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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天，没再出现第二根神秘的树枝，也没有其他可疑的迹象，我们倒是在白天看到了树袋鼠。树袋鼠是新几内亚最大的本土哺乳动物，也是本地猎人的首要目标，因此在栖地很快就被射杀光了，存活下来的树袋鼠只会在夜间出没，一看到人就会跑走，但这里的树袋鼠并不怕人。我们还看到食火鸡。食火鸡是新几内亚体型最大的鸟类，但不会飞，也是猎人的首要目标，在有人的地方很罕见，也很怕人。这里的大鸽子和鹦鹉一样不怕人。上述现象表明：这里的动物未曾见过猎人或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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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升机在19天后依照约定来接我们。那个树枝之谜依旧无解。除了那根树枝，我们没再发现其他疑似人类留下来的痕迹。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游牧族群不大可能大老远从低地爬到一两千米高的山上开垦园圃，一两年后再回来，并在地上插了根树枝，几天后刚好被我们发现。我虽然无法解释那根树枝为何会插在地上，我还是认为古密尼过度紧张，他的理由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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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可以理解为何古密尼会有这样的态度。他住的地方最近才成为政府管辖之地，之前部落战争连年不断。帕伊亚比古密尼年长10岁，从小就学会制造石器。在古密尼和帕伊亚的社群，如果不注意森林里是否有陌生人的踪迹，必然活不久。也难怪古密尼在森林里发现一根插在地上的树枝就忐忑不安，提高警惕。我如果没遭逢船难，也许会认为古密尼反应过度，就像我刚踏上新几内亚时竟然敢在枯死的大树底下扎营、睡觉。我在新几内亚也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因此能了解古密尼的反应。即使那根树枝只是从树上掉下来、插在地上的，小心1000倍总比粗心大意好，免得被陌生人杀害。古密尼的神经质其实是有道理的，凡是经验丰富、生性谨慎的新几内亚人都会有那样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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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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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新几内亚人以我所谓的“有益神经质”来防患未然的做法令我印象深刻，但我希望读者别误以为他们会因为太恐惧而手足无措或迟疑。新几内亚人和美国人一样，有些人特别小心，有些人还是会粗心大意。谨慎的人会先评估风险才行事，他们也会冒险，然而还是抱着小心谨慎的态度。这是因为他们为了求生存，获取食物，而不得不这么做。著名的曲棍球员韦恩·格雷茨基（Wayne Gretzky）曾说：“如果你不挥杆射门，就永远无法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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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新几内亚友人应该也能体会这句话，只是他们可能会加上两个注解：第一，对传统社群的生活而言，尽管“射门失败”会遭到处罚，你还是得做，只是你会更加小心；第二，由于曲棍球比赛有70分钟的时间限制，你不可能等到完美的机会出现再挥杆射门。同样地，传统社群的生活也有时间限制，如果你不冒险去找水喝，几天之内就会渴死；如果你在几周内都没办法找到食物，那就会饿死。再说，传统社群的人因为许多无法控制的因素，如疾病、旱灾、遭到敌人攻击等，平均寿命要比第一世界的人短。不管一个人再怎么小心，很可能也活不到55岁。第一世界的人必须忍受的生存风险则比较少，平均寿命可达80岁。正如格雷茨基所言，如果曲棍球比赛的时间长度缩短为30分钟，他必然会更努力地尝试射门。我将在下面举三个例子，说明传统社群愿意冒什么样的风险，但在西方人眼中，实在恐怖到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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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族猎人只用小小的弓和毒箭当武器。他们会拿着棍棒对一群狮子或鬣狗挥舞，并对它们喊叫，要它们远离动物的尸体。猎人用毒箭射中羚羊，羚羊不会立刻死亡，还会逃走，等几个小时或一天后，毒性发作，羚羊才会倒下。但是第一个发现羚羊尸体的总是狮子或鬣狗。如果猎人不把那些掠食者赶走，自己就会饿死。但我一想到拿着棍棒对一群狮子挥舞，就觉得这无异于自杀。尽管如此危险，昆族人一年总要面对几十次，而且得面对几十年。他们会等狮子吃饱，露出圆滚滚的肚子，再去吓退它们，以减少被狮子吃掉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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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几内亚东部高地佛尔地区的女人结了婚就要搬到丈夫的村子。如果她们要回娘家探望父母或亲戚，丈夫就得陪同，否则只能自己回去。然而，在战争频仍的部落，女人单独出行是很危险的，可能在经过敌人地盘的时候遭到强暴或杀害。为了减少风险，女人通常必须请住在途中的亲戚护送。尽管如此，仍有可能遭遇不测，女人还是可能被仇家杀害，或者护送的亲戚人数不敌仇家，最后还是死在仇家手中。在传统社群，这种冤冤相报可谓家常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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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人类学家伯恩特曾讲述少妇裘姆的故事。裘姆来自一个名叫欧发芬纳的村子，嫁给一个住在贾苏维的男人。有一天，裘姆带着孩子，要回欧发芬纳探望父母和兄弟，途中将经过一个叫奥拉的地区。奥拉最近有个叫伊努莎的女人被欧发芬纳的男人杀害。因此，裘姆在贾苏维的姻亲劝她在奥拉找名叫阿西瓦的男性亲戚护送她。阿西瓦的父亲正是死者伊努莎的哥哥。不幸的是，裘姆在园圃找到阿西瓦之后就被几个奥拉男人发现了。他们对阿西瓦施压，要他默许他们在他面前强暴裘姆，然后把裘姆和她的孩子杀死。由于裘姆和她的孩子正是奥拉人复仇的对象，阿西瓦本来就不大想帮裘姆的忙。至于裘姆为什么找阿西瓦帮忙而惹来杀身之祸，伯恩特解释说：“战争和复仇因为稀松平常，那里的人已经习惯了。”裘姆为了见父母一面，不得不冒险，虽然已做了防备，仍不幸死于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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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例子是关于因纽特猎人的。因纽特人如果要在冬天捕杀海豹，必须在冰面上站在海豹的呼吸孔旁。有时，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只要海豹一浮到洞口，立即用鱼叉捕猎。万一冰面断裂或是漂浮到海上，因纽特人就可能淹死或饿死。如果他们待在陆地上，就不会面临这么大的危险。但是陆地上的猎物很少，远不如捕杀海豹，因此因纽特人还是可能饿死。为了求生存，因纽特人只好尽量找比较安全、不易断裂的冰面。然而，即使是最小心的猎人也无法保证冰面绝对安全。由于生存不易，因纽特猎人的平均寿命都不长，正如一场只能打20分钟的曲棍球赛，即使射门不中可能遭到处罚，也得冒险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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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多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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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将探讨传统社群生活中的两个特点与其可能的关联性，也就是危险与话多。自从我第一次踏上新几内亚，我就发觉新几内亚人比美国人和欧洲人爱说话。他们说个不停，谈论现在发生的事、今天早上或昨天发生的事、谁在什么时候吃了什么东西、谁在何时何地小便，以及别人对什么人说了什么等细节。他们不只在白天说话，有时睡到一半醒来也继续说话。像我这样习惯一觉睡到天亮、不被干扰的西方人，对这么一个充满话语的世界起初会觉得很难适应。如果我和好几个新几内亚人同睡在一间草屋，总是会被不断地吵醒。其他西方人也曾提到，昆族和非洲的俾格米族等很多传统社群都很爱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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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二次去新几内亚的时候，一天早上，我和两个新几内亚高地人留在同一个帐篷里，其他人都去森林了。那两个新几内亚人来自佛尔部落，用佛尔语交谈。我一直都很乐于学习佛尔语，也学会了一些佛尔词。他们俩的谈话中常重复同样的字眼，围绕着一个话题打转，所以我大概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我发现那两个人不断地谈论着甘薯。甘薯是新几内亚人的主食，在佛尔语中是“isa- awe”。其中一个人看着放在帐篷角落那一大堆甘薯，一脸不高兴地对另一个人说“Isa-awe kampai”（甘薯没了）。于是他们开始数那堆甘薯，先用10根手指，再用10根脚趾，然后再利用手臂上的点来数。两人分别陈述自己那天早上吃了几个甘薯，再提到那个“红人”（也就是我。佛尔人称白人为“tetekine”，意思就是“红人”。他们不称白人为“白人”）那天早上吃了多少。最先说话的那个人说，他饿了，想吃甘薯，但他一个小时前才吃过早餐。两人接着开始讨论，那堆甘薯还可以吃多久，什么时候“红人”（我）会再去买甘薯。他们讲来讲去，都是在说甘薯，让我忘不了这个佛尔词，也很惊讶他们光是说甘薯就可聊上大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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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许觉得这样的交谈只是闲聊，然而对我们或是新几内亚人来说，闲聊也有其作用。对新几内亚人而言，闲聊就是他们打发时间最好的方式，毕竟他们不像我们有很多娱乐，像是看电视、听收音机、看电影、看书、打电动游戏、上网等。他们也利用闲聊来发展社交关系。其实，西方人也会用闲聊来套交情。此外，我发觉新几内亚人也会通过不断聊天来因应生活中的种种危险。他们无所不谈，包括每天发生的大小事，如自昨天以来有何改变、接下来会如何、谁做了什么、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我们的生活信息多半来自媒体，新几内亚人则只能从观察和交谈中得到信息。他们的生活可谓危机四伏，不像我们过得那么安逸。他们只能借由不断地说话来交换信息，了解他们的世界，并随时准备面对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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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也能通过交谈避开危险，然而，由于我们的生活没那么危险，而且我们有很多信息来源，我们不必那么多话。但我们西方人也有因应危险的一套方式。我有一个美国友人是单亲妈妈，在此姑且叫她莎拉。莎拉有一份全职工作，薪水差强人意。她努力工作就是为了挣一口饭吃，养活自己和儿子。她善于社交，人又聪慧，很想找到一个合适的男人结婚，为她分担家计，她儿子也能有一个父亲、保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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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单亲妈妈来说，要找到合适的伴侣实在很难，毕竟知人知面不知心，谁知道新认识的男人会不会欺骗她或是对她施暴。但她依然不气馁，努力寻求第二春，就像昆族猎人，即使狮子环伺，也不肯轻易放弃快到手的猎物，但他们会快速根据经验评估风险，不会贸然行事。经过多次与男人交往，莎拉看男人的眼光变得精准，也留心危险的征兆。她也常常和女性友人讨论、分享交男友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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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茨基应该可以了解莎拉为什么要这么做，毕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令人高兴的是，莎拉终于找到一个好男人，缔结美满的姻缘。）我的新几内亚友人也可以理解莎拉对男人的那种“有益的神经质”，也知道她为何必须和友人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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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之前的世界：我们能从传统社会学到什么？ [:170756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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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之前的世界：我们能从传统社会学到什么？ 第八章 狮子与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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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生活面临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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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梅尔文·康纳（Melvin Konner）曾在博茨瓦纳的卡拉哈里沙漠偏远地带和昆族猎人共同生活了两年。那里没有马路，也没有城镇。最近的一个镇很小，镇上车很少，在路上平均一分钟左右才有一辆车驶过。有一天，康纳带了一个名叫寇玛的昆族人来到小镇。那人在过马路时简直吓坏了，即使左右都没有来车，一样不敢过马路。但是，这个人在卡拉哈里沙漠可是敢从猎物身旁赶走狮子和鬣狗的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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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拜因·屈格勒从小跟随德国传教士父母在新几内亚沼泽林中与法玉族人一起生活。那里一样没有车子，也没有马路。17岁那年，她离开新几内亚到瑞士寄宿学校就读，她说：“我真不敢相信这里有这么多的车辆。车辆以惊人的速度从我面前急驶而过……每次我和朋友要过马路，我就紧张到冒汗。我无法估算车子的速度，害怕会被车子撞到……车子不断从左右两个方向驶来，我朋友把握时机，一下子就跑到街对面了。我还站在原地，就像石化了一样……过了5分钟，我还迟迟未能跨出一步。我实在太害怕了，最后只好绕一大圈，到一个有红绿灯的路口过马路。从那时起，我的朋友都知道要和我一起过马路必须老远就先盘算好。直到今天，我依然害怕在城市交通繁忙的地方过马路。”然而，萨拜因·屈格勒却不怕新几内亚沼泽林中的野猪和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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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每个人类社群面对的危险各有不同。但我们对危险的认知常常只是自己的看法，不见得符合现实。康纳的昆族友人和萨拜因·屈格勒的反应没错，在西方，汽车的确是常见的都市杀手。但如果你问美国大学生和一般女性，对生活而言最重大的危险是什么，他们都会告诉你核武器最危险，比汽车更令人害怕。其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原子弹造成的伤亡只是车祸死伤人数的一小部分。美国大学生也认为杀虫剂非常危险，仅次于枪支和抽烟，相比之下，手术则安全得多。事实上，手术比杀虫剂更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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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传统社群的平均寿命很短，可见传统生活方式比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更危险。然而，这样的差异却是最近才出现的。自从400年前出现了有效能的国家政府，社会在政府的治理下，饥荒的冲击减少，公共卫生也得到改善，加上20世纪抗生素问世，得以对付很多传染病，欧洲人和美国人的平均寿命才得以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