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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整体发展指向的终点和目标在兰克《关于政治学的对话》中有着详细说明。兰克先指出个体性民族国家经历了由中世纪晚期到复辟时期这么一段长时期而形成，之后，他使用了一种天体系统的隐喻来描述欧洲历史过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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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众多独立的、世俗精神的社会受道德精神的召唤而产生，不可抗拒地成长起来，在世界一切的骚动中朝着理想前进，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的轨迹！看吧！看这些天体，它们自己的轨道、相互的引力和自己的体系！［第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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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用来描绘成长和发展过程的有机式理解让位给了机械式理解，它更适合于表述一个系统的平衡。关于太阳系的想象有利于暗示这个体系中的连续性运动。在兰克自己的时代，历史并没有被想象成走向终结，但是，历史运动现在是有秩序地受规则支配。它是一种在获得的诸关系体系范围内的运动，而这一体系本身不再被认为是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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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克把法国大革命之前看作这样一个阶段，在其中，起作用的各种力量努力朝着它们自身在该体系内的恰当位置运动；体系本身得以构成，或者正在通过冲突与协调的过程构成它自身。兰克想象他自己的时代，即后革命时代，把它当作该体系最终完成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该体系成了一种自我稳定的机制，它的适当的普遍形式已经成形。人们仍然认为运动、成长和发展会持续下去，但其基础已然不同于系统完全构成之前种种要素存在的状况。社会最终取代了自然而成为中介，历史必须在其中运作以实现它的内在目标，即达到一种充分的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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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析的“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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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兰克来说，历史过程与总体的世界过程不同，它本质上是一个极其稳定的领域（它的稳定性由上帝保证），充满了不相连的对象（人类，每一个人都是被上帝单独构成的）。这些对象聚集在一起并且结合成独特的实体（民族，也是被上帝单独构成的），这些实体又创造出了特定的制度（教会和政府）来实现他们作为民族的命运。作为个体和民族的人类，被认为是由自然性或者动物性欲望支配的，并且因而本质上是混乱的和破坏性的。但是，按照兰克的看法，在两种制度中，即在教会和政府中提供了各种手段，能够把民族的漫无目的的精力引导到有益于人类的计划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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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克并没有令自己无益地思索教会和政府的起源，或者它们最初构成的方式。这两种制度一般性的有益特征在他看来是历史的事实，即不仅是通过历史反思，而且是通过日常经验确立的真实。他个人相信，这些制度是由上帝建立的，为的是赋予紊乱的人性以秩序；并且他认为，不带任何感情地研究历史会更有效地确定这两种制度在人类生活中起到的普遍有益的作用，这对虔信者可能意味着它们的神圣起源。然而，要欣赏它们在人类生活中的规范作用，并不必然要相信它们的神性。它们在历史的时间中构成了独有的秩序性原则；正是通过这些原则，一个“民族”能够把它的精神和物质力量贯注于作为一个“国家”的它本身的构成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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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这样想的话，在世界过程中构成其基本条件的秩序和无序力量一方面在教会和政府中，另一方面在民族中找到了它们的历史形式。这些范畴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因为教会和政府都是由人类掌管的，正如民族是由具有共同居住地域，并在语言、特定习俗、道德观念等方面具有共同文化禀赋的人构成。这一事实的结果便是，教会和政府并非总是代表着秩序与和平进步的原则发挥作用，而且有时也寻求超越其权威的正常范围。例如，教会人士可能试图篡夺政权，这时就会造成一个民族的政治力量衰落；或者政治家可能寻求篡夺一切精神权力，结果是民族的精神力量减弱，而公民的个人生活和道德一般会退化。在这样的时代，国家将受内乱的煎熬，并且招致邻国侵犯，因为那些邻国根据自身特定的国家“观念”，达到了一种更为充分的政治和教会权威的平衡，因此有可能为其扩大和扩张的内在冲动赋予一种单一的形式和方向，对这个被削弱的国家不利。并且，除非受此威胁的国家在此危难时刻能够唤起尚存的精神或物质力量，除非它能够开始革新，并且重建形成“观念”所要求的教会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否则灾难就会降临，而这个国家的人民将从历史中消失，再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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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某种特定的政府或教会观念可能获得了太多的力量，支配了所有地方人们的想象，并且可能扩张，超越它所适用的民族的界限，把自己构成一个“普遍教会”（如罗马天主教）或一个“普遍国家”（日耳曼民族的神圣帝国）。事实上，兰克相信，这就是中世纪出现的情况，结果正如他所认为的，“和平的进步”慢下来了，民族向国家的发展耽搁了，文化在一种优柔寡断、焦虑和恐惧的哥特式阴郁中枯萎。但是，最后，改革者在欧洲各个民族中出现，他们一同建构起欧洲文明，并且批评普遍教会和普遍国家的观念。而且，当这些改革者牢牢把握住基督教的根本真理和欧洲文化的根本统一性时，根据激励他们的国家“观念”，他们设计出了教会和政治的组织形式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形式，这些形式足以表达不同民族本身的特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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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及随之而来的宗教战争时代的真正意义。在这期间，国家的“观念”作为欧洲不同民族自觉的统治原则形成了，那些民族组织成截然不同的国家，它们具有独特的历史命运，创立起来了的教会和政府适合于将它们的精力往有序的和于人有益的途径上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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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事件的“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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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欧洲诸民族使自身组成为国家，而教会和政府独特地适合于他们特定的精神和物质需要，并且在欧洲有着某种共享的宗教和文化特征的一般情境下，欧洲文明进入了一个根本上的历史发展新阶段。欧洲诸民族构成为不同的民族国家，为完全自治的、进步的和自行调节的文化组织体系创造了条件。一旦不同国家的不同“观念”显现在欧洲不同民族的意识中，调控便会按照一种调节关系自动建立起来，这种关系一方面存在于国家之内的人民、教会和国家之间，另一方面存在于由此构成的不同国家之间。几近三个世纪，该体系没有完全创建出来，并且，在它完成之前，必须经受来自陈旧的、中世纪的、普遍主义的社会组织概念的世俗对应力量的攻击，抵制查理五世、菲利普二世、路易十四、雅各宾派和拿破仑这样的政治领袖们寻求欧洲甚至世界霸权的努力。但是，这些寻求政治霸权的努力都因为寓多于一原则的运作而归于失败。兰克将此原则当作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独特的社会组织模式。这种模式在呈现的作为国家差异之必然结果的权力均衡原则中，找到了公开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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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像一个国家在它的“观念”中发现了用以调节人民、教会和政府之间的内在关系的机制，欧洲“观念”也充当了一种支配性机制，用来调节脱胎于中世纪混乱和异质世界的不同“国家”之间的外部关系。兰克与众多只看到法国大革命的罪恶的好古保守派不同，他认为从大革命产生了诸多好处。例如，国家进入了自觉性的最后阶段便是大革命的结果，列强在借助所有别国维护自身之中找到了共同的目的，而欧洲文明最终开始了它的太平盛世，在其中，“和平的进步”能够无限地继续，没有对于来自底层的革命或对于导致亡国的外来战争的现实恐惧。这样，兰克在他的论文《论列强》的导论中写道：“如果法国大革命前数百年的主要事件是在捍卫欧洲独立之中列强的兴起，那么，自此以后的时期最主要的事件是国民性得以恢复、复兴和全新的发展”（第215页）。他曾说，他自己的时代“获得了巨大的解放，这并不完全是在分裂的意义上，而是在一种创造性的、统一的意义上。光说它促使列强建立起来还不够，它也更新了所有政府的基本原则，即宗教和法律的原则；并且为每一个体国家的原则赋予了新的生命”（第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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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兰克而言，看上去，在一个自我调节的力量关系构成的更大共同体中，联为一体的自我调节的民族国家具有的构架表现出一种历史的终结，人们到那个时代为止所认识的历史的终结。简言之，对他来说，历史在现在终结了；随着19世纪中叶欧洲框架的确立，所有未来发展的基本形式已经确定。该体系表现出几近完美的均衡；有时也会要求进行调整，就像牛顿的体系也需要带着神性的钟表匠偶尔介入加以调整，这些调整将以偶尔的市民骚乱或国家之间的有限战争的形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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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兰克有关欧洲历史发展的概念能够和他总体的世界观赋予的假设分离开，并且根据它自身的价值判定为建构欧洲历史研究的一种解释或一种规划。另外，通过运用他本身有关材料批判和客观确定事实的方法，别的史学家可能就历史领域的组成成分和它们之间可能的关系模式对兰克提出质疑。兰克本人对其著作的批评家宽宏大量，他们将他的注意力不仅引向兰克在描述特定时期、政府、个人、观念等等时没有注意到的“事实”；而且引向整体的事实类型，如经济事实，这些是兰克的体系原本不考虑的。但重要的是，必须承认在他的历史解释体系中有一个要素，它不只是充当一种纯粹的材料：这就是他的“国家观念”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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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释的“语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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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国家观念”这个概念再三描述，这是此概念在兰克的体系中所起作用要求的，因为“国家观念”不纯粹是人们对于组织人类社会的方式可能持有的诸多观念中的一种，它是为了实现“和平的进步”而组织社会的惟一可能的原则。简而言之，对兰克来说，“国家观念”不仅是一种论据，还是一种价值；更有甚者，它是一种原则。借助这种原则，历史中的任何事物都能被赋予一种肯定的或否定的意义。当他认为永恒不变是“国家观念”的特征时，兰克同样揭示了一种有关上帝的思想。他承认，民族有来往、教会有组散、政府有兴衰，而史学家的职责在于编纂它们的演替过程，或者事后以其个体性和独特性重构这些过程。但是，要把握住它们的精髓，认识到它们的个体性和独特性，就要牢牢抓住形成它们、赋予它们作为特定历史存在性质的“观念”，并且找到使它们是此非彼的一致原则。仅仅因为国家的“观念”是永恒的，这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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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原则上，仅当它在某一特定的历史形式中实现，也就是说，仅仅在人们实际上成功地形成了一个特定国家的情况下，这种“观念”才能被认识到。这意味着，尚未达到以民族国家为表现的自我完成阶段的所有民族和文明，在真正的历史降临到16世纪近代欧洲历史之前，处于一种史前时期的黑夜中。若把这种日与夜的隐喻推到它的逻辑结论，人们便会注意到，历史的正午位于兰克自己的时代，即，在摆脱了大革命的创伤之后，全面建立起来的欧洲民族国家的自我调节体系获得了一种最终的形式。简而言之，兰克把他自己所处时代的现实当作一切时代的理想。他承认，真正的转变、革命和动乱的可能性仅仅存在于在他以前的时代；而未来对他来说不过是他自己所处时代的无限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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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兰克来说，自我调节的民族国家体系的创造是任何事物趋向的目的，是一切运动指向的最后的平衡；因此，他必然要求将每一个其他的社会组织形式看成一种不全面的尝试，为的是实现他认为实际上是在他自己所处的现在才全面实现的状态。于是，他不得不因此而主张，一旦现在的社会组织形式已经形成，就不会再有其他形式出现了。就像黑格尔、托克维尔和马克思那样，他能够设想的惟一另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便是基于世界主义的或普遍原则的国际间或跨国的形式。这种普遍形式在中世纪就以普遍教会和普遍国家的方式尝试过，最后发现不行；因此，它们被永久地取代了。兰克承认，在未来存在着尝试复活这些普遍主义社会形式的可能性，并且他在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里看到了这种努力。然而，兰克认为这类运动就像战争本身一样，对于加强和进一步阐明永久可行的国家“观念”而言仅仅是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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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克历史观念中的保守主义蕴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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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政治学的对话》中，兰克认为，战争并不能决定“国内政治组织的形式”，而只会是“它们的调整”。在《论列强》中，他把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希腊化时期相比。他写道，希腊化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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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们自己的时代提供了诸多相似性，一种高度发达的共同文化、军事科学，以及复杂外交关系的作用和相互作用，还有极其重要的贸易利益和金融、工业竞赛，并且有基于数学的昌盛的精密科学。但是，这些［希腊化的］国家由于出自于一位征服者的雄心及其后继者之间的纷争，它们既不具备也不可能获得任何个体性的存在原则。它们只是奠基在士兵和金钱之上。正因为如此，它们迅速地分崩离析，最终整个地烟消云散了。［第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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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兰克自己的时代因为具有“道德力量”和“民族性原则”的创造性力量而生机勃勃。他问道：“如果我们的这些国家的政府没有从其奠基的民族性原则中获得新的生命，它们会是怎样？”“没有它而任何政府能够存在，这是不可想象的。”（同上）兰克暗示，正是如此，可以想象，只要民族自我认同原则能够保持，自我调节的民族国家体系也就能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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