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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族人经常提高警惕，外出采集植物或是在树丛中行走时，他们会注意动物和人类留下的踪迹，也会查看沙子上的痕迹，推测是何种动物或哪一族的人留下的、多久前经过此处、往哪个方向走、速度如何，再决定是否修改自己的行动计划。即使他们待在营地，也一样时时留意。尽管营地有人声和火光，有时毒蛇或猛兽仍会悄悄潜入。如果他们在营地发现一种叫黑曼巴的蛇，就可能放弃营地，而不会把蛇杀死。在我们看来，这样似乎反应过度，但黑曼巴是非洲最危险的毒蛇，长度可达2.4米，动作敏捷，有长长的毒牙，绝大多数被咬的人都回天乏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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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危险的环境中，人们将从累积的经验中得到行为准则，以减少风险。尽管在外人看来是反应过度，那样的准则仍有逢凶化吉的功效，因而值得遵守。人类学家古德尔描述新不列颠岛雨林高隆族避免意外的做法，其实也适用于其他传统社群：“避免意外非常重要。知道在何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做或是不该做什么，才能保住一命。在自然环境中，任何技术或是行为的创新都可能带来很大的危险。正确行为的范围很小，只要超出这个范围就可能遭遇危险，例如走在裂开的地面上、经过正要倒塌的大树，或是在过河时突然遭遇洪水。有人就曾劝告我：别踩着河面上的石头过河（因为洪水即将高涨）、不要玩火（地面会裂开或会被火烧到）、在洞穴中捕猎蝙蝠时不可出声（洞穴会崩塌）等。注意这些禁忌才能在自然环境中生存。”我有位新几内亚友人也告诉我同样的话：“事出必有因，小心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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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在西方社会看到有些人喜欢逞英雄，爱冒险犯难，但我在新几内亚，从未见过有哪个经验老到的当地人有这样的表现。他们不会隐藏自己的恐惧，假装勇敢。玛乔丽·肖斯塔克（Marjorie Shostak）也曾注意到，昆族人不会像西方人一样爱表现自己的胆量：“狩猎通常很危险。昆族人虽然勇敢面对危险，但他们不会为了证明自己勇猛过人而刻意冒险。对他们而言，小心避免危险是谨慎，不是怯懦或没有男子气概。昆族男孩不会故意隐藏恐惧，表现得像大人一样勇敢。昆族人说：‘无谓的冒险等于找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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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斯塔克接着描述一个名叫卡舍、12岁大的昆族男孩与父亲、堂哥一起去打猎的事。卡舍的父亲用矛刺中一只大羚羊，羚羊用长而锋利的角拼命挣扎。肖斯塔克问卡舍，他是否助父亲一臂之力杀死那只羚羊。卡舍笑着说：“没，那时我已经爬到树上！”肖斯塔克觉得很奇怪，于是再问他一次。卡舍解释说，他和表哥等那只羚羊不再奔跑，就立刻爬到树上。他们俩都怕得要死。卡舍丝毫不觉得尴尬，但在西方人的眼中，胆小鬼才会如此。然而，卡舍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学习如何面对凶猛的动物，并捕猎这样的猛兽。肖斯塔克询问卡舍的父亲时，父亲也不以为然，说道：“爬到树上？当然该这么做。他们只是小孩，可能会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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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几内亚人、昆族等传统社群常会讲述惊险的故事。他们没有电视和书本，这也是一种消遣，但这样的故事往往也有教育意义。希尔与乌尔塔多就曾描述阿齐印第安人围着营火闲聊：“有时，晚上聊起当天的事，他们也会说起先前发生的意外死亡事件。孩子都听得入迷，也许也上了宝贵的一课，知道在危险的森林中如何求生。例如，有一个小男孩抓幼虫吃的时候，忘了把幼虫的头掐掉，结果幼虫的下巴卡在喉咙，小男孩因此窒息而死。还有几个十几岁的少年和大人去狩猎，结果在半路走失，之后再也没有回来，或是被人发现时已成死尸；有一个猎人挖掘犰狳地洞时，头朝下跌到洞里，结果窒息死亡；有一个人拿箭射猴子，后来爬到40米高的树上，要把箭拿回来，却不慎从树上摔下来，因而丧命；有个小女孩跌到洞里，因此摔断脖子；有几个男人遭到豹群攻击，有的骸骨还在，有的则尸骨无存；有个男孩晚上在营地睡觉，头被毒蛇咬了，第二天就一命呜呼；一个少女在伐木，倒下的树不幸压死了一个老婆婆，后来族人就给她起了个绰号，叫她‘塌树小姐’，要她好好记住自己闯的祸，不要再犯；一个男人被长鼻浣熊咬了，不久就不治身亡；1985年，也有一个猎人手腕被浣熊咬伤，因血管被咬断，大量出血而死，如果得到医治就不至于死亡；有个小女孩在过独木桥的时候，掉到河里，就这么被河水冲走……最后，有6个人在营地里不幸被闪电击中而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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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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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社群而言，暴力造成的死亡可谓最重要的死因，只是发生的频率和形式有很大的不同。会有这样的差异主要和国家或外界的干预程度有关。暴力的形式大抵可区分为战争（见第三章、第四章的讨论）或杀人。战争是不同的群体互相打斗、杀戮，至于杀人则可定义为一个群体之内的人互相杀害。至于原本关系友好的邻近群体如发生致命的暴力冲突，到底是战争或杀人则难以区分。此外，还有一些杀戮行为也不容易界定清楚。根据已出版的调查资料，阿齐印第安人的暴力杀人事件包括杀婴和杀害老人，但昆族人则未见这样的行为，再者，不同作者对昆族人的杀婴行为也有不同的看法。关于被害人的选择以及被害人和凶手的关系，各族群也有很大的差异。例如，阿齐印第安人的被害人通常是婴儿和儿童，而昆族的被害人主要是成人。昆族暴力事件的研究结果很值得我们参考。根据人类学家最先的描述，昆族人爱好和平，1959年出版的一本有关昆族的专著因此题为“温和的人”（The Harmless People）。人类学家理查德·李在20世纪60年代和昆族共同生活了三年，共观察到34次打斗，但无人死亡。当地人告诉他，那几年确实没有杀人事件。理查德·李在那里待了14个月后，与当地人比较熟悉了，他们才愿意讲出过去的杀人事件。理查德·李对比了好几个人的说法，终于搜集到一张可靠的清单，列出凶手的姓名、性别、年龄，被害人的姓名，凶手和被害人的关系，事件在什么情况下发生，杀人的动机、理由、时间以及凶手使用的武器。1920~1969年，总计共有22人被杀害，但不包括被杀的婴儿和老人。理查德·李认为昆族婴儿和老人被杀的案例十分罕见。然而，根据豪厄尔对昆族妇女的查访，昆族的确有杀婴事件。但理查德·李还是认为1920~1969年只有22个昆族人被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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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22桩死亡案例可以确认是杀人事件，而非死于战争。在几桩案例中，凶手和被害人是同一营地的人，其他案例的双方则是不同营地的人，而且没有两个营地的人成群结队互相杀戮的事情（也就是战争）。的确，在理查德·李调查研究的地区，1920~1969年，皆无任何战事记录。但根据昆族人自己的说法，他们的祖父辈曾征剿敌人，显然类似其他传统社群的“战争”。看来，那是在19世纪兹瓦纳族每年前来与昆族进行贸易之前的事。我们也在第四章看到，贸易对因纽特人的影响，前来交易的商人都不希望当地发生战争。因纽特人为了争取更多贸易机会、追求利益，宁可放弃战争。昆族或许也一样弃武从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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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昆族的杀人案发生频率，在49年中只有22人被杀害，换言之，每两年有不到1人被杀死。这种现象和今日的美国城市大相径庭。如果你是住在都市的美国人，随便哪天翻开报纸，都可发现过去24小时内又发生了几桩谋杀案。这样的差异主要是和人口数量有关。一个美国城市动辄几百万人，但那时理查德·李研究的昆族人只有1500人。因此，昆族杀人案件发生频率为每10万人一年有29件，等于是美国的3倍，更是加拿大、英国、法国和德国的10~30倍。有人认为，美国的杀人案件排除死于战争的案件，但昆族一样不包括死于战争者（他们的征剿在一个世纪前就结束了）。其他传统社群战事频仍，但在近代昆族的确没有战争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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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生频率来看，昆族在49年间只有22人被害，也就是每27个月才有一桩杀人案。如果人类学家在当地进行调查研究的时间只有1年，那就可能不会听闻这样的事件，以为当地人爱好和平。即使人类学家在当地待上5年，也不一定能亲眼看到杀人事件，得靠当地人告诉他。尽管美国是第一世界中杀人案件出现频率最高的国家，但不仅我自己没有目睹过杀人事件，在我的亲友圈中，也只听过寥寥可数的几位谈及自己目睹的经历。根据豪厄尔的统计，暴力占昆族人死因的第二位，次于传染病和寄生虫疾病，并列第三位则是退化性疾病和意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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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昆族不再有人死于暴力，原因也颇值得探讨。理查德·李在报告中说，昆族最后一桩杀人事件发生在1955年春，两个昆族男人杀了另一个人。那两个凶手后来遭到警方逮捕，接受审判，最后入狱，从此再没回到家乡。在这桩凶杀案发生的三年前，昆族才出现第一个因杀人被警方逮捕入狱的案例。1955年之后，直到1979年理查德·李发表他的报告期间，在他调查研究的区域没出现其他杀人案。显然，这是国家政府强力干预、阻止暴力犯罪的结果。我们也可从过去50年新几内亚的殖民和后殖民史中发现同样的事实，也就是在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政府掌控东部偏远地区和新几内亚西部之后，暴力事件即骤减，但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之后，独立的新政府的管制不如澳大利亚殖民政府严格，暴力事件又有死灰复燃的迹象。国家政府的严格管制虽然有助于减少暴力，但我们也不可忽略传统社群也常用非暴力的方式解决争端（参看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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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理查德·李报告中那22桩杀人案件的细节，所有的凶手以及22个被害人当中的19个都是成年男性，年龄在20~55岁之间，只有3个被害人是女性。在这些案例中，被害人皆是凶手的远亲，所以双方认识。昆族不像美国人，不会为了抢劫而杀害素昧平生的陌生人。所有的案件都发生在营地，事件发生时皆有目击者，其中只有5件是预谋杀人。例如1948年发生的一桩杀人案，凶手名叫阿推，恶名昭彰，很可能有精神病，先前已经杀了两个人，后来被一个叫夏薛的男人发射的毒箭所伤。受伤的阿推还持矛刺死一个叫库雪的女人，也用毒箭射伤库雪的丈夫奈西的背部。后来，多个族人一起拿毒箭射阿推，阿推就像豪猪，身上刺满毒箭。族人最后用矛把他刺死。其他17桩杀人案则是在打斗时发生的。例如，在努万马（N ≠ wama），有个男人拒绝另一个男人迎娶自己妻子的妹妹，双方爆发口角，进而结集亲友拿起毒箭和矛互相攻击。迎娶不成的那个男人的父亲大腿被毒箭所伤，肋骨也被矛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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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22桩杀人案件中有15件都是为了复仇，冤冤相报长达24年。这种杀戮循环也是传统社群战争的特点（见第三章、第四章）。杀人的动机除了为已死的亲人复仇，最常见的就是通奸。例如一个男人的妻子搭上了另一个男人，做丈夫的于是找情夫算账，情夫也欲置那个做丈夫的于死地。还有一个不甘戴绿帽子的男人就用毒箭杀死老婆，接着远离家乡，不再回来。至于其他小型传统社群，有些甚至比昆族更温和（如阿卡俾格米族、西里奥诺人），有些则比较暴力（如阿齐印第安人、雅诺马莫人以及格陵兰和冰岛的诺尔斯人）。1971年之前，阿齐印第安人在森林里过着狩猎——采集生活时，暴力就是最常见的死因，甚至胜过疾病。一半以上被暴力杀害的阿齐印第安人死于巴拉圭人之手，但仍有22% 的阿齐印第安人是被同族人杀害。昆族人被杀害的以成人居多，但被杀害的阿齐印第安人当中高达81% 是儿童或婴幼儿（大多数是女孩）。这些孩子有的是陪葬，有的则是被父亲遗弃或是因父亲死亡没人照顾而死，有的婴儿则是因母亲不久前才生下哥哥或姐姐而遭到杀害。对阿齐印第安人而言，同一个社群内的成人互相残杀并不是偶发事件，并非在打斗当时手中刚好握有武器，因此拿来砍杀，而是有预谋的。阿齐印第安人也和昆族一样，在政府的干预之下，暴力事件减少了。自1977年起，阿齐印第安人渐渐移往保留区生活，受巴拉圭政府的管理，杀人事件（包括杀害儿童和婴儿）也大幅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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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群居民如无国家政府和警察维护治安，要如何自保？一般而言，他们会绷紧神经、提高警惕。首先，他们会提防陌生人。如果发现陌生人入侵，他们通常会把陌生人杀死或赶走，因为陌生人可能前来侦察地形，或是有杀害族人的企图。其次，他们也会注意是否会遭到联盟部族的背叛，或先发制人，先对可能有异心的联盟发动攻击。例如，雅诺马莫人会邀请邻村的人前来饮宴，等他们放下武器，大吃大喝，就加以杀害。唐·理查德森（Don Richardson）曾在报告中提到，新几内亚西南部的沙威人认为会耍诈、使人上当才高明，因此与其直接杀死敌人，不如向敌人示好，请他过来吃饭，交好几个月后，在杀死他之前才告诉他：“Tuwi asonai makaerin!”（我们用友谊的饭局把你养肥，只是为了杀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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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避免被攻击的策略就是选择容易防御或地势较高的地方居住。例如，新几内亚山地的村民通常会住在山丘上，居高临下，就可察觉周围有无可疑，另外，很多晚期的阿纳萨兹印第安人在美国西南部的聚落只能用绳梯进出，把绳梯切断即可阻隔外人进入。虽然他们必须从山丘到下面的谷地取水，但住在河边容易遭到袭击。如果人口密度增加或是打斗的情况增多，人们就会聚集在有围栅防护的大型村落居住，不再分散住在没有保护的草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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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自保，一个社群常与其他社群结盟，个人也会与其他人发展友好关系。我在新几内亚发现当地人很爱说话，一天到晚说个不停，目的就是了解彼此，监控每个人的一举一动。女人也是很好的消息传播者，她们在婚后嫁到夫家，和丈夫的部族住在一起，如有风吹草动，就为娘家那边的人通风报信。最后，传统部落的人喜欢在营火边讲述各种事件，不仅是为了闲聊、打发时间，也可告诉孩子他们的生存环境潜藏哪些危险。他们会提到劫掠的事，提醒族人防人之心不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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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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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可能是某些传统社群最主要的死因（如阿埃塔人和昆族，因病而死的比率各占全部死因的50%~86% 及70%~80%），也有可能是仅次于暴力的第二大死因（如在森林生活的阿齐印第安人，疾病造成的死因只占25%）。然而，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一点，营养不良的人比较容易受到感染，而食物短缺也可能使人在饥不择食的情况下患上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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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因各传统社群的生活方式、地理位置和人口年龄而有所不同。大抵而言，传染病是婴幼儿最主要的死因，所有年龄层的人都会得传染病。寄生虫病和传染病都是主要的儿童疾病。热带地区的人很容易得钩虫、绦虫等寄生虫病，或被疟疾、嗜睡症等寄生性原生虫疾病感染，而上述寄生虫则不易在极地、沙漠或寒冷山区存活。上了年纪的人则因骨头、关节和软组织退化，因此较多罹患关节炎、骨关节炎、骨质疏松症，容易骨折，牙齿也容易磨耗。由于传统社群的生活方式依靠体力，年纪大了之后更容易出现退化性疾病。反之，有些盛行在第一世界的疾病在传统社群则非常罕见，如冠状动脉疾病等心血管疾病、中风、高血压、成人型糖尿病和大多数的癌症。我将在第十一章详细讨论这个明显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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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0年来，传染病不再是第一世界人们生命的重大威胁。原因包括卫生条件的改善、政府提供洁净的供水系统、注射疫苗等公共卫生措施的施行。再者，由于科学家深入了解传染病微生物，因此可设计出反制之道。抗生素的发现与问世也是一大关键。但传统社群由于没有良好的卫生环境，不管饮水、做饭、洗澡、清洗与排泄都利用同样的水源，也不知道吃饭前或做饭前洗手的重要性，因此很容易遭到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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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卫生和疾病，我就曾有过一次难忘的经历。有一次，我去印度尼西亚森林观察鸟类。我和我的印度尼西亚同伴待在同一个营地，森林小路则是以营地为中心呈辐射状。我多半一个人在小路上赏鸟，然而每天总在不同时间拉肚子。我绞尽脑汁，不知自己到底吃了什么才会这样，而且难以理解为何每天发作的时间都不同。后来，我才恍然大悟。每天，有个印度尼西亚同伴总会悄悄跟在我后面，以确定我安全无事。他碰到我的时候，就掏出从营地带来的饼干请我吃，跟我聊几句，才回营地。有一天晚上，我突然想到，我总是在吃了饼干之后的半个小时拉肚子。如果他在上午10点碰到我，我就会在10点半肚子痛。若是他在下午2点半与我相遇，我就会在3点发作。翌日，我谢谢他带饼干来给我吃，在他离去后，再偷偷地把饼干丢掉。从此以后，就再没拉肚子了。如果我在营地自己从玻璃纸包装袋拿饼干来吃就没事，问题必然出在朋友的手不够干净。我从他的手中拿饼干来吃，肠道病原菌因此进入我的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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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狩猎——采集族群及以家庭为主的小型农业社群流行的传染病，包括疟疾、节肢动物传染的热病、痢疾等胃肠疾病、呼吸疾病和皮肤病等。还有一些疾病本来未曾危害狩猎——采集族群，只在人口稠密的西方社会流行，在西方人到来之后才形成大患，如白喉、流感、麻疹、腮腺炎、百日咳、风疹、天花和伤寒。这些疾病常造成急性流行病，在短期内使很多人得病，病人很快就复原或死亡，然后疾病即在当地销声匿迹，在一年之后或者更久才又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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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这些传染病在大型人类聚落流行，近几十年来一直是流行病和微生物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这些疾病来得急、去得也快，只在人类当中流行，患者康复后即终身免疫。传染途径有时是接触到病人的皮肤，或是病人咳嗽、打喷嚏造成的飞沫传染，也有可能是水源被病人的排泄物污染。疾病急性发作意味着在几周之内病人就可能死亡或康复。幸存者得以终身免疫意味着存活的人不再会受到传染，直到多年后，很多未曾接触病原的新生儿诞生，才有可能再度流行。这些疾病只在人类之间传播，因而不会传给动物，病原也无法在土壤和水库中存活，会渐渐在一地消失，除非从遥远的地方传入，否则不会再度流行。这些特点加起来意味着这些传染病只会在大型人类聚落流行，从一地传到另一地。以麻疹而言，人口数量至少在几万人以上才流行得起来。简而言之，这些急性传染病就是群聚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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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万年前，农业尚未出现，群聚疾病根本就不存在。只有在农业出现，人口有了爆炸性增长后，群聚疾病才有了生存的空间。居无定所的狩猎——采集族群群聚定居，住在拥挤、卫生条件差的村子里，常与邻村往来、交易，微生物因此可以迅速蔓延。近年来，微生物学专家已经证实，现今大多数只在人类之间传播的群聚疾病其实是源于家畜（如猪和牛）的群聚疾病。人类在1.1万年前开始驯养动物，因经常与家畜接触，家畜身上的病原得以借机传给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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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人口稀少的狩猎——采集族群没有群聚疾病，这不意味着这些族群不会得传染病。狩猎——采集族群容易得的传染病与群聚疾病有4点不同。第一，致病的微生物不只会危害人类，也会使动物受到感染（如由非洲野猴传播的黄热病）。有些微生物也可在土壤中存活（如肉毒杆菌和破伤风菌），伺机传给人类。第二，很多疾病不是急性，而是慢性的，如麻风病和雅司病（又称热带莓疮）。第三，有些疾病并不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开，如上面提到的麻风病和雅司病。第四，很多疾病得了之后无法终身免疫，即使康复，仍然可能再受到感染而发病。从这4点来看，有些疾病仍然可在小型人类社群传播，或是从动物或土壤一再地传给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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