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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史学研究必须在两个层面同时进行：“探询历史事件中的有效因素和理解它们之间的普遍联系。”理解“整体”的同时“服从精确研究的规定”将始终是“理想目标，因为它将包含一种对全部人类历史进行的稳固而确定的理解”。他推断，历史研究将不致受“其与普遍性的联系之害”，因为若是没有“这种联系”，研究将虚弱无力。与此同时，“若没有精细的研究，普遍性概念将退化成一种幻觉”（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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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的评论常常被引述，来说明兰克想象中的理念在多大程度上违背了在其研究中指导他的方法论原则。例如，冯·劳厄在“兰克史学的更大的结论、他的宗教色彩和理解历史之神意的哲学抱负”与他的“方法”之间进行了区分。在前者被拒斥了之后，后者却得以保存。冯·劳厄说，事实上，兰克“留下了一大史学流派，其中的史学家根本上都达成共同的客观性标准。各地的经院史学家现在仍然坚持要批判性地研究最原始的材料，理解所有细节，从基本的事实中达成概括和综合。他们依旧坚持客观性的理念，使史学家从属于所研究的材料”（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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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是真实的，但是它并不足以表明，“客观性”、“批判性研究”、“理解细节”的观念，以及从思考“基本事实”中得出的概括性成果，这一切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以关于真实和实在的本质概念作为先决条件，只有在这种本质概念的基础上，兰克声称从他研究材料中得出的那种“更大的结论”才能得到证明。兰克的高产（他的全集超过60卷），反映出一种始终一贯的高超研究水平和叙事表现的天赋，这只有根据他带入材料思考中的那种信心，以及他对自己在材料中区分重要和不重要的历史证据时所用标准的信心，才可能理解。正是他对自己的标准存在的信心——他认为那是区别自己的历史研究与实证主义的、浪漫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历史研究的根本，正是这信心吸引了他那个时代（保守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职业的和业余的）史学家的想象，以至于使他成为了一种“实在主义的”历史意识理应如何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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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克直观地认识到，如果新时代的历史学要服务于他的价值观要求它服务的那种目的的话，就不得不首先对转喻模式，以及它的机械论因果关系概念和它对价值与崇高理想的反讽式蕴涵进行初步的批判。这种批判并不是非得要得到有效的辩护，因为赫尔德已经为它做出了证明。此外，大革命与复辟已经确证，对社会实在的任何抽象研究都已破产，并且，浪漫主义已然证明人类的非理性冲动在其诗歌与艺术中的正当性。但是，史学思想对历史领域的描绘也不能回复到一种纯粹的隐喻模式而依然声称具有“科学”的头衔——兰克认为如果它要拥有比主观意见更大的权威，就必须有这种头衔。与此同时，它不能太突然地被推入鼓励在历史体系中寻求形式一致性的提喻式理解模式中，而又能免于被斥为唯心主义——这样的责难对它而言，就像对浪漫主义本身的责难一样本来都是致命的。因此，兰克以一种隐喻模式来构想历史领域，它鼓励在事件的个体性、独特性、生动性特点和多样性中对它们怀有一种初步的兴趣，随后，兰克暗示把它当作一种形式一致的领域进行一种提喻式理解，其终极的或最后的统一性可能通过与部分之本质进行类比而得以表明。这使兰克免于在历史中寻求普遍的因果关系和相关规则，无论这些东西是共时的（实证主义的）还是历时的（黑格尔式的）类型；不仅如此，它还令兰克相信，历史学可能期望的最高类型的解释正是对历史过程进行叙事性描述。兰克没有认识到的是，人们可能以客观主义之名拒斥对历史进行浪漫主义的研究，但是，只要历史被认为是运用叙事进行的解释，人们就必须将原型神话或情节结构带入叙事之中，只有这些东西才能使叙事获得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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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喜剧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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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兰克的大多数历史著作而言，喜剧性主题充当了其中的情节结构，并且是一种框架结构，在其内，这些著作中的每一部都可以被构想成一部宏观世界的戏剧中的单幕。这种主题使兰克能够集中处理他叙述的场景中的个别细节，但又继续以他那种坚定的自信对大量的文献进行筛选，从重要或不重要的文献中挑出证据。对于在全部历史文献中遇到的冲突各方而言，兰克的客观性、批判原则、宽容和同情都应用在了这样一种确定气氛中，即历史领域被元史学式地构想成一组必然以和谐的结局告终的冲突，而在这种结局中，“自然”最终将由如同它那样稳定的“社会”代替。在他的论文《论列强》之中，兰克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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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并没有呈现出初看之下这样一种国家和民族的混乱、骚动、战争和漫无目的。时常令人疑虑的文明进步也并不是世界历史惟一的意义所在。它还存在力量，真正精神的、赋予生命的和创造性的力量，不仅如此，还有生命本身。另外还有着道德精神，它的发展我们是看得到的。它们无法定义或者用抽象术语来概括，但人们能够领悟到、注意到它们。对于它们的存在，人们能够培养出一种同情。它们展现、捕捉这个世界，呈现多种多样的表述，相互之间进行争论、制约和压制。在它们的相互作用和演替中、在它们的生命中、在它们的衰落与复兴中包含了一种不断地充实的内涵、不断地增强的重要性和不断地拓展的范围，那里藏有世界历史的秘密。［冯·劳厄编，第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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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起作用的隐喻明显是有机论的，强调之处是过程本身。但是，所暗示的过程并不是指事物简单地在时间中，即在它们自身的时间中产生和消亡。时间本身被赋予价值，它依靠的是对朝向某个目标前进而存在的感知，即便目标本身仍是不确定的，并且只是作为形式一致性的成就而得到一般性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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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整体发展指向的终点和目标在兰克《关于政治学的对话》中有着详细说明。兰克先指出个体性民族国家经历了由中世纪晚期到复辟时期这么一段长时期而形成，之后，他使用了一种天体系统的隐喻来描述欧洲历史过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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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众多独立的、世俗精神的社会受道德精神的召唤而产生，不可抗拒地成长起来，在世界一切的骚动中朝着理想前进，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的轨迹！看吧！看这些天体，它们自己的轨道、相互的引力和自己的体系！［第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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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用来描绘成长和发展过程的有机式理解让位给了机械式理解，它更适合于表述一个系统的平衡。关于太阳系的想象有利于暗示这个体系中的连续性运动。在兰克自己的时代，历史并没有被想象成走向终结，但是，历史运动现在是有秩序地受规则支配。它是一种在获得的诸关系体系范围内的运动，而这一体系本身不再被认为是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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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克把法国大革命之前看作这样一个阶段，在其中，起作用的各种力量努力朝着它们自身在该体系内的恰当位置运动；体系本身得以构成，或者正在通过冲突与协调的过程构成它自身。兰克想象他自己的时代，即后革命时代，把它当作该体系最终完成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该体系成了一种自我稳定的机制，它的适当的普遍形式已经成形。人们仍然认为运动、成长和发展会持续下去，但其基础已然不同于系统完全构成之前种种要素存在的状况。社会最终取代了自然而成为中介，历史必须在其中运作以实现它的内在目标，即达到一种充分的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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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析的“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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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兰克来说，历史过程与总体的世界过程不同，它本质上是一个极其稳定的领域（它的稳定性由上帝保证），充满了不相连的对象（人类，每一个人都是被上帝单独构成的）。这些对象聚集在一起并且结合成独特的实体（民族，也是被上帝单独构成的），这些实体又创造出了特定的制度（教会和政府）来实现他们作为民族的命运。作为个体和民族的人类，被认为是由自然性或者动物性欲望支配的，并且因而本质上是混乱的和破坏性的。但是，按照兰克的看法，在两种制度中，即在教会和政府中提供了各种手段，能够把民族的漫无目的的精力引导到有益于人类的计划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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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克并没有令自己无益地思索教会和政府的起源，或者它们最初构成的方式。这两种制度一般性的有益特征在他看来是历史的事实，即不仅是通过历史反思，而且是通过日常经验确立的真实。他个人相信，这些制度是由上帝建立的，为的是赋予紊乱的人性以秩序；并且他认为，不带任何感情地研究历史会更有效地确定这两种制度在人类生活中起到的普遍有益的作用，这对虔信者可能意味着它们的神圣起源。然而，要欣赏它们在人类生活中的规范作用，并不必然要相信它们的神性。它们在历史的时间中构成了独有的秩序性原则；正是通过这些原则，一个“民族”能够把它的精神和物质力量贯注于作为一个“国家”的它本身的构成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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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这样想的话，在世界过程中构成其基本条件的秩序和无序力量一方面在教会和政府中，另一方面在民族中找到了它们的历史形式。这些范畴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因为教会和政府都是由人类掌管的，正如民族是由具有共同居住地域，并在语言、特定习俗、道德观念等方面具有共同文化禀赋的人构成。这一事实的结果便是，教会和政府并非总是代表着秩序与和平进步的原则发挥作用，而且有时也寻求超越其权威的正常范围。例如，教会人士可能试图篡夺政权，这时就会造成一个民族的政治力量衰落；或者政治家可能寻求篡夺一切精神权力，结果是民族的精神力量减弱，而公民的个人生活和道德一般会退化。在这样的时代，国家将受内乱的煎熬，并且招致邻国侵犯，因为那些邻国根据自身特定的国家“观念”，达到了一种更为充分的政治和教会权威的平衡，因此有可能为其扩大和扩张的内在冲动赋予一种单一的形式和方向，对这个被削弱的国家不利。并且，除非受此威胁的国家在此危难时刻能够唤起尚存的精神或物质力量，除非它能够开始革新，并且重建形成“观念”所要求的教会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否则灾难就会降临，而这个国家的人民将从历史中消失，再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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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某种特定的政府或教会观念可能获得了太多的力量，支配了所有地方人们的想象，并且可能扩张，超越它所适用的民族的界限，把自己构成一个“普遍教会”（如罗马天主教）或一个“普遍国家”（日耳曼民族的神圣帝国）。事实上，兰克相信，这就是中世纪出现的情况，结果正如他所认为的，“和平的进步”慢下来了，民族向国家的发展耽搁了，文化在一种优柔寡断、焦虑和恐惧的哥特式阴郁中枯萎。但是，最后，改革者在欧洲各个民族中出现，他们一同建构起欧洲文明，并且批评普遍教会和普遍国家的观念。而且，当这些改革者牢牢把握住基督教的根本真理和欧洲文化的根本统一性时，根据激励他们的国家“观念”，他们设计出了教会和政治的组织形式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形式，这些形式足以表达不同民族本身的特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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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及随之而来的宗教战争时代的真正意义。在这期间，国家的“观念”作为欧洲不同民族自觉的统治原则形成了，那些民族组织成截然不同的国家，它们具有独特的历史命运，创立起来了的教会和政府适合于将它们的精力往有序的和于人有益的途径上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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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事件的“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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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欧洲诸民族使自身组成为国家，而教会和政府独特地适合于他们特定的精神和物质需要，并且在欧洲有着某种共享的宗教和文化特征的一般情境下，欧洲文明进入了一个根本上的历史发展新阶段。欧洲诸民族构成为不同的民族国家，为完全自治的、进步的和自行调节的文化组织体系创造了条件。一旦不同国家的不同“观念”显现在欧洲不同民族的意识中，调控便会按照一种调节关系自动建立起来，这种关系一方面存在于国家之内的人民、教会和国家之间，另一方面存在于由此构成的不同国家之间。几近三个世纪，该体系没有完全创建出来，并且，在它完成之前，必须经受来自陈旧的、中世纪的、普遍主义的社会组织概念的世俗对应力量的攻击，抵制查理五世、菲利普二世、路易十四、雅各宾派和拿破仑这样的政治领袖们寻求欧洲甚至世界霸权的努力。但是，这些寻求政治霸权的努力都因为寓多于一原则的运作而归于失败。兰克将此原则当作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独特的社会组织模式。这种模式在呈现的作为国家差异之必然结果的权力均衡原则中，找到了公开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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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像一个国家在它的“观念”中发现了用以调节人民、教会和政府之间的内在关系的机制，欧洲“观念”也充当了一种支配性机制，用来调节脱胎于中世纪混乱和异质世界的不同“国家”之间的外部关系。兰克与众多只看到法国大革命的罪恶的好古保守派不同，他认为从大革命产生了诸多好处。例如，国家进入了自觉性的最后阶段便是大革命的结果，列强在借助所有别国维护自身之中找到了共同的目的，而欧洲文明最终开始了它的太平盛世，在其中，“和平的进步”能够无限地继续，没有对于来自底层的革命或对于导致亡国的外来战争的现实恐惧。这样，兰克在他的论文《论列强》的导论中写道：“如果法国大革命前数百年的主要事件是在捍卫欧洲独立之中列强的兴起，那么，自此以后的时期最主要的事件是国民性得以恢复、复兴和全新的发展”（第215页）。他曾说，他自己的时代“获得了巨大的解放，这并不完全是在分裂的意义上，而是在一种创造性的、统一的意义上。光说它促使列强建立起来还不够，它也更新了所有政府的基本原则，即宗教和法律的原则；并且为每一个体国家的原则赋予了新的生命”（第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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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兰克而言，看上去，在一个自我调节的力量关系构成的更大共同体中，联为一体的自我调节的民族国家具有的构架表现出一种历史的终结，人们到那个时代为止所认识的历史的终结。简言之，对他来说，历史在现在终结了；随着19世纪中叶欧洲框架的确立，所有未来发展的基本形式已经确定。该体系表现出几近完美的均衡；有时也会要求进行调整，就像牛顿的体系也需要带着神性的钟表匠偶尔介入加以调整，这些调整将以偶尔的市民骚乱或国家之间的有限战争的形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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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兰克有关欧洲历史发展的概念能够和他总体的世界观赋予的假设分离开，并且根据它自身的价值判定为建构欧洲历史研究的一种解释或一种规划。另外，通过运用他本身有关材料批判和客观确定事实的方法，别的史学家可能就历史领域的组成成分和它们之间可能的关系模式对兰克提出质疑。兰克本人对其著作的批评家宽宏大量，他们将他的注意力不仅引向兰克在描述特定时期、政府、个人、观念等等时没有注意到的“事实”；而且引向整体的事实类型，如经济事实，这些是兰克的体系原本不考虑的。但重要的是，必须承认在他的历史解释体系中有一个要素，它不只是充当一种纯粹的材料：这就是他的“国家观念”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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