另一个人（此为谋杀，而非战争）；二是发生暴力冲突的双方属于不同的政治实体；三是即使执行杀戮行动的只有群体的部分成员，这样的行动也必须得到整个政治实体的批准。照这样的定义来看，由于哈特菲尔德与麦科伊这两大家族属于同一个政治实体，再者美国也不允许他们之间的杀戮，所以这两大家族的血斗并不构成战争。上述三个要素可合并成一个简短的定义：“所谓的战争，是敌对的政治实体间不断出现的暴力冲突，其杀戮行动得到政治实体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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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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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从第三章达尼族战争看出这是传统战争的第一手研究：研究人员和摄影团队深入传统社群，观察、拍摄战争实况，计算战士伤亡的人数，并访问参战者，以得知更多的细节。因此，就达尼族的战争而言，我们掌握确凿的证据。若这样的研究有数百个，便可证明传统社群战争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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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学者扛着摄影机深入传统部落拍摄战争实况可谓特例，这样的观察是否完全客观、没有受欧洲的影响也还有争议。自1492年以降，欧洲势力开始扩张，征服许多非欧洲族群，欧洲政府占据新的领土之后，第一件事就是镇压传统战争。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自保，治理征服之地，另一方面也为了开化当地人，使他们接受文明的洗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多人类学家和研究人员获得充裕的研究经费前往小型社群进行田野调查，但那时大抵只有新几内亚和南美洲仍可见到部落战争，其他太平洋岛屿、北美洲、大洋洲、非洲和欧亚大陆早就看不到这样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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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新几内亚和南美洲，最近人类学家也难有机会目睹传统战争。首先，该地政府不希望手无寸铁的外人因为调查研究遭到部落人民的攻击，而变成世人瞩目的焦点。其次，他们更不希望人类学家带着武器深入部落，阻止部落人民的战争。因此不管在新几内亚还是南美洲，旅行都有严格限制，除非官方认为当地安全才会开放让外人进入。然而，还是有学者和传教士得以溜进原始部落，看他们开战。最知名的研究者包括观察1961年达尼族战争的研究人员、1979年起在新几内亚西部针对法玉族进行研究的屈格勒家族，以及在委内瑞拉和巴西研究雅诺马莫印第安人的拿破仑·沙尼翁（Napoleon Chagnon）。虽然哈佛探险队来到巴里姆山谷之时，当地已有荷兰政府设立的巡逻站，但探险队仍可在荷兰政府管制之外的地区进行研究。尽管这些研究提供了不少第一手的观察数据，但有很多细节还是必须靠当地人补充。例如布鲁克豪瑟所记载的，哪些人在什么情况下受伤以及身体的哪个部位受伤则不一定是他本人亲眼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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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们对传统战争的认识，大多数都是通过参战者对西方国家的采访者的描述或欧洲人（政府官员、探险家、商人等）的观察。那些西方人都不是受过训练、为了博士论文搜集资料的科学家。例如，很多新几内亚人曾对我讲述他们参加传统战争的经验。然而，我造访新几内亚那么多次，不管是到澳大利亚政府控制的东部（即后来独立的巴布亚新几内亚）还是印度尼西亚治理的西部，我都不曾目睹新几内亚人刀戈相向。如果真发生战事，澳大利亚或印度尼西亚政府都不会允许我进入战区。即使我想去，也根本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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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描述传统战争的西方人大都不是专业学者，如传教士夫妻克劳斯与多丽丝·屈格勒（Klaus and Doris Kuegler）之女萨拜因·屈格勒（Sabine Kuegler）。萨拜因·屈格勒在她出版的畅销书《丛林之子》（Child of the Jungle）中描述她在6岁时看到法玉族的一支蒂格雷人与来访的瑟佛依迪族人（Sefoidi）发生冲突，拿着弓箭射向对方。箭从她身边飞掠而过，被箭射中的人则由族人驾着独木舟载走。西班牙教士胡安·克雷斯皮（Juan Crespi）也是，他是波托拉探险队的成员。这支探险队于1769~1770年踏上南加利福尼亚州东岸，是最先研究丘马什族的欧洲人。克雷斯皮也详细描述了丘马什人拿弓箭对射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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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来自欧洲的外界人士，不管是人类学家还是普通人，他们对传统战争的描述主要有一个问题，也就是观察本身会干扰到被观察的现象，也就是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以人类学研究而言，只要有外人在场，就会影响到那些不曾与外界接触的原始族群。此外，国家政府也以终结传统战争为首要目标。例如澳大利亚政府在20世纪进驻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一件事就是禁止部落战争和食人习俗。外人也可能用不同的方式制止当地人互相打斗。到法玉族地盘客居的克劳斯·屈格勒坚持当地人不可在他住的房子周围厮杀，要打的话，请到别的地方。为了自身的安全与平静，他们不得不离开。法玉族听从他的劝告，渐渐地不再打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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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欧洲人努力终止或减少部落战争的例子。然而，也有人认为欧洲人曾故意挑起部落战争。其实，只要外界人士踏入原始部落，就可能在无意间激发部落相斗。因此，我们听到外界人士描述他们的所见所闻，不管是否有战争，还是无法从他们的描述中得知真相。我们将在本章后面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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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方式是从考古学的记录仔细研究传统族群与外界接触前遗留下的战争证据。如此一来，就可完全去除外来观察者的影响。然而由于战争的实况并非通过直接观察而得，也没有当地人的报告作为佐证，要正确解读事实并不容易，只能从考古学的证据推论，因此还是会有很多事实无法确知。关于部落战争最明确的证据莫过于一堆被草草掩埋的人骨，骨头出现断裂的痕迹或武器造成的凹痕，如箭头嵌入骨头或被利斧砍到，头骨有剥割头皮留下的长割痕，或因被斩首（猎人头），头骨仅和头两节脊椎骨相连。例如约阿希姆·瓦尔（Joachim Wahl）与汉斯·柯尼希（Hans König）在德国西南部的塔尔海姆研究了34具骸骨，经过辨识发现这些是18个成人（9男、7女，另有两人的性别无法辨认）和16个儿童的遗骸。这些是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被堆在一起胡乱掩埋的，没被好好安葬，也没有常见的陪葬品。其中18个头骨右后方有被砍的凹痕，分析敌人拿着6种不同的斧头，以右手持斧，向他们的脑袋后方猛砍。受害者从儿童到60岁左右的老人都有。显然有五六户家庭惨遭屠杀，而敌人的数目远远超过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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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考古学证据包括武器、铠甲、盾牌和堡垒等防御工具。有些武器（如矛和弓箭）可能用于狩猎或杀人，不一定是战争所用的武器，战斧和大型弹弓发射器才能作为战争的证据。同样，铠甲和盾牌也只用于战争，不会用来狩猎。有不少现存于世的传统族群依然会使用这样的武器作战，包括新几内亚人、澳大利亚原住民和因纽特人。所以，在考古遗址发现的铠甲和盾牌也可视为过去战争的证据。此外，战争的遗迹还包括防御工事，如城墙、护城河、城门和可投射武器的塔楼，以防敌人从城墙攀爬上来。例如在19世纪初期，欧洲人开始在新西兰殖民时，发现新西兰的原住民毛利人各部落都会修筑叫“帕”（pa）的堡垒。这些堡垒本来用于部落之间的战争，后来则用来抵御欧洲人。目前考古学家已在新西兰挖掘出1000个左右的“帕”，经年代鉴定，建造于欧洲人来到之前，但和欧洲人看到的“帕”类似。显然，在欧洲人踏上新西兰的土地之前，毛利人早就开始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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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发现有些古代遗址建造在山顶、悬崖顶端或面向悬崖之地，看来是为了防御敌人入侵，才会选在这样的地点。如阿纳萨兹印第安人在弗德台和美国西南各地的聚落有的甚至盖在一二千米高的岩架上，必须利用梯子出入，生活必需品（如水和食物）都得费尽千辛万苦才能送到那么高的地方。但欧洲人来到这里的时候，印第安人就有安全的藏身之处。由于早在欧洲人来到美国西南部的几个世纪前已出现这样的遗址，显然这是为了对抗其他印第安部族的入侵。如果这些考古学证据还不够，我们还可看看原始族群在上更新世留下的壁画，他们刻画敌对的部族拿着弓箭、盾牌、矛或棍棒等武器，互相厮杀以及有人被矛刺死的惨状。之后，大约在公元800年，玛雅人也在波南帕克留下精美的壁画，栩栩如生地呈现战争和囚犯被行刑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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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就小型社群（最小如队群，大如酋邦和最早的国家）的传统战争而言，我们的资源来源主要有三类，除了现代人的亲眼观察、考古学证据，还有艺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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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战争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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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古今，战争皆有多种形态。传统部落社群也会运用现代国家的基本战争策略。（当然，部落不可能打空战，而海战也需要特别的战船，直到公元前3000年国家政府出现之后，才有海战的历史记录。）最常见的一种策略就是正式对阵战，也就是交战双方各自结集庞大的人马正面交锋。我们一想到现代国家战争，就会立即联想到这种策略，最有名的例子如斯大林格勒会战、盖茨堡之役与滑铁卢战役。除了战争规模和武器有别，这样的战争其实和前一章所述达尼族在1961年6月7日、8月2日和8月6日的战争很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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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常见的战争策略是突袭。一小撮战士侵入敌人领土，在夜色、地形或树丛的掩护下悄悄前进，趁机偷袭、攻击，暗杀几个敌人或破坏其居所、设施之后随即撤退，无意歼灭全部的敌军或是永久占领他们的土地。这或许是传统战争最常见的类型，而且有许多记录，如努尔人偷袭丁卡族或雅诺马莫印第安人互相偷袭。前一章所述达尼族在1961年5月10日、5月26日、5月29日、6月8日、6月15日、7月5日、7月28日发生的战事都是偷袭。现代国家战争也可见以步兵、战舰或飞机进行突袭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