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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否认了那种可以直接感知“世界统治计划”的人类判断能力。他指出，这种能力至多能够“在这些计划表现自身的观念中推算到它们”（同上）。这就使他得出结论，认为“历史的目标”必定是“观念的现实化，它通过人类，借助于可以令有限形式和观念融为一体的每一种途径和一切形式来实现”。只有在“有限形式”和“观念”相结合并且“两者都不再能够进一步相互整合”之时，整个过程才告终结（同上，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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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回到洪堡最终将史学家比作艺术家的做法中，他声称：“关于自然和……有机结构的知识对于后者而言，就像探究那些在生命中呈现为主动性和指导性［原则］的力量对于前者那样。”艺术家感知的是“比例、匀称和纯粹形式的观念”，史学家认识的是“在世界诸事件的关系中，而不是作为［这些事件的］部分而展开的观念”（同上）。这就为洪堡提供了基础，说明“对于史学家的任务［这一问题］而言最终的也是最简单的回答”，即“表现一种观念在现实中实现它自身的奋斗”（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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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在于“奋斗”一词，因为如洪堡所说，观念并不总是在它第一次尝试实现自身时就成功了；它很有可能因为没有做到完全掌握它在其中寻求自身实现的“主动抵抗性事物”而“被扭曲”（同上）。但是，观念为了实现自身而遭受挫折可能经历的一系列悲剧最终必须被视作一种喜剧过程，这对洪堡来说是一个预知的结论，因为“从事物的普遍关系中，没有什么事件是完全分离的”；整体由自由支配，而部分只是朦胧地包括进了它的实现过程中。这样，重点便转换到了整体中包含的自由，即变化和呈现的现象，并且为抵制任何“寻求整体一贯模式”的兴趣提供了更多的理由。寻求整体的模式就是要将决定论归之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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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洪堡的历史观念进行的这种思考中，我们可以看到，兰克和他代表的学院派历史学与赫尔德的有机论研究存在的关系。这里存在一种重点的转换。构成这种转换的是那种寻求历史世界整体融合之证据的冲动减弱了，而在赫尔德的思想中它仍占主导地位。一种形式论的解释观念取代了赫尔德公开倡导的有机论观念。因此，历史领域变得松弛起来，寻求对于过程的总体理解的冲动淡薄下来，这就使得历史领域成了一个偶发事件或事情的总的场所。但是，一般构架、虚构性意义、使这些过程得以情节化的模式根本上的喜剧本质仍然尚未被触及。这种转换能够描述成一种修正，解释的冲动升华为渴望单纯描述历史过程，就如同它在史学家的关注之前所呈现的那样。过程的尚未实现意义仍保持不变。它被构想成一部喜剧，而其结局。但维系已然预设的喜剧结构，使得有可能以一种特定的乐观情绪理解在该结构内发生的事件。通过留下不确定的戏剧结局，与此同时确认有必要相信整个过程包含了一种特定喜剧式结局，这样，在并没有以任何方式赋予奋斗和冲突这些要素最终在历史中成功的可能性的情况下，它们能够被当作历史实在的真正要素来接受。一种渴望的每一次失败，都不过看成是包含在其中的观念进一步发展中的一个事件，如此，它最终在现实中的成功便得以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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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作为精神在时间中完成其诸多可能的现实化而发生的时机，罪恶、痛苦和苦难才能够被接受。在历史的戏剧中，碍手碍脚的角色确实很多，但它们的作用现在看来，只是为精神成功地克服它自我实现的环境提供的一些机会。在完美、真实和正义最后定然会成功这种完全的自我确信之中，以往人与人之间、国家之间、阶级之间的每一种冲突都能够被超越并加以思考。整部戏剧的喜剧式意味并没有像在黑格尔的思想中那样，被当作一个反省的对象，而是被单纯地假设为一个目标，我们从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来领会它，而真正的理解必然有待最后一幕的最后一场中“有限形态”和“形式”的“整合”。关于整个过程是如何运作的，所了解的和能了解的也只是些一般的东西。史学家能够期待的最好的东西是对历史过程的叙事表现，这些过程在世界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实现了暂时的形式一致。新形式的呈现仍然是一个“奇迹”，它是一个感知的对象，而不是理解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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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形式的消解被归之于其特指情形中支配性观念所涉及的东西，即自然变化和消解的规则。但是，洪堡的体系无法解释他称为“诸种弊病类型中的生活反常状态”是如何产生和兴盛的。因为罪恶、错误和不公正如果可能也像善良、正确和公正那样，有其“理想”形式，这对他来说不可思议。他指出，无疑，在生活的“正常”和“反常”状态之间存在某种类比，那就是一种“不存在解释原因的突然产生或渐次产生”的趋势，“看上去好像遵循的是它们自身的法则，并且涉及到一切事物之间某种隐蔽的联系”。可是，洪堡有些茫然，这些趋势怎么可能像他想象的那样构成历史戏剧的一部分呢?历史过程的这个黑暗面对他仍然是个谜，于是，洪堡断言，“在［它的原则］可能对历史产生作用之前，或许要经历很久一段时间”（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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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从有机论到形式论解释策略的转换，来构想这种从赫尔德经由洪堡再到兰克的转变，而在此转变中本质上是喜剧式的情节化模式仍保持不变，这样，我避免了运用讨论19世纪早期的史学争论时通常的术语，它们现今已成了陈词滥调。可以看到，对于个体与普遍，或者具体与抽象，乃至历史学必须哲学构思还是经验推导，或者说它更应是科学还是艺术这些对立的问题，其重点并没有多少转变。在运用这些术语的所有讨论中，问题在于这些术语本身所指的意思，一方面是认识艺术、科学和哲学的方式，另一方面是认识单个事件及其情境之间关系之本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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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洪堡如同兰克那样，他认为历史是有关个体事件在其具体实现之中的知识，并且，史学家面对的问题在于将个体与它呈现并实现其命运的情境联系起来。此外，他与兰克都认为，历史学根本上是一种艺术形式，特别是一种古典的艺术形式，也就是说，是一种模仿的艺术形式，它关心的是对实在加以表现，按其在某个给定的时间与空间中“实际”呈现的那样。另外，他主张，历史研究的目的最后在于预测整体历史过程的意义，它不仅仅是生产出一组过去的不连续的图画，还要上升到一种更高的概念化阶段，描绘出历史过程中包含的诸种关系，而前面那些图画代表的仅仅是其部分或片断。洪堡说道，历史反思受到了特定道德关怀的鼓舞，也受到了人们以某种方式想要了解自身本质的愿望推动，这样，人们便能为建构一种未来而努力，它要比人们自己的现实生活提供的状态更好。问题在于，历史事件发生的情境，即事件发生的框架或场所应如何理解，通过在时间中把事件串联在一起而显现的过程，它在其道德蕴涵上是被理解成了振奋人心的东西，还是理解成了令人沮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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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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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兰克有关历史过程的思想中遭遇的观念标示出，它们与某些文学浪漫主义的首要前提存在着明确断裂。兰克的历史学实践中隐藏的浪漫主义冲动当然不容否认；在青年时期，他本身便证明了浪漫主义激励着他的思想。这些浪漫主义冲动表现在兰克对个体事件的惟一性和具体性存在的兴趣中，也表现在他那种以叙事为历史解释的观念中。此外，在专注于进入历史戏剧角色的意识内部，以他们看待自己的方式观察他们，并且重构他们在自己的时空中面对的那个世界时，兰克也表现出了这些浪漫主义冲动。然而同时，兰克始终不渝地与那种以“形式的狂欢”而自豪的冲动抗争，它使历史文献看上去代表着不加批判的眼光。在兰克看来，尽管历史表现出那么混乱的性质，它确实在具备适当条件的历史意识前显示出一种意义和可理解性，不过，它们在历史的终极意义方面缺少总体上的确信，那是能够以宗教感受性反思历史而获得的。前述“意义”在于理解历史过程的有限片断具有的形式一致性，理解这些有限片断彼此相连而更全面地整合人类生活和社会的结构。简而言之，对兰克而言，历史学显示给意识的意义是纯粹有机论的。可是，它不是诺瓦利斯在整个过程中声称看到的那种整体的有机论，而是部分与整体关系的有机论，它允许观察者在微观世界中看到一种暗示，它与包含在总体中的更大的一致性相关。兰克把正确理解这种更大一致性的本质归诸那种确定的宗教感受性，并否认历史意识能对它进行正确说明。但是，就史学家来说，他承认那种产生某种意义或某些意义的洞察力，它一方面能够克服贡斯当经历的那种绝望，另一方面克服诺瓦利斯主张的那种朴素信念。找到历史实在在不同的时空中、在实现人类共同体的各种族的努力中处置它本身的形式，这便是兰克观念中的史学家的任务。并且，这种有机论学说构成了兰克在理论方面的主要贡献。19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正是借助于兰克的理论，人们把历史学建构成了一门自律性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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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那些介于兰克与黑格尔的弟子海恩里希·利奥之间的争论，取决于理解是由特殊到一般还是由一般到特殊这样的问题；但是，这些争论都是从他们共有的假设之内延伸出来的，这个假设就是：在历史领域是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相遇并融合成整个历史过程的场所。真正的问题涉及的一方面（黑格尔代表的观点）是对概念化之中严格性的要求，另一方面是（洪堡和兰克代表的观点）对一种有关历史知识基础的严格概念化加以抵制的可能性。在有机论的解释概念中，分析中有些地方的含糊性具有一种毫无疑问的价值，这是必然的，因为历史领域被领会成这样一个场合，即在本质上是不可认识的条件和冲动下，根本上新奇的事物强行地闯入了。这是在兰克及其弟子的史学研究中称为“经验主义”方法的真正内容。但是，这种“经验主义”的源起与其说是一种对特例的严格观察，不如说是一种决断，它把某些类型的过程视为本质上是抵制分析的，而把某些种类的理解视为具有根本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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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历史事件最终具有神秘（如果愿意的话，或者可说是不可思议）的本质，这种理解自然有蒙昧主义倾向，但又并未堕入其中，那是因为有一种在根本上是喜剧式的情节结构的信念，认为可能以宏观维度讲述的与历史过程相关的每一个故事中都表现了这种喜剧式情节结构。这种对于历史过程最终具有喜剧性质的理解，构成了对所谓的历史主义世界图景怀有的乐观主义的基础。兰克式历史主义的“乐观”成见所弄模糊了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在对其真理性的信念没有得到理论推导而证实的情况下，某种纯然的乐观主义态度是会被视为幼稚之见的。在洪堡和兰克的提喻意识之中，这种理论基础是一种先入之见，它本身严格说来是不可分析和证明的，但是被简单地断定成了一种态度，即人们如果不想陷入绝望的话，他们在精神上就不得不如此来考察历史。可是，信任它的理由出自世界过程的实际表现，在其中，将总体过程按喜剧方式进行的情节化经受住了看似合理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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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主义看上去容易受到的威胁并非理论上的，因为有机论的解释概念不可能受到它自身前提假设的范围之外的攻击。需要用来破除这些假设的并非要说明历史文献能够以机械论的、形式论的或情境论的解释模式来理解，而是说明由某位史学家作为一个喜剧表现的同一个历史过程，也能够由另一位史学家表现为一个悲剧的或荒诞的过程。一旦将这种可选择的情节化赋予公众，而他们再没有信心为自己在其中扮演主角的戏剧提供喜剧式结局，那么，对于历史进行有机论解释的兴趣就可能让渡给那种对机械论或情境论解释的要求。这便是在19世纪最后25年中学术界多数领域发生的情况，其中一方面出现了实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出现了唯美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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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并不必然要抛弃有机论；需要做的不过是将表现出的一种喜剧性历史过程转变成一种荒诞剧的历史过程，以此反映出某个社会的统治阶级在他们确信自己按科学方法理解实在的能力耗尽后造成的沮丧。这正是布克哈特采取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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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堡那篇文章的价值并不在于他的历史解释观念，该观念在逻辑和科学基础之上都有所不足，其价值在于它对于按有机论的方式研究历史具有的适当性表现出的信心。它暗示着，如果历史表现有对整个历史过程最终的形式一致性抱有的信心支持，历史思想便能够一方面避免浪漫主义的“存在之混沌”观念，另一方面避免唯心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提出的这种状态能够获得全面理解的观念。简而言之，它表现出对于提喻式理解模式的一种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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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喻的神话乃是喜剧的梦想，也就是要了解一个世界，在其中所有的奋斗、竞争和冲突都消解在一种实现了的完美和谐之中，在所成就的那种环境中，一切的罪行、邪恶和愚蠢最终都被呈现为建构剧终所成就的社会秩序之手段。但是，喜剧式结局可能采用两种形式，其一是主人公超越阻碍他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的社会而获得胜利，其二是重申集体权利要胜过挑战它作为社会权威形式的个人权利。第一种喜剧式情节化或许可称之为愿望式喜剧，第二种则可称为责任和义务式喜剧。米什莱以第一种模式将他的法国史一直写到大革命；兰克则是按第二种模式来写作他的欧洲各国史。作为19世纪第二个25年间新型的或“实在论的”历史学代表，他们由一种共同的信念联系在一起，即以一切特殊性和多样性对历史过程进行的简单描述，都将描绘出一部成功、圆满和理想秩序的戏剧，于是讲述一个故事便是说明事情何以如此的方式。支撑着他们，使其愿意沉迷于历史文献包含的混乱材料和事件的是一种这样的信念，即根据事件的特殊性所做的准确描述得出的不是一幅混乱的图景，而是一种形式一致性的想象，它既不是科学也不是哲学能够理解的，更不是它们用一种言语表现能够把握得住的。米什莱和兰克都力图在历史发展过程的核心中把握住“观念”的精髓，这最初是他们在叙事性散文中想要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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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托克维尔：作为悲剧的历史实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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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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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什莱史学思想的连贯性，源自他始终不懈地对自己在历史领域中看到的个人和过程这两者进行隐喻式描述。米什莱对于充斥着历史领域的对象所进行的形式主义的领会得到了浪漫主义神话的支持，他用这样的神话把在1789年大革命达到高潮的事件序列情节化了。在其思想中，主要矛盾在于从一种根本上是无政府主义性质的历史过程概念中得出了确定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蕴涵。兰克的思想和作品中不存在这样的矛盾。他的知识理论是有机论的，情节化模式是喜剧式的，意识形态立场是保守主义的。因此，当我们阅读兰克的作品时，无论我们对其学识以及作为一位叙事者的能力有多深的印象，我们意识到，在他写的任何东西中，都缺少那种我们往往和伟大的诗歌、文学、哲学，甚至伟大的史学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张力。这或许是为什么人们有时会对米什莱这样的史学家再感兴趣的原因，某种程度上，这几乎不可能出现在兰克这样的史学家身上。我们钦佩兰克的成就，但是，我们会直接地和感同身受地就米什莱的斗争做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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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转向以大尺度来描绘人类和社会的历史时，可能不会允许任何人怀有看上去激活了兰克著作的那种确信。知识是一种斗争的产物，不仅是与“事实”的斗争，还是与自己的斗争。在有关实在可供选择的景象并不存在真正可能性的地方，思想的产物倾向平淡与不相称的自信。我们对兰克做出的反应相当于我们倾向于对歌德做出的，两位思想家都没有被驱使去尝试任何他内心中确实还不知道自己能够完成的东西。在兰克的意识当中我们直觉到的那种平静是一致性的作用，即他的想象和他作为一名史学家将这种想象运用到作品中这两者之间的一致。米什莱试图从他的历史想象转移到他自觉承诺的意识形态立场，而后者与该想象本身是矛盾的。在这个层面上，米什莱缺少的正是这种一致性。因此，米什莱的作品对我们而言更为动荡，更充满激情，也更直接。因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其中道德自信倘若不是不可能的，至少看上去它的危险与价值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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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米什莱那里感悟到的那种激荡，类似的也存在于他同时代的一位伟大同胞的作品中心，此人便是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这种激荡来源于托克维尔与米什莱共有的两种情感，即以超乎一切的容纳力同情与他自己不同的人，以及担心他认为过去或现在最有价值的那些事物遭到破坏。至少在米什莱看来，理想的民族统一在1789年的喜悦中已然实现，当法国政治生活远离了这样一些情形时，我们注意到了米什莱是怎样倾向于那种与日俱增的反讽式一般历史概念。当法国历史的高潮消退而成为历史，米什莱习惯于表达和形容的迄至1789年法国历史的浪漫主义神话便逐步被理想化、被抑制，并被当成了一种暗示。这种暗示指的是，倘若史学家能够成功地实践其重构和复苏过去的工作，使过去恢复完整性、多姿多彩、生动性和生命，它终究会是法国历史的成果。在托克维尔史学思想的演变中，当我们从《美国的民主》（1835）到《回忆录》（他1859年去世前几年所著），循着他关于历史以及一般性法国史的思想发展，我们看到一种类似的反讽指向。但是，托克维尔走上这条道路的起点与米什莱不同。米什莱的思想开始是浪漫主义的，历经对背叛他史学家奋斗理想的各种命运的悲剧式理解，之后，他的思想停止在一种混合状态，即理想化的浪漫主义与明显的反讽相混合的状态，以此看待1789年以后法国历史；托克维尔不同，他一开始努力保留一种特定的悲剧式历史图景，然后逐渐弱化，最后面对那种令他感觉到解放的前景迟早会落空的情形，他落入一种反讽而随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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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对于托克维尔的学术研究全面揭示了其思想的学术和情感基础，他的前辈和同时代思想家对他产生的“影响”，以及他在奥尔良派治下的法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位置。这些研究也奠定了他作为近代社会思想主要先驱的地位，并且，他对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这两者的贡献现在都得到了承认。我在此并不是想要增进读者对于托克维尔的思想、工作和生活这些方面的了解，令我感兴趣的是分析他那种作为历史反思特定风格模式的历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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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某种给定的意识形态标签（如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或者某种特定的学科标签（如“社会学的”），这种风格并不能描述得详尽无遗。事实上，我的观点是，托克维尔作为一名史学家，其作品真正的逻辑蕴涵是激进主义的。由于他研究历史是为了确定支配着历史过程的因果律，托克维尔隐约承认这样一种概念，它以其现代的唯物主义的形式来看待我们将其与激进主义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对于社会过程的操纵。这种暗含着的激进主义表现在悲剧性主题中，该主题为托克维尔两部主要著作《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下文简称《旧制度》）提供了宏观历史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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