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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克曾明言，他认为，史学家的任务是以增强民族性原则的方式撰写历史，这一原则是防止人类堕入野蛮时代的惟一保护措施。另外，他在一段以后编辑《文集》时删掉的文字中明白指出，对他来说，一种民族国家体系就像一种众神之间的交谈那样能够永远维系。对于民族国家体系会不会阻碍一种世界共同体的发展这个问题，兰克的回答是，文明本身依赖于多样性和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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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同的文献要让它们的个体特征相混并融合在一起，其结果将只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单调。不，一切的联合必须依赖于每一个体的独立。这样，它们才能够以踊跃的形式相互激励并永远如此，而不会令某个成为主宰，或伤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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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政府和国家也是如此。确实，一方绝对盛行将促使他者灭亡。大家都合并在一起将损害个体的本质。分离和独立发展将令真正的和谐呈现。［第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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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兰克并不欢迎可能有新的共同体形式让人们可以在政治上联合起来，并且游离在民族国家和教会施加的约束之外。这同时是兰克保守主义的实质与形态。由于“国家观念”在他的历史理论中充当了一种绝对的价值，普遍性和个体自由的观念被视为历史本身的两种选择；这两种观念正如后来在加缪[10] 那里那样，一方面被认同为专制主义原则，另一方面被认同为无政府主义。同样，“国家观念”的作用阻碍任何（社会科学）寻求人类联合与一致的普遍规律。这样的研究必然提起国家所赋特征的价值问题，简而言之，它将揭示出国家特征纯粹的历史本质，并且会要求视“国家观念”本身不过是一种观念。换句话说，它将要求“国家观念”被当作事实上它所是的那样，即本是一种联合的概念，在特殊的时间和空间中，脱胎于世界历史的某个特殊时期而形成；它在16到19世纪之间假定了一种确定的制度和文化形态；并且，它因此而可能令人信服地让位于其他某种人类联合的概念，例如阶级、种族，抑或仅仅是在未来把人类的破坏性能力进行创造性升华的人类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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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克认为，人类的问题只有在国家的情境中以及为了抑制那些冲动而形成的制度中才可以解决。他认为那些冲动在它们直接的表达形式中不可避免地是破坏性的。他把任何威胁到教会（如唯物主义和理性主义）、威胁到政府（如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或自由主义），或者威胁到国家（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全球宗教）的东西，都视为对文明本身的威胁。在他看来，任何把信念赋予一种被解放了的人性的运动都和感伤性的人道主义没有什么差别。并且，假设任何这样的运动试图通过革命的方式确立自身，兰克都把它们视为政府和教会已然确立要抑制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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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兰克在他的体系中，一方面把教会和政府，另一方面把民族作为既定之物，作为可观察和可确定特征的分离实体，并且告诫史学家要推想使这些实体聚合在一起形成有着个体性国家“观念”的国家共同体的方法，以此作为他们令人鼓舞的原则。就此而论，他那种“客观的”历史研究理想是极为令人满意的。但是，在历史文献中的任何地方，只要像政府、教会、人民和国家这样的实体构成的是“问题”而不是“材料”，他的经验方法就不可能起作用。在兰克式方法的基础上历史研究若要能够继续，前提是社会机构要已经稳固得足以确定下来，以至于它们能够提出自己有关人、政府和教会的真正本质由何者构成的观念，并以此作为未经批判的确定规则来指导史学家的研究。在这样的社会结构还没有成形或者开始衰落和摇摇欲坠的地方，在社会组织原则不再是自明性地赋予专门机构的地方，以及在构成人类共同体的最佳形式是什么这个问题产生的地方，就需要呼唤既研究现在也研究过去的其他方法，和用来描述历史过程的其他概念范畴。探寻这些其他的方法和概念范畴产生了新的社会科学，它形成于19世纪的后三十年。通常，这些新的社会科学涉及到历史问题，但它们毫不例外地对那个时代被称为历史方法的东西表示出敌意。因为此刻，历史方法是兰克式的方法，这不仅仅指它的朴素归纳主义，而且首先指它的前提假设，即国家是社会组织惟一可能的单位（也是惟一值得注意的单位）；另外还有它的信念，即由此，民族集团便构成了历史研究惟一可行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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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喜剧进行情节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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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注意到，在某种意义上，兰克比米什莱更容易概括描述，可是，在另一种意义上，他又没有米什莱那么容易。这是因为按喜剧模式编纂的历史，其情节结构就叙事的故事层面而言，在形式上要比浪漫主义历史可能做到的更为连贯。米什莱关于法国史的情节描述了参与者（法国人民）逐渐获得自身本质的全部意义，以及达到其内在统一的完整实现（尽管为时不长），以对抗试图挫败其成长与自我实现的模式化人物、制度、传统。但是，这一上升直线的纯粹性因为其各构成点的隐喻特征而模糊不清——为了让人们想象参与者以其连续的胜利而达到了更高阶段，每个点都必须更加炫目、更为极端、更加广泛而激烈。此外，由于米什莱是从远离这一上升过程顶点的位置来撰述它的历史的，他知道到达顶点之后，由于对大革命理想的背叛而开始衰落这样的结果，描述大革命高潮时刻的纯洁、光辉和圣洁的努力，在事件本身消退的情况下，便只有通过最迂回的诗意筹划才有可能维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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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什莱和兰克一样也是一位复辟时期的史学家，尽管他以一种正好和兰克相对立的方式来体验他所写的那个时期。米什莱遭遇的是一种理想的消逝，就像高潮之后的失落，而兰克则感受为一种圆满，但这是在字面意思上的那种圆满。它并不像在米什莱的革命时刻的概念中那样，它不是清除了禁止人民自身联合的人为障碍而实现联合，而是原来和自身以及彼此间都不一致的诸要素在更高的共同体形式之内的真正综合。而这种共同体就是民族国家和国际体系，其中的每一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的位置，并充当整体的一个必然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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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德提供的那种有关历史过程的有机论理解在兰克的著作中仍然作为隐喻呈现出来，该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是可藉此理解的。但是，它升华成了喜剧的情节结构。借助于这种结构，就欧洲历史讲述的故事将被理解成一个表述了特定意义的故事。这种情节结构本身要比为米什莱的浪漫主义历史提供思路并赋予一种次要意义的结构更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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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什莱以摩尼教式冲突的形式将历史情节化，其中，正反两方被锁定到生死搏斗之中，并且为了达到故事的高潮，必须消灭一方或另一方，就像救赎或审判显现。但是，兰克将冲突的场景置于对正反两派斗争带来的更大统一体的理解中，并且强调一般社会秩序可以通过斗争的事实本身而得到什么。对于人类最终统一的想象被移到历史时间终结的时刻，作为信仰或想象可能认为该过程正在接近的预想目标；根本的重要性被放在制度和国家中已经实现的社会统一形式，而这些制度和国家正是从中世纪中期一直到复辟时期的千年冲突之中创建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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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剧的三重运动，即从显然为和平的环境，经由对抗的昭示，到在真正和平的社会秩序基础上解决冲突，它允许兰克自信而又令人信服地描绘出能够划分总体历史过程的主要时间单位。时间的过程能够被如此确定地情节化，这一事实激发起兰克的自信，他相信自己所处时代的政治和社会形式是历史分析的“根本”单位，藉此，历史领域的图景被设想为一个空间的或共时性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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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文明根据拉丁和日耳曼文化基础被区分开来，并且根据建立在两种基础之上的语系进一步加以区分。这些语系在欧洲不同地区的文化和自然之间是共生关系的基础，民族通过这样的基础建立起来。于是，在国家中，适合不同民族组织与表达其独特美德和权力的特定政治和教会组织形式被设定。于是，国家自身之间，表述在权力制衡观念中的那种特殊关系形态被当作了一种目的，国家之间的所有冲突都指向这一目的。部分从整体中分析出来，尔后，在叙事实际的写作过程中，又根据部分来重构整体，对部分转为整体这种关系的逐步揭示被体验成了事物何以如此发生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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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这些解释策略的比喻描述模式是提喻。这种比喻的“方法论筹划”即现代史学思想家视为“历史主义”的有机论。通过辨明所有赋予事件“结构”特性的线索，所要解释的事件被置于其情境之中，在这个层面上，兰克对于事物何以如此发生的解释类似于米什莱的。但是，一种给定的情境，就如“中世纪”、“宗教改革”或“17世纪”等等，其特性描述为读者提供了那种形式一致性的连续感，让人想到部分融为一个更大历史整体，而这个更大的历史整体正是欧洲文明自身最后阶段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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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叙事有故事的要素（它回答了“接下来发生什么？”和“最后一切又是如何？”），叙事也有情节要素，它回答“它到底是怎样发生的？”也就是说，解释在两个层面上展开。在其中一个层面上，回答“发生了什么？”这一问题的做法是，辨明事件彼此间联结的线索，将某个事件或某组事件插入到语境之中，因此也造成了一种事件具有丰满结构的印象，而该事件对任何规则性解释都不太敏感。在另一个层面上，回答“事件何以如此发生？”这样的问题则是，一种被看作是既得形式的语境变换成另一种，从而在有机论模式中表现出每一个后续阶段的现象彼此都进行更高层次的综合。否认史学家能够认识到诸种形式的形式，其效果就在于赋予过程的最后阶段一种所有先前阶段预定的终极、结果或目的的地位，其中假定了史学家自身所处时代已经获得的形式一致性。简而言之，历史领域首先是被看成了一个分散事件的综合体，这些事件仅仅通过一些线索彼此相互联结，编织成了一幅事件——情境关系的背景；于是，历史领域重新被描绘成一幅各种融为一体的整体的模式，各种整体彼此间有着微观——宏观、部分——整体的关系，并且总是暗示，在历史中能够分辨出的最后的形式一致性便是社会和文化组织的至高形式，它能在整个过程中合理地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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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兰克用提喻模式来构想历史。提喻模式被转化成了一种方法，它允许兰克按喜剧模式把历史情节化，并且按有机论的方式来解释历史。情节化模式和解释模式二者赋予了兰克历史学一种公认的“实在主义”科学的独有特征，然而，如果我们想要看到对这两种模式进行的形式辩护，我们的眼界就必须超出兰克的著作之外。这种辩护最早是在1821年由政治家、哲学家和科学家威廉·洪堡在一篇名为《论史学家的任务》的论文（最初是在柏林发表的一篇演讲稿）中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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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作为历史方法的有机论所做的形式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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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米戈里亚诺把兰克以及奥古斯特·伯克和德罗伊森称为洪堡的“理想学生”（第105页）。而最近，伊格尔斯说明了他们在诸如历史思想的本质、政府、社会和欧洲文化的未来这样的主题上有着相似观点（第3——4章）。然而，洪堡的论文作为对某些解释原则所做的形式辩护，需要更为细致的阅读。兰克将这些原则和他关于历史的喜剧式情节化结合在一起，目的在于从历史“材料”的“客观”思考中得出明确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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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堡一开始明确否认史学家能够期待一种关于历史的规则性理解；他指出，史学家有希望获得的最多不过是“简单描述”“实际发生的事情”（第57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史学家“仅仅是接受和复制历史”。相反，他必须是“积极的和创造的自我”，因为事件“在感官世界只是部分可见；剩下的不得不通过直觉、推论和猜测来弥补”；“一件事的显现是散乱的、脱节的和孤立的”；并且这种事件“拼图”的根本“一致性”“仍然不能直接观察到”（第57——58页）。洪堡强调，单单是观察只能得出“要么是相伴，要么是彼此相继的情境”，它不能洞察“内在因果关系”，后者却是一组事件的“内在真实”“完全依赖的”（第58页）。观察揭示的是一个没有完全感知到的对象领域和显然模糊的复杂关系，单个事件群看上去“准确地说就像云彩，只有从远处才能看出其形状”（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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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件群的“内在真实”是史学家使用一种不同于诗人的本领赋予它们的“形态”。正如洪堡所言，史学家必须运用他的“想象”，“通过充实和连接起直接观察到的那些脱节的碎片，以陈述揭示事件的真实性”。但是，史学家和诗人不一样，他或许并不运用“纯粹的幻想”。相反，他必须要求一种独一无二的历史理解模式，洪堡称之为“连接能力”（第58——59页）。他指出，这种连接能力是史学家运用“种种必然规律”的产物，其作用是充当“直觉才能”运作的制动器（同上），这意味着史学家“在探求历史真实性时”必须同时遵循“两种方法：准确的、不偏不倚的、批判的事件调查方法……和连接已考核过的事件的方法”（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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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连接能力必定不会延伸到整体历史过程，因为历史领域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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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种种事务的一种巨大、层叠混乱的状态，它部分是因为国家本质、人性，以及民族和个体的特征所致；部分并无什么原因，就像从奇迹中创生，依赖的是朦胧感觉到，并且明显是由深植于人类灵魂中的永恒观念激发起来的力量——所有这一切组成了一种无限，精神不可能将它压缩为一种单一形式。［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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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不再想要在整体历史领域上强加一种单一形式，而满足于在历史领域的限定范围内强加一种暂时的、中等程度的形式一致性，这样的意愿使得史学家被称为一种特定的“实在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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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堡说，史学家必须努力“唤醒并刺激对于实在的敏感性”。事实上，他主张，史学家运用的“根本要素”是“实在感”，它被界定为“意识到时间中存在之短暂以及对过去和现在的原因之依赖”，同时也是“精神自由的自觉和对理性的认可”。只有这种一方面对现世短暂和因果关系，另一方面对精神自由之自觉的双重意识，才使史学家可能“在构成事件叙述时令读者的情感激发起来，就好像是以被实在本身激发起来的一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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