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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有三组人种学证据与两组动物模式支持尼尔的节俭基因学说。非糖尿病患者的瑙鲁人、皮马印第安人、非裔美国人与澳大利亚原住民，血液中的餐后胰岛素浓度（对吃下糖类的反应）要比欧洲人高好几倍。新几内亚人、澳大利亚原住民、肯尼亚马赛族以及某些还固守传统生活形态的原住民，其血糖值远比美国白人低。如给予充分食物，太平洋岛民、美洲原住民、澳大利亚原住民则会比欧洲人更容易出现肥胖问题：先是变胖，然后得糖尿病。从动物实验得知，带有易得糖尿病基因的老鼠，比正常、没带此基因的老鼠更能忍受饥饿而存活下去。生活在蛮荒沙漠的以色列沙鼠也很能忍耐饥饿，一旦养在实验室吃“西方老鼠饮食”，过养尊处优的生活，不久血中胰岛素浓度便上升了，组织出现胰岛素抗性，变得肥胖，最后患糖尿病。但这一切都是可逆的，只要限制沙鼠的饮食，就会恢复正常。因此，我们可从容易罹患糖尿病的实验室老鼠与以色列沙鼠这两种动物模式了解节俭基因的好处：这种基因会为实行传统生活形态的老鼠调节胰岛素分泌，使之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得以存活，一旦老鼠改为“超市生活形态”，时时大饱口腹之欲，就必须为这样的基因付出巨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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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欧洲人较少得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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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学专家发现，皮马印第安人与瑙鲁人的糖尿病患病率特别高，欧洲人的糖尿病比例则明显偏低。然而，就近几十年的公共卫生数据来看，其他实行西方生活形态的族群糖尿病的患病率都明显偏高，皮马印第安人和瑙鲁人只是当中的“佼佼者”，有些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新几内亚族群糖尿病的患病率也高得惊人。根据大规模的非欧人口族群糖尿病患病率统计，实行西式饮食的族群糖尿病患病率都超过11%，有的甚至高达15%，如美洲原住民、北非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黑人、中东人、印度人、东亚人、新几内亚人、澳大利亚原住民、密克罗尼西亚人、波利尼西亚人。相比之下，欧洲人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等的海外欧裔人口糖尿病患病率则偏低，在全部41个国家之中，患病率从2%~10% 不等，平均只有6%（见表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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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数据着实让人吃惊，欧洲人与在海外的欧裔人口可说是全世界最富有而衣食不忧的群体，也是所谓西式生活的开山祖师。慵懒、肥胖、逛超级市场买菜的风气从欧洲开始，美国白人将其发扬光大，其他国家近年来才迎头赶上。我们要如何解释这一问题？为何得糖尿病的欧洲人人数未增反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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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征询这方面的专家，他们回答我，可能是欧洲长久以来较少受饥荒困扰，因此也少受节俭基因影响。根据史料记载，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乃至更早，欧洲曾经发生大规模饥荒，节俭基因在那些年代必然通过天择留传下来，正如在其他饱受饥荒之苦的地区。不过，文艺复兴之后，周期性的大规模饥荒不复见。1650~1900年，仅有偶发的饥荒，比如17世纪末的英国与荷兰，以及19世纪末的法国南部与意大利南部。欧洲大饥荒的结束可归功于4个因素： 政府快速有效地运用非灾区余粮赈灾；食粮运输海陆双向并进；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欧洲航海家陆续从新世界引进新品种农作物（如马铃薯与玉米）；发展雨育农业，以免作物歉收的范围太大，无法远距离运送食物过来解决粮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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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例外就是发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爱尔兰马铃薯饥荒。我们也可以从上述4个因素的前3个找到失败的原因。爱尔兰靠马铃薯单一农作物当主食，在欧洲很少见，一旦染病难以替代。爱尔兰是个海岛，当时的统治者是另一个海岛上的英国政府，这也是欧洲特例，英国政府因此背上赈灾无力、反应迟缓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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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欧洲饮食史，我有一些感想。在几百年前现代医学发展之前，欧洲也曾像现在的瑙鲁，一度因为丰足的饮食而出现较多的糖尿病患者，之后大多数带有节俭基因的糖尿病患者则被天择淘汰，因此糖尿病在今日的欧洲患病率低。这种基因淘汰在欧洲可能进行了几百年之久，糖尿病孕妇生下的婴儿容易死亡，成年糖尿病患者比正常人短命，此外，糖尿病家族的下一代也常因为缺乏照顾而夭折。欧洲早期的糖尿病史因年代久远，缺乏研究资料，因此不像当代医学研究瑙鲁人等现代族群那样明确。现代族群因突然得到大量源源不断的食物，而脱离饥荒的威胁，瑙鲁在10年内从穷乡僻壤成为最有钱的国家，而也门的犹太人甚至在一个月内从俭约转为丰足。当代糖尿病专家因而目睹糖尿病患病率突攀高峰、急剧增加20%~50%。不过，这种现象来得快、去得也快，正如我们可从观察瑙鲁人得知，只需要一两个世代，带有节俭基因的人就会遭到天择淘汰。相比之下，欧洲的丰衣足食则是历经数百年才形成。15~18世纪，糖尿病在欧洲的患病率应该以令人无法察觉的速率缓慢增加，只是缺乏糖尿病学专家的实证记录。皮马印第安人、瑙鲁人、汪尼盖拉族、受过教育并住在城市的印度人，以及靠石油致富的阿拉伯人，这些族群可能只要有一代改变生活形态，便走过欧洲几百年的糖尿病兴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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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隐晦的欧洲糖尿病流行病史中，作曲家巴赫（1685~1750年）很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病例。巴赫的病历因年代久远、记录简略，已不可考，死因也不明，我们仅可从他的肖像来推测（见图28）。他满脸横肉，双手圆滚肥白，加上晚年受视力大衰之苦，手稿越来越零乱，既可能是因视力不良，也可能是神经末梢病变导致的，这些症状都显示他患有糖尿病。在巴赫的时代，德国已有糖尿病的记载，命名为honigsüsse Harnruhr，意思就是蜜尿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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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传染性疾病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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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讨论的只是发病率上升最快的两种非传染性疾病与西方生活形态的关系，即高血压与2型糖尿病。其他重要的非传染性疾病虽然一语带过，但读者可参看伊顿、康纳与肖斯塔克的研究报告。他们对冠心病等心脏疾病、动脉硬化症、周围血管疾病、肾脏病、痛风及很多癌症（包括肺癌、胃癌、乳癌和前列腺癌）都有深入的论述。本章讨论的西方生活形态危险因子，也仅限于盐、糖及高热量食物的摄取，肥胖与久坐不动。其他重要危险因子我只能稍微带过，如抽烟、喝酒、胆固醇、甘油三酯、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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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非传染性疾病已成西方社会的主要死因。我们并非可以无忧无虑地过着健康快乐的生活，直到78~81岁（西方长寿老人的平均年龄）才突然罹患非传染性疾病而命归西天。早在非传染性疾病夺走我们性命之前的几十年，这种疾病已慢慢侵蚀我们的身体，使生活质量日走下坡。但非传染性疾病却不曾危害传统社群，为什么？传统社群是否有值得我们学习之处，让我们免于落到非传染性疾病的魔爪？当然，我们不是要和他们一样过着传统、原始的部落生活。传统社群的生活有很多层面令人惨不忍睹，如暴力的恶性循环、经常面临饥荒之苦，以及因传染病而丧命。我们必须从传统生活形态找寻线索，检视哪些特点可帮助我们对抗非传染性疾病。有些做法显而易见，如经常运动以及减少糖的摄取量，还有一些则仍待进一步的研究与讨论（如每日膳食最好含有多少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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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照目前非传染性疾病的趋势来看，似乎凶多吉少。像皮马印第安人和瑙鲁人的糖尿病患病率都已达顶点。现在，我们最担心的是生活水平快速提升、人口稠密的国家。富有的阿拉伯产油国、北非都可能是下一个糖尿病受害国，然而还是比不上印度和中国。其他人口稠密国家此时已饱受糖尿病威胁，包括孟加拉国、巴西、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墨西哥、巴基斯坦、菲律宾、俄罗斯、南非和土耳其。即使是人口比较少的国家也有不少糖尿病病例，如拉丁美洲与东南亚各国。在人口未及10亿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则才刚开始接受非传染性疾病的“洗礼”。我们不禁要为这样的前景感到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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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未必是对抗非传染性疾病的输家。我们的生活形态是自己选择的，因此完全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分子生物学研究或许可帮我们找出某些致病基因的相关危险因子，让我们得以防范。然而，社会大众用不着等待这样的研究结果，也不必期待治疗非传染性疾病的神药或是低卡薯片上市，我们可从改变自我做起，降低患病风险，像是戒烟、经常运动、限制热量的摄取、少喝酒、少吃盐和糖、少喝饮料、避免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的摄入、少吃加工食品、少吃奶油和红肉，多吃含纤维质高的食物、水果、蔬菜、钙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另一个简单的改变就是吃慢一点儿。你越狼吞虎咽，就会吃下越多东西，因此会变胖。吃得太快则身体组织没有时间释放会抑制食欲的荷尔蒙。意大利人健康窈窕，不只是因为饮食组成，也因为他们常边吃边聊天，一顿饭吃很久。这些改变就能使全世界数十亿人免于步皮马印第安人和瑙鲁人的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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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建议可说是老生常谈，毋庸赘述。但我们不要忘了一个重要事实：我们已经知道如何着手，因此事在人为。我们应该心存希望，切莫沮丧。高血压、糖尿病等“20世纪杀手”之所以会夺走我们的性命，正是因为我们自己沉溺于口腹之欲，等于自愿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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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之前的世界：我们能从传统社会学到什么？ 尾声 在另一个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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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丛林到405号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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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新几内亚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多半和新几内亚人待在丛林中的营地。几个月后回国，我走进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莫尔兹比港机场准备登机（即本书序言叙述的地方），但是还没有回到现代工业世界的感觉。从新几内亚回到洛杉矶，在这段漫长的飞行中，我总是忙着整理田野调查笔记，回想丛林生活的点点滴滴，我的心还遗留在新几内亚。飞机终于在洛杉矶降落。我到行李提取区拿行李，与家人在机场入境大厅会合。我们上了车，走405号公路回家。我发现书桌上的邮件已堆积如山。这时，我才真的有回家的感觉，但我心中百感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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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能平安无事回到妻子和孩子的身边，我当然很高兴，也松了一口气。美国是我的家园、我的国家。我在这里出生、长大。我在美国的一些老朋友已跟我认识六七十年了。我们有共同的过去、文化，而且兴趣相投。虽然我会说多种语言，但英语是我的母语，也是我运用最自如的语言。我对美国人的了解胜过我对新几内亚人的认识。再者，美国的确是个生活的好地方。我不必担心没东西吃，可以过得舒服、惬意，没有安全的顾虑，我们的平均寿命几乎是新几内亚传统社群的两倍。我可以在此尽情享受西方音乐，发挥我的写作才能，在大学教授地理学。就生活享受与个人发展而言，美国要比新几内亚好多了。基于这些原因，我选择在美国定居。虽然我也很喜欢新几内亚和新几内亚人，但我未曾想过搬到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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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我离开洛杉矶机场，坐着车在405号公路上奔驰，一种完全不同的情绪随即涌现。从高速公路放眼望去是平直的柏油路、鳞次栉比的大楼。阵阵车声在我耳边轰隆作响，圣莫尼卡山在机场北方16公里处，在尘雾中若隐若现。反之，新几内亚的空气极其清新纯净，丛林茂密，交织着各种色调的绿，几百种鸟儿在你耳边鸣唱。回到美国，我自动把我的感官灵敏度调低，也让心绪变得迟钝些，直到一年后再度踏上新几内亚，才能再调回来。当然，我们不能只比较新几内亚丛林和美国405号公路，就断定传统世界和工业世界有哪些差异。如果我在新几内亚待几个月，从莫尔兹比港（全世界最危险的城市）机场回到美国，不是返回洛杉矶的家，而是待在我们在蒙大拿州比特鲁特谷的避暑小屋，眺望大陆分水岭顶峰的白雪，那大自然的美还是能让我的心悸动不已。然而，我还是不得不回到洛杉矶的家，只能把新几内亚丛林或比特鲁特谷当作旅行的地点。为了洛杉矶的便利生活，我还是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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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美国过着都市生活，我差不多一天到晚都在赶时间，行程一个接着一个，压力很大。只要想到这些，我就心跳加速、血压上升。在新几内亚丛林，完全没有时间压力，也没有什么待办行程。如果没有下雨，我通常会在太阳升起之前走出帐篷，听夜鸟唱完最后一首歌和晨鸟的第一首歌。假使下雨，我就坐在帐篷里面等雨停——天晓得雨什么时候才会停。邻村的新几内亚人可能昨天跟我约好，他今天会来教我用当地语言说出鸟的名字。但是他没有手表，不能告诉我他什么时候过来，也许改天才会来。在洛杉矶，我每天的行程都排得满满的。我口袋里的小日志告诉我，每天、每个小时我该做什么，有的行程排在几个月后、一年以后，甚至是更远的未来。每天，我有回不完的电子邮件和电话，必须先把一大堆事情分类，按照轻重缓急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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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洛杉矶后，我渐渐不再像在新几内亚那样提高警惕。例如淋浴，我用不着紧闭双唇，以免不干净的水进入嘴里。我不再那么频繁地洗手，也不用特别留心我放在营地里的盘子和汤匙是否洗干净了，或是有没有人碰过。我不再皮肤发痒就如临大敌，担心演变成热带溃疡。我也不必每周定时服用抗疟疾药丸，而且随身带三小瓶不同种类的抗生素。（这些预防措施非常重要，遗漏任何一项都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我也不再肚子有一点儿疼痛就害怕会得急性阑尾炎，毕竟我在丛林深处，如果得了急症必然无法及时赶到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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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几内亚丛林回到洛杉矶，我的社交环境也发生很大的变化：较少直接与人频频互动。在新几内亚的丛林，只要我醒着，几乎旁边就会有几个新几内亚人，我们会一起坐在营地聊天或是在山间小路寻找鸟类的踪迹。我们讲话的时候总会全神贯注地看着对方，没有人会一边说话，一边用手机看短信或查看电子邮件。如果我们在营地聊天，总会讲好几种语言，视待在营地的人是谁而定。即使我不会说他们的语言，至少我得知道如何用不同的语言说出鸟的名字。反之，西方社会的人面对面和他人说话的时间没那么长。据统计，一般美国人每天待在屏幕前的时间多8小时（包括计算机、电视或手机等手持电子通信产品）。即使我们与他人互动，多半也是间接的，例如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短信，连写信的人都渐渐减少。我在美国接触的人大都只会一种语言，也就是英语，我在一周能跟人用另一种语言聊几小时已算幸运了。当然，这些差异并不代表我渴望新几内亚那种直接、密集、全神贯注、多语的社交环境：新几内亚人说来和美国人一样，有令人欣喜的一面，也有让人沮丧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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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50年，我不断在美国和新几内亚之间来来回回，我已经能够面对不得不妥协的现实，也找到内心的平静。尽管我93% 的时间都待在美国，偶尔也到其他工业国家，只有7% 的时间待在新几内亚，但我的心几乎一直留在新几内亚。即使我人已回到美国，也无法把新几内亚抛在脑后。在新几内亚的日子就像眼前出现一个色彩缤纷的世界，相比之下，其他地方都黯淡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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