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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与国家战争之间的重大差异，除了全面战争和有限战争，还包括终结战争与维持和平的步调。正如第三章所述的达尼族之战，小型社群的战争通常涉及复仇。乙方杀了甲方的人，甲方的人则要乙方血债血偿，乙方的人死了，甲方的人心满意足，但乙方又会回来向甲方索命，因此陷入冤冤相报的无限循环。只有一方被全部歼灭或赶走，或双方耗尽所有的人员和资源，战争才会停止。但国家和大型酋邦不像队群或部落，通常倾向打有限战争，目的在于征服敌人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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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一个部落里的人共同做出终止战争的决定，或与敌人达成停战协议并不容易，因为只有中央集权的大型酋邦或国家能由领导人做出决定或与敌人协商，部落没有强有力的领导人，每个人都有发言权。即使一个部落与敌人达成停战协议也很难维持和平。对任何社群而言，不管是部落还是国家，总有对和平协议不满的人，因为个人怨仇而想要攻击敌人或引发新的争端。国家政府由于中央集权，拥有动用武力的唯一权力，因此可以制止个人寻仇，领导力薄弱的部落首领则做不到。因此，部落和平很难维持，很快就会陷入新的战争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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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小型集权社群的差异就是国家存在的主要原因。长久以来，对国家兴起的原因，以及大众为何能忍受国王、议员或官员的治理，政治学者多有辩论。全职的政治领导人并不自己生产粮食，而是靠人民生产的食物维生。政治领导人如何说服或强迫人民这么做？人民又如何愿意让他们掌控大权？法国哲学家卢梭猜测，政府的兴起是人民理性的决定。人民认为在领导人和官员的治理下，自己必然能获得更大的利益。但没有其他历史学家做这样的推论。反之，酋邦会演进成国家是通过竞争、征服或外来压力：酋邦因为决策效能高，因此得以抵抗其他酋邦的入侵。例如在1807~1817年，非洲东南部几十个原本互相交战的祖鲁酋邦渐渐被丁吉斯瓦约统一。丁吉斯瓦约擅长招募战士、解决争端、整合被击溃的酋邦、治理领土，因此得以完成统一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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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的人再如何好战，也明白战争带来的悲惨、危险与亲人被杀的痛苦。部落战争在殖民政府的强力干预下宣告结束，部落里的人常说他们的生活质量大有改进。这是因为如果没有中央集权的政府阻止他们杀戮，他们就难以摆脱互相仇杀的恶性循环。新几内亚高地的奥亚纳人（Auyana）告诉人类学家斯特林·罗宾斯（Sterling Robbins）：“自从殖民政府来到这里，我们的生活大有改善，吃饭的时候不必提心吊胆，担心有人会从背后攻击。早上起来去屋外小解，也不必害怕遭到暗杀。所有的人都承认，他们在作战时内心充满恐惧，而且很怕落单，找不到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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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从这样的反应理解，为何少数澳大利亚巡逻官和当地的警察就可以终止新几内亚东部的部落战争。他们来到交战的村落，买下一头猪，当场用枪击毙猪，让村民了解他们的武器火力强大，接下来拆除村庄的围桩，没收战争用的盾牌，以免任何人再发动战争。偶尔有几个当地人胆敢发动攻击，则立即被击毙。当然，新几内亚人眼睛雪亮，看得出枪支火力非凡。我们实在难以预料新几内亚部落社群会轻易放弃战争，毕竟他们已打了好几千年，而且从小到大都以战场上的功绩为人生最大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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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于，新几内亚人了解和平的好处。如果没有国家政府的介入，他们永远无法体会这一点。例如，20世纪60年代，我曾在新几内亚高地待了一个月。此前不久，那个地区才结束长久以来的征战，居民共有两万人左右，由一个澳大利亚巡逻官和几个当地警察维持治安。虽然只有巡逻官和警察有枪，新几内亚人还是可利用夜晚埋伏、偷袭，把他们杀死，再发动战争，但他们并没有这么做。显然他们了解国家政府能带来一个很大的好处，也就是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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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欧洲人接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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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对传统战争有何影响？会使传统战争变得更多、更少或者不变？这个问题很复杂。如果一个人认为欧洲人与传统社群接触必然会使传统战争加剧，不相信外来旁观者的观察。人类学家基利就曾以西瓜打比方：如果我们本来相信西瓜的果肉是白的，拿刀切下去之后，才发现西瓜果肉是红的，因此在没切开西瓜之前，我们如何证明西瓜的果肉是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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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目前已有大量考古学证据和战争的口述历史证明，传统社群与欧洲人接触之前已有不少战争，并非一直过着和平的生活，直到欧洲人来到才干戈相向。毋庸置疑的是，部落战争的消失或减少是因为欧洲人或其他国家政府的干预，因为所有的国家政府都不希望战争和动乱影响他们对当地的治理。从人种学研究来看，在欧洲人与传统社群接触之初，当地战争可能因此增加或减少，原因包括欧洲人带来的武器、传染病、商机，以及粮食供应的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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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新西兰的毛利人与欧洲人接触之后，在短期内战争就变多了。毛利人在1200年左右在新西兰落脚。考古学家在当地挖掘出很多堡垒，证明早在欧洲人来到之前，毛利人已常常作战。根据历史记录，欧洲人最早在1642年踏上新西兰，并自18世纪90年代在此地殖民，当时毛利人不但会杀欧洲人，也会互相厮杀。1818~1835年，欧洲人引进的两个东西突然使毛利人的战争变多。一是步枪，也就是新西兰历史上有名的步枪之战。毛利人发现步枪杀伤力强大，远胜过以前用棍棒打斗，于是用土地和欧洲人换步枪作为战争利器。二是马铃薯。你或许会大吃一惊，难以想象这东西与战争的关联。其实，毛利人的战争时间能够拉长、规模变大，都是拜马铃薯所赐。毛利人的主食原本是甘薯，马铃薯（原产地为南美洲）则是欧洲人引进的。马铃薯在新西兰落地生根之后，产量丰盛，远超过甘薯，毛利人的余粮因此增多，得以喂养战士，让他们长期待在战场上，或搭乘独木舟征服远方的部族，甚至可远征1600公里之外的地方。一开始，只有少数几个部落可向前来做生意的欧洲人买步枪。这几个部落便用步枪征服其他部落。然而，步枪越来越普及，等到所有的部落都拥有步枪就是步枪之战打得最如火如荼之时，后来即渐渐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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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济也是一样，1808年左右欧洲步枪引进后，斐济人就可持枪歼灭众多敌人。步枪的杀伤力远大于他们以前使用的棍棒、矛和弓箭。欧洲的枪支、船和钢斧于19世纪引进所罗门群岛之后，岛上猎人头的风俗因此更加兴盛，毕竟钢斧不像石斧，使用多次依然锋利。同样，北美大平原和非洲中部由于欧洲枪支与马匹的输入，加上奴隶买卖，战事因此增多。上面提到的各个社群早在与欧洲人接触之前已有战争，但在欧洲人的刺激下，在几十年间（新西兰、斐济、所罗门群岛）或几百年间（北美大平原、非洲中部）战争增多，之后才渐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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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群和欧洲人接触之后，战争也可能平息，连短期激增的现象也没有。在新几内亚高地有很多地方，在殖民政府的巡逻官进驻后战争即销声匿迹，之后欧洲商人和传教士才来到这里，并带来其他间接从欧洲输入的贸易物品。人类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对非洲的昆族队群进行研究，发现他们已不再互相攻击，但在1945年之前仍有一些谋杀案件。最后5件谋杀案中，有4件（分别发生于1946年、1952年、1952年和1955年）的凶手都被兹瓦纳政府关进监牢。由于兹瓦纳政府的法庭可解决争端，因此昆族人在1955年之后不再用谋杀来解决怨仇。然而我们可从昆族的口述历史得知，几个世代前，队群间的突袭和战争仍是家常便饭，但在兹瓦纳政府警方镇压与司法系统的运用下，队群间不再经常发生暴力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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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后要举的例子是阿拉斯加西北部。当地同属因纽特族的尤皮克人与伊努皮克人本来常常爆发冲突，与欧洲人接触的10年内或不到一个世代，战争就消弭了。原因不在巡逻官、警察或法律禁止，而是其他接触的结果造成的。1838年，欧洲人将天花这种传染病带进来，致使很多尤皮克族群遭到灭绝，战争也就戛然而止。伊努皮克人则非常热衷于贸易，特别是与欧洲人交易毛皮，1848年后，交易更加频繁，如果发生战争将失去宝贵的商业机会，所以他们愿意放弃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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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传统族群与欧洲、兹瓦纳等外来国家或酋邦接触，长期下来必然会压制部落战争。至于短期效应，可能使战争立即中止，或是在这样的刺激下战事突然增多，但最后还是渐渐变少。我们无法断言传统部落战争是与欧洲人接触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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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如何，长久以来一直有西方学者否认传统战争的存在。法国思想家卢梭便认为人类与生俱来就有怜悯之心，战争是在国家兴起之后才出现的。研究20世纪传统社群的人种历史学家观察到的部落和队群都过着和平的生活。这是殖民政府掌控的结果。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类学家才在新几内亚高地和亚马孙地区亲眼见识最后的部落战争。至于考古学家挖掘出来的防御工事则常被认为只是沟渠、村子外围的栅栏、屏障或边界的象征，而非与战争有关。然而传统战争的证据已多不胜数，包括直接观察所得、口述历史和考古学的发现。我们不禁疑惑，传统战争的存在与否为什么会引起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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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原因是传统社群与欧洲人接触前或在早期接触时发生的战争难以评估。传统社群的战士很快就察觉来访的人类学家讨厌战争，因此他们在发动突袭时不会让人类学家一同前往，更不会让他们拍摄战争实况。哈佛皮博迪探险队得以在新几内亚高地拍摄有关达尼族战争的影片可谓特例。另一个原因是传统族群与欧洲人接触之后短期对部落战争造成的影响可能是双向的，必须在不预设立场之下分别评估每个例子。尽管如此，仍有许多人无视证据，否认传统战争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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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学者深入传统社群研究几年之后，常会与当地人打成一片。这些学者认为战争是罪恶的，他们的读者大多数也这样认为，他们不希望他们的部落朋友被当作恶人。此外，有些国家或殖民政府急欲征服传统社群的土地，恨不得早日除去那些原住民或对他们自相残杀视若无睹。再者，如果说传统社群是好战之徒，那无非是欧洲人想为他们虐待原住民的行为辩护，因此学者不愿意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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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理解那些学者对原住民的同情。然而，这样无视传统战争的现实，甚至为了政治目的加以扭曲，并非好的策略。错误地称原住民不爱战争并非尊重他们。传统社群的战争就像其他有争议的现象，皆可以客观地进行观察与研究，最后必然能显现事实。但是学者若基于冠冕堂皇的政治理由否认传统战争的存在，必然无法看到事实。我们该基于道德的立场主张原住民的权益，而非一味地驳斥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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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性与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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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采用本章前面对战争的定义，即“敌对的政治实体间不断出现的暴力冲突，其杀戮行动得到政治实体的批准”，再用比较宽泛的观点来看“政治实体”和“批准”，如此一来会互相作战的不只是人类，还包括动物。论及人类战争时经常被提到的物种就是普通的黑猩猩，因这种黑猩猩是人类的近亲。黑猩猩的战争和人类队群和部落战争很像，包括成年雄性发动的突击或偶然与其他黑猩猩群体相遇发生冲突。据统计，黑猩猩打斗造成的死亡率平均每年为0.36%（即1万只黑猩猩中，每年有36只因打斗死亡），和传统社群战争造成的死亡率差不多。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猩猩祖先把战争的基因传给我们，因此好战已存在我们的本性之中，人类无可避免会陷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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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黑猩猩并非人类的祖先。人与黑猩猩有共同的祖先，在600万年前分别走上不同的演化之路。源于此共同祖先的除了上述两者，还有倭黑猩猩，因此人类的近亲除了黑猩猩，还有倭黑猩猩。并非这三种物种都爱好斗。倭黑猩猩以爱好和平著称，有些人类传统社群也不好战。除了黑猩猩，有些社会化的动物物种（如狮子、狼、鬣狗及几种蚂蚁）也会成群结队互相攻击、厮杀，有些则不会。显然，并非所有社会化的动物（包括人类与黑猩猩）都爱打斗。兰厄姆论道，会打斗的社会化物种有两大特征，一是激烈的资源竞争，二是大小不同的群体相遇就很容易滋生暴力冲突的行为，大的群体因数量大而占优势，轻而易举便可击退入侵的小群体或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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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人类体内是否潜藏暴力攻击的基因？当然，人类有这样的基因，然而人类其他行为（如合作）也都有基因基础。其实，人类的大脑结构、荷尔蒙和本能都和基因有关，如荷尔蒙中的睾酮即与攻击行为息息相关。但攻击行为就像身高，除了会受基因的影响，也会受环境和社会因素的左右（如营养不良对身高的影响）。因此攻击行为不像镰状细胞贫血，并非单一基因就能决定的特质，与其他基因或环境等无关。此外，与战争相反的合作行为也常见于人类社群。我们已在第一章谈论过，邻近的人类社群会在某种环境的影响下合作，如资源多寡出现波动，或赖以生存的土地无法生产所有生存所需的资源。然而，并非所有邻近的小型社群都会合作，有些较常合作，有些则不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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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大多数的人类社群都会交战，有些则比较和平。这点可由几个外在因素来说明。如中美洲的哥斯达黎加近年未曾发生战争，甚至1949年已废除军队，这是因为该国人民崇尚平等、民主，而且邻国尼加拉瓜和巴拿马都没有威胁性。再者，该地区除了巴拿马运河，没有其他值得征服的目标。如果哥斯达黎加胆敢攻击巴拿马运河，美国必然会出兵防卫。在近代，瑞典和瑞士也都无战事。这两个国家因强敌环伺（德国、法国、俄罗斯），一方面不可能出兵征服这些邻国，另一方面重视国防，加强装备，让敌人不敢轻举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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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少数传统社群也和上述现代国家一样，一直过着和平的生活。如格陵兰西北角的极地因纽特人因为与世隔绝，没有邻居，也不曾与外界人士接触，即使他们想要作战，也没有交战的对象。此外，少数以狩猎——采集为生的队群因为住在人烟稀少的地区，生存环境恶劣，几乎没有什么财产，也都各自过着孤立的生活，很少与其他队群打交道，如美国大盆地的肖肖尼印第安人、玻利维亚的西里奥诺印第安人、澳大利亚沙漠的一些部落和西伯利亚北部的恩加纳桑人。不曾经历战争的农民包括秘鲁的马奇根加印第安人，他们住在森林边缘，因资源有限，无法供养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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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无法断定哪些人类社群与生俱来爱好和平或特别好战。似乎对一个社群而言，决定交战的重要因素是战争是否对自己有利，以及是否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应战。尽管有些社群很少发生战争，被认为天性温和（如塞芒族、昆族和非洲的俾格米族），同一个群体间的成员也有暴力冲突事件（如谋杀），不同群体之间则无战斗。但在20世纪50年代被英军征召到马来西亚战场与共产党交战的塞芒族一样杀红了眼。因此，人类是否天生就有暴力倾向或爱好合作是没有意义的辩论。所有的人类社群都会合作，也会用暴力解决争端，至于会表现出什么样的特质则依环境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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