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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突袭类似的军事行动则是埋伏，在传统战争中也很常见。入侵者选择躲在一处，待敌人过来的时候，出其不意，予以痛击。如前述达尼族在1961年4月27日、5月10日、6月4日、6月10日、7月12日和7月28日发生的战事。埋伏也是现代战争常用的策略，利用雷达或破解敌军密码侦测出敌人的行动，在敌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埋伏、狙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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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部落也会摆设鸿门宴，设局谋杀敌人，如雅诺马莫印第安人和新几内亚的部落都曾邀请邻近的部落来参加宴会，等客人放下武器，大吃大喝，再痛下毒手。现代人也许会觉得奇怪，为什么雅诺马莫人已经听过这样的事件仍会落入死亡陷阱。也许是因为传统部落常常一起饮宴进而结盟，加上主人热情邀约，客人于是不怀疑他。现代国家政府极少使用这种手段，唯一的例子是南非布尔人的首领皮耶·雷提夫（Piet Retief）率领100个族人在1838年2月6日接受祖鲁国王丁冈（Dingane）的邀请，前去赴宴。这些布尔人进入国王的帐篷后，即全数遭到屠杀。然而这个事件可算是例外，因为祖鲁人乃南非原住民班图人的一支，19世纪初原始社会瓦解，部落联盟兴起，出现近百个酋邦，战乱不断，后来才统一，建立祖鲁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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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家倾向通过外交促成自己的利益，而不会利用如此无耻的欺骗手段。即使希特勒和日本要对苏联和美国发动攻击，也会公开宣战，但现代国家对待叛徒则另当别论。如法国将军查尔斯·勒克莱尔（Charles Leclerc）曾在1802年6月7日邀请在海地建立独立政权的领导人杜桑–卢维图尔（Toussaint- Louverture）前来参加宴会，却趁机将他逮捕，关进监狱，翌年卢维图尔死于狱中。在现代国家，帮派分子、毒枭、恐怖集团也会用同样的手段杀害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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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仅见于传统社群的战争类型是和平聚会擦枪走火，在不可收拾之下演变成战争。这比请君入瓮的鸿门宴更为常见，如邻近的两个部族因为祭典共聚一堂，完全没有厮杀的企图，然而在双方的阵营中，也许某两个人有宿怨，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终于克制不了，开始动手，双方亲戚也加入战局。我有一个美国友人曾受邀参加法玉族的聚会。在场几十人，有几个人不时口出恶言，一副气冲冲的样子，先是用斧头猛砍地面，最后甚至斧头相向。传统社群平时很少碰面，偶尔在祭典时相遇，如碰到仇家就常会发生这种流血冲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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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恩怨演变成战争的事件在现代国家非常罕见，但也有这样的实例，如1969年6~7月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的足球战争。萨尔瓦多经济比较发达、人口众多，因此地狭人稠，耕地不足，很多萨尔瓦多人为了工作机会移民洪都拉斯，但他们赖以为生的土地后来被洪都拉斯政府没收，只好返回萨尔瓦多，引发政治与社会动乱。1970年，萨尔瓦多与洪都拉斯为了争夺1970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参赛资格，必须以三战两胜的方式决定赢家。6月8日第一场在洪都拉斯举行，东道主队以1∶ 0获胜，但洪都拉斯球迷殴打萨尔瓦多球迷引起骚乱。6月15日，第二场在萨尔瓦多举行，情况更糟，东道主萨尔瓦多因主场优势以3∶ 0重创洪都拉斯，但萨尔瓦多球迷不仅殴打对方，还侮辱洪都拉斯国旗和国歌。6月26日，萨尔瓦多在墨西哥市的延长赛中以3∶ 2险胜洪都拉斯，两国即宣告断交。7月14日，萨尔瓦多军队入侵洪都拉斯，并出动空军轰炸。这场足球战争历时100个小时，2000余人丧生，是为世界杯足球史上最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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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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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部落战争的死亡率有多高？是否可与现代国家战争的死亡率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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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历史学家皆会搜集、统计每场现代战争的伤亡资料，如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伤亡人数。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计算一个国家在一个世纪中因战争造成的死亡率，如20世纪的德国。至于现代部落社群战争死亡率的计算与估量，目前已有数十项研究。人类学家劳伦斯·基利（Lawrence Keeley）、塞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迈克尔·威尔森（Michael Wilson）和马丁·穆勒（Martin Muller）曾分别针对23~32个传统社群进行研究，发现各社群间的差异颇大。与战争相关的死亡率每年平均可达1%（即以100人组成的社群而言，平均每年有一人死于战争），达尼族、苏丹丁卡族和北美两个印第安社群则更高。安达曼岛人、马来西亚塞芒族则很低，每年约在0.02% 以下。这样的差异主要和这些部族的生计方式有关，根据兰厄姆、威尔森和穆勒的分析，务农的社群若发生战争，死亡率几乎是狩猎——采集族群的4倍。另一个衡量战争冲击性的方式则是计算总死亡率与战争死亡率的比例，如厄瓜多尔瓦拉内印第安人因战争造成的死亡率占总死亡率的56%，而分布在世界各地的6个传统部落则只有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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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研究传统小型社群与战争相关的死亡率，基利提出国家社群的10项数值来做比较，其中之一是瑞典，这个国家在20世纪没参与过任何战争，因此与战争相关的死亡率为0，其他9项数值则突显现代战争的可怕。以长达一个世纪的期间而论（包括战争与和平之时），在现代战争中死亡人数最多的莫过于20世纪的德国与俄国，死亡率分别为每年0.16% 和0.15%（即每1万人中，每年分别有16人和15人死于战争）。这就是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灾祸。相比之下，法国在19世纪因战争造成的死亡率则比较低，只有0.07%，包括拿破仑战争和拿破仑大军从俄罗斯大撤退。至于20世纪的日本死于战争的人口，美军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造成的死亡人数，加上日本其他大城市遭到传统炮弹的轰炸、枪击，还包括死于饥荒、自杀与溺亡者，以及日军“二战”中在海外战死的几万士兵，还有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侵略中国、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总计20世纪的日本因战争造成的死亡率每年只有0.03%，仍比德国和俄国低。从长期来看，战争造成的国家死亡率最高为每年0.25%，即阿兹特克帝国亡于侵略者西班牙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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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再来比较这些战争在传统小型社群及人口庞大的国家社群造成的死亡率（一样是比较在一长段时间之内，包括战争与和平之时，估算战争平均在每年造成的死亡率）。我们可以发现，在20世纪的现代国家中，战争造成死亡率最高者（即德国与俄国）只有传统小型社群平均值的1/3，更是达尼族的1/6。以战争造成的死亡率而言，现代国家的平均值大约只有传统社群的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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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或许会和我一样，起先对这样的数值惊异不已。以时间平均值来看，现代国家的壕沟战以及机关枪、汽油弹、原子弹、炮弹、鱼雷等武器造成的死亡人数，竟然远远比不上传统小型社群用矛、弓箭或棍棒互相攻击。如果我们仔细比较传统社群和现代国家战争的差异，就可恍然大悟。首先，现代国家的战争都是断断续续的，并非无时无刻不在交战，而传统部落则经年累月都在作战。以20世纪的德国为例，交战时间只有10年（1914~1918年以及1939~ 1945年），剩下的90年则无人死于战争。反之，达尼族则每年、每月都有战争。其次，除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大规模征兵，国家战争造成的伤亡都是18~40岁的男性，而且只派专业军人上战场打仗。此外，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空军大轰炸，普通民众不会因战争而面临生命危险。反之，传统社群如发生战事，男女老少则无人可以幸免。再次，国家战争的士兵如投降或被敌军捕获通常可以保住一命，若是在传统部落战争中落入敌方之手，则无活命的可能。最后，传统战争常出现大屠杀，被围捕的一方可能全部惨遭杀害，如达尼族在20世纪30年代末、1952年、1962年6月和9月及1966年6月4日发生的大屠杀事件。现代国家的战胜国通常会让战俘活命，有的战俘会被遣送回国，有的则被迫当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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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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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群与国家的战争有何异同？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注意传统社群和国家社群的战争并非如南辕北辙那样的两极。社群由小到大，战争也会跟着出现一连串的变化。一个社群越大，军力就越强大，军人数目也比较多，因此很难全数隐藏起来，也不会利用突袭或埋伏狙击的方式，倾向与敌人正面交锋。如果是政权集中、阶级分明的大型社群，领导人就非常强势。一个国家的军队有各种等级之分，包括军事参议官、总司令等，至于小的队群则人人平等（如达尼族的古帖鲁联盟），领导人力量薄弱，主要是用说服来促使别人行动，而非利用权威使人遵从他的命令。中央集权的大型酋邦如发生战争，这样的战争则和小国之战相似。尽管社群规模从小到大有一连串的变化，我们还是可以比较小型传统社群与庞大的国家社群交战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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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社群的一个相似点，也就是都会通过结盟来壮大势力。如前一章所述，达尼族的威里希曼——瓦拉鲁亚联盟也会和其他部落结盟，以对抗维达亚及其联盟。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也是，分别组成两个联盟，其中英、美、俄属于同一阵营，而德、意、日则是其敌对阵营。现代国家也许可以凭借优良的军事科技和领导力来制服敌人（如以色列），既无科技也无领导力的传统社群因此更重视结盟，拥有越多盟友则越可能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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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相似点是，所有的社群不论大小，一样会徒手与敌人厮杀搏斗，也会使用远程武器歼灭敌人。即使是一小撮法玉人在屈格勒家旁边打斗，也会用弓箭，而达尼族威里希曼的韦杰克希和简诺克马也在近距离遭维达亚人以矛刺死。一个社群越大，科技越进步，武器的射程就越远。虽然罗马士兵也会拿剑或匕首与敌人搏斗，也有远程武器可用，如弓箭、标枪、弹弓、石弩，射程最远可达800米。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军已研发出一种名叫“大贝尔莎”的远程火炮，可在100公里以外之地轰炸巴黎。现代的洲际弹道导弹更可绕过半个地球，投递核弹头。尽管如此，现代士兵与敌人近身肉搏仍会使用手枪或刺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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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远程武器持续发展之下，战争变成只要按一个钮即可歼灭敌人（如按钮发射炸弹、炮弹或导弹）。士兵或军官看不到敌人的脸，因此可克服面对面杀人的恐惧（见图37）。但在所有的传统战争中，若不是从几百米外拿起弓箭瞄准敌人，就是眼睁睁地看着敌人拿刀刺向自己（见图36）。传统社群的人从小就开始学习打斗和杀戮，但现代国家的人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都告诉他们，杀人是罪大恶极之事，直到长大成人，被征召入伍，才必须依照上级的命令对敌人开枪。难怪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士兵中，多达半数的人刚上战场时无法拿枪射杀另一个人。传统社群的人在作战时可毫无顾忌地杀人，现代国家则可用高超的军事科技克服杀人的心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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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传统战争和国家战争的差异，其中一点即涉及心理层面。现代国家的士兵即使和敌人面对面，也互不相识，此前也无任何嫌隙。反之，在传统小型社群，不但社群里的人彼此熟识，敌对阵营的人大都也叫得出名字。这是因为小型社群经常结盟或通婚，所以多半互相认识。如第三章所述，达尼族的战士不但会互相叫嚣，甚至指名道姓地辱骂对方。读过《伊利亚德》（Iliad）的读者应该都还记得希腊和特洛伊的首领开战前总会指名叫阵，如赫克托耳和阿喀琉斯。因此，人与人之间的深仇大恨与血债血偿多半是传统战争的主因，例如敌人杀了你的亲戚或朋友，但是现代国家战争则通常与个人仇恨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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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心理差异涉及自我牺牲。在传统战争中根本没有自我牺牲这回事，这却是现代战争歌颂的事迹。现代国家的士兵在统帅的命令下代表国家与敌人厮杀，不管是与敌人正面交锋还是冲向敌军防御的铁丝网，都可能牺牲宝贵的生命。还有一些士兵则愿意舍身救战友，如用自己的身体盖住手榴弹，使其他在战壕内的弟兄得以逃过一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几千名日本士兵出于自愿或在日军将领强迫之下组成神风特攻队，针对美国海军舰艇或登陆部队进行自杀式袭击，此外还有樱花弹和回天鱼雷等以人手操纵的自杀攻击式武器，以和敌军同归于尽。这些敢死队的成员不知生死为何物，具有狂热的爱国心，年纪轻轻即愿意为国捐躯。就我所知，新几内亚传统部落战争没有这种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做法：每个战士的目的都是杀死敌人，让自己活命。例如1961年5月11日，威里希曼阵营入侵维达亚，用箭射伤一个叫胡外的人。胡外的同伴把他丢下，自己逃跑，没留下来救他。6月10日，维达亚人抓到一个来自威里希曼、名叫韦杰克希的男孩，韦杰克希的三个同伴一样只顾自己活命，拔腿就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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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群和国家的士兵也有差别。所有国家的军人都是全职的专业士兵，可待在战场上多年。至于平民生产的粮食，不但可养活自己，也可供给士兵。一般而言，国家的士兵都是专业军事人员（如现在的美国），但到了战时，为了扩大人数，也可能招募非军事专业的志愿者或征召平民入伍。反之，所有的队群和部落战士（包括大多数的酋邦战士）都不是专业军事人员，如第三章所述的达尼族战士。他们平时以狩猎、畜牧或务农为生，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战斗时间一般只有几小时到几周，然后就必须回到家园，生计才不至于受到影响。因此，传统社群的战士不可能长时间待在战场上。因此，欧洲殖民国家的士兵在对抗部落和酋邦时具有很大的优势。有些非欧洲族群可在短时间内集结全力，对抗来自欧洲的入侵者，但长期作战耗损太大，最后只能臣服，如新西兰的毛利人、阿根廷的阿劳坎印第安人、北美洲的苏族及阿帕奇印第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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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军事历史学家常会论道传统部落战争“效能不佳”：几百个战士厮杀了一整天，最后只有一两个人死亡，甚至可能无人伤亡。原因之一是传统社群没有大炮、炸弹等杀伤力强大的武器。其他原因还包括战士为非军事专业人员，以及没有强有力的领导人。再者，传统社群的战士没有接受集体训练，不能执行精密、复杂的作战计划，就连同步射击都做不到。如果同时发射弓箭，杀伤力则远大于分别发射。如果只是一支箭，敌人躲过的可能性极大，若万箭齐发，则在劫难逃。除了阿拉斯加的因纽特人，大多数传统社群（如达尼族）都不曾练习同步发射。传统社群的战士几乎没有纪律和组织，尽管在战斗之前已排好队伍，只要一开打就会陷入混乱。再者，传统社群的战争领导人无法以军法管束士兵，要士兵服从命令。1966年达尼族发生大屠杀，即因古帖鲁领导无力，无法制止北部的战士杀戮南部联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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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战争和国家战争有两个最大的差异，其一就是全面战争和有限战争的区别。国家和大型酋邦大都倾向打有限战争，只摧毁敌方的作战能力，无意损毁敌人的土地、掠夺其资源，也不想伤害广大的老百姓，毕竟他们入侵的目的是侵占敌人的土地、资源与人民。美国人通常认为全面战争是美国内战（1861~1865年）期间才出现的战争概念。当时的北方军将领威廉·谢尔曼提出焦土政策，对南方发动全面战争，不惜动用一切资源歼灭敌人，不论是作战部队还是平民，格杀勿论，他向海洋推进战役（从亚特兰大到大西洋），一路摧毁南方的房舍、工厂、磨坊，炸毁桥梁，破坏铁轨，掠夺粮食，破坏农田和农作机械，杀害牲畜，焚烧棉花，逼迫南方耗尽资源，重创其士气，最后不得不宣告投降。谢尔曼如此解说自己的战争哲学：“战争是残酷的，你无法使之变得文雅……我们今天所要对抗的不只是敌方的士兵，还有他们的人民。不管男女老少、贫贱或富贵之人，无人可以例外……我们无法改变南方人的心，但我们可以让战争变得极其恐怖……让人厌恶战争，以后世世代代都不想再陷入战争。”然而谢尔曼并没有杀死南方平民，南方邦联军队的士兵只要投降或被捕也可免于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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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战争的标准来看，谢尔曼的做法并非特例，他也不是发动全面战争的始祖。其实，几万年前队群和部落已采用这种作战方式，如人类学家在塔尔海姆发现的大屠杀遗骸。国家的军队之所以会饶战俘一命，因为他们有能力养战俘、保护他们、让他们工作，也可防范战俘逃跑。对传统社群来说，战俘没有利用价值，因此不会让他们活命。再者，战士也知道他们要是打败或被活捉，一定会被杀，所以奋勇作战到最后，绝不投降。直到5000年前城邦在美索不达米亚形成，才有收容战俘的历史记录或考古学证据。那时，他们会将战俘的眼睛挖掉，以防止他们逃走，而那些战俘也只能从事依靠触觉的工作，如纺纱或农作。有几个采用定居形态、经济已经分工化的部落及由狩猎——采集族群组成的酋邦也会利用战俘当奴隶，如美国西北太平洋海岸的印第安人和佛罗里达的卡鲁萨印第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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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如何，规模不及美索不达米亚城邦的美国西北太平洋海岸的印第安人和卡鲁萨印第安人仍会歼灭没有利用价值的敌人。对达尼族、佛尔族、阿拉斯加因纽特人、安达曼岛人等部落而言，作战的主要目的是夺取敌人的土地并歼灭全部的敌人，不论性别、年龄，如1966年6月4日达尼族的大屠杀事件，就有几十个妇女和儿童遭到杀害。有的传统社群则在杀死敌人中的成年男子并用棍棒打死婴儿之后，带走可生育的女人，如努尔人袭击丁卡族。努尔人也会把已断奶的幼儿带回去当自己的后代抚养。雅诺马莫印第安人一样也会放过敌人阵营的女人，带回去当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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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群打全面战争通常必须动员所有的人。如达尼族在1961年8月6日发动的战争，参战者就包括6岁大的孩子。相比之下，国家战争只派军事专业人士上阵，因此人数只占成年男性的一小部分。以拿破仑在1812年率领大军入侵俄国为例，士兵总数约60万，从19世纪国家战争的标准来看已非常庞大，但这样的总数仍不及当时法兰西人口的1/10（有些士兵来自其他联盟国家，非法兰西人）。即使是现代国家的军队，真正上战场作战的官兵也只是少数，远不及支持部队。以美国为例，前者和后者人数为1∶ 11。如果从整个社群的作战能力来看，达尼族大可笑傲19世纪的拿破仑与今天的美国，而达尼族在1966年6月4日发动的大屠杀，一口气焚毁几十间草屋，偷走敌人的猪，这样的行动则不禁让人联想到谢尔曼的海洋推进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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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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