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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部作品中，社会实在的知识采用的明显是类型学的形式，它可能暗示了，托克维尔的目的最终是对以实际建构起来的类型辨识出来的那些过程和力量或者是进行形式主义的条分缕析，或者是进行有机主义的统一。但托克维尔既不像米什莱，也不像兰克，他既不喜欢沉迷于形式，也不愿综合那些彼此竞争的力量，以此作为欧洲的未来真正具有的可能性。在他看来，未来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和解的前景渺茫。历史是无法逃避的冲突的舞台，其中起作用的力量无法调和，无论是在社会中，还是在人的内心之中都是如此。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人们留连于“两道深渊的边缘”，一道是由社会秩序构成，少了它，人将不人；另一道则是由他内心中阻止他成为完人的魔鬼本性构成。人总是在每一次努力之后返回到这种存在于“两道深渊边缘”的意识，虽然他努力是要促使自己超越动物性，使栖息在他内心中被压抑、束缚、无法在万物间处于优势的“神性”兴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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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所有思想的根本是理解一种原始混乱，他明白在历史、社会和文化中发现的秩序就像神恩那样是个谜。托克维尔就像其同时代的伟大小说家巴尔扎克，他对于人们“具有”一种历史这一神秘事实狂喜不已；但是，他关于黑暗深渊的观念，认为人们由之而生，并且与之相对而把“社会”作为一种阻挡总体混乱的屏障，这观念除了有时让托克维尔适当地得到一点与最终支配世界行程的力量相关的知识外，并不担保他能期望到任何其他东西。因为对他而言（和马克思不一样），存在本身是一种神秘之物，托克维尔无法使其思想陷入那种有关真正历史科学的沉思，而他关于历史现象的分类组织形式看上去是允许他这样做的。这种神秘的无法消化的残渣阻止他将过程规律概念化，这些规律本来有可能准许他说明为何历史本身看上去分解成了相互排斥的，不过也是循环的社会现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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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启蒙时代那些早于他以及19世纪后期那些紧随其后的纯粹反讽论者不同，托克维尔不允许自己相信历史根本不存在普遍的意义。悲剧性冲突一次次揭示出，历史的奥秘无他，不过是人类永无休止地与自身争斗并返回自身。这样，历史的神秘性时而可以用一种埃斯库罗斯式的方式，时而用一种索福克勒斯式的方式来设想，它首先支撑着一种代表着更美好未来而作用于现在的自信行为，然后提示危险，这危险来自于过早排斥可能性，或者突然执行不完全了解的社会或个人计划。这种对于历史的双重看法是托克维尔自由主义的基础。只是在其晚期，他反思历史的风格和情绪才流于欧里庇得斯式或莎士比亚后期那样的反讽式确信，即确信生活本来毫无意义。当这种信念出现时，托克维尔出于道德理由而压抑它，因为他害怕这种信念使得那些不得不尽最大努力劳作，从而使其生命摆脱由命运赋予的邪恶本质的人们变得软弱。他甚至抨击他的朋友戈比诺，因为他以真实性为名，自行其事地传播那样一种只会有助于增加恐惧的历史观，而消除这种恐惧却是哲学家和史学家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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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托克维尔要么声称历史根本毫无意义，而且也不为希望提供任何基础，要么反之而声称历史有意义，并且这种意义能够被人们充分认识到，那么，他便会趋向于或者具有类似于其后继者布克哈特那样的反动立场，或者具有类似于他的同时代人马克思那样的激进立场。然而，他既想相信历史有意义，又想相信这种意义要到人们自身中的神秘本质中去寻找。正是托克维尔赋予该神秘之物的价值，使得他成了所谓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的代言人——纵使他对于历史过程的规律性本质的观念有可能导致他在那时的大多数重要社会问题上采用一种激进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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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科学”研究历史的结果是把历史事件排列到各种类型、种类、部属、式样等等之中。当材料陈列在社会、政治和文化现象的限定类型中，并受到影响，它们便转变成了知识。例如，托克维尔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社会：民主制社会和贵族制社会。而他关于上迄中世纪晚期下至他所处时代的这种近代西方文明史概念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两种社会是如何在该文明之中产生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与相互作用的本质如何，以及它们未来各自的前景大致如何。托克维尔不得不回答的问题是：这两个根本上没有变化的社会的产生、相互作用并互相冲突，这一过程的实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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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并没有真正直接地回答这个问题，他意在辨明具有政治、社会和历史文化性质的长期趋势，这种趋势通过托克维尔的角度指示出一种社会类型（贵族制的）的衰落和另一种（民主制的）的兴起。并且，他指出，贵族制类型的衰落正是民主制兴起的作用，这意味着他把整个历史过程看作一个闭合系统，它包含了有限的可资利用的能量，在任何成长的过程中无论获得了什么，系统其他部分都要失去些东西来补偿。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也被视为一个过程，因此它是按机械论的方式来认识的，而部分之间的关系则是以机械式因果关系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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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托克维尔是一位唯心论（或有机论）思想家，他本应该努力把这种能量交换看作人类意识总体上积极成长的场合。这种成长本来是可以感觉到的。在他身处的时代中，就黑格尔和兰克而论，思想和表述日趋复杂远胜于以前任何时代。但是，托克维尔于该过程中看到的成长与其说是在意识的总体发展中，不如说是在单单受益于贵族制衰落与民主制兴盛的诸种力量的势力中，这种势力一方面是集权国家的，一方面是群众的。并且，在他看来，这两种力量聚合的方式将不仅对他认识的文明和文化，亦对人性本身造成一种严重的威胁。此外，这些力量的增长在他看来并不是一个零星的或偶然的过程，而是宝贵的人性资源，即智慧、道德和情感不断被侵蚀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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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过程必然是悲剧的，并且，托克维尔对于历史和历史知识先前的思索明确地将史学家的任务想象为新旧力量的调和。新的力量是呈现在他自己的现世视野中的征服性力量，旧的力量则是落伍的文化理想，它们因前者的上升而受到威胁。托克维尔生活在一个割裂的世界，他的目的是尽其所能照管它，如此，其结构中的裂痕和破缝如果不能完全愈合的话，至少也能加以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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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认为整个的西方文明史是他思考的更为宽广的语境，他把自己对其中的欧洲和美国样式变种的分析，作为相对单纯的可能性种类的例证。它们作为他身处时代可能的未来而包含在总体性之中。因此，他考察这两类历史的态度和叙述这些历史的腔调具有的含义是不同的。用来考察美国民主的观点是出于一个优越的观察者的角度，他比构成该社会类型的行为主体和行为方式处于更优越的位置。托克维尔有着一种温和反讽式的腔调，至少在《美国的民主》第一卷是如此，他这样是为了提醒此书的欧洲读者，作为一种可能的未来而在欧洲社会自身之中包含的这种潜在能力所具有的力量和缺陷。比起来，托克维尔的《旧制度》腔调和立场都朝《美国的民主》第二卷指示出的方向改变了。后者对美国制度、习俗和信仰进行了更尖锐的分析，并且更直接地批评了它们对欧洲文化生活中永恒价值成分所具有的威胁。这更像该历史过程中一位参与者的观点，他必定是想非常努力地摆脱这一过程，以便猜测出其普遍的变化与趋势，预想它的目的或方向，并警告那些涉身其中的人危险在哪里。相应地，其腔调为了与观点的变化相适应也变了。托克维尔的心情也更加忧郁，悲剧性主题更直露地控制了叙事形式。其主导的语言是转喻式的，就如同《美国的民主》第二卷中那样，但过程的意象更突出了，时间的流逝和发展的感觉也更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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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民主》第一卷和《旧制度》之间，存在一个根本的重点转变，即从思考结构转变到思考过程，结果在后一部著作中，意义感受的分量更加公开地施加在表现的叙事层面上。从宗教改革至大约1830年，西欧历史的过程被简单地假设为前书中分析美国民主结构的语境。这个过程中，美国民主看起来像一个僵化的结构，其惟一的运动或成长正是在对其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清晰表述中。相比之下，《旧制度》中，过程与结构的区别几乎消除了，其效果相应地更文学化，意识形态倾向相比之下也更富于进取心。但是，两部作品的意义在一个单一停滞、确定、挫败、压抑、非人性的图景中聚合了。在整个托克维尔著作的背后，主导力量是困惑的挫败和绝望的图景，它启发了每一处呈现的反讽性主题。托克维尔仅仅是通过意志行为而幸免于落入这种绝望之中。在他就历史写的所有东西本应促使他要么产生一种激进的反叛，要么产生一种反动的虚无主义时，正是这种意志行为使他自始至终能够像自由主义者那样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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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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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的著作与兰克的不同，它很少认识到有关历史领域的辩证转换；其主导看法是从某个优越位置持续不断地堕落，并且无力利用特定的可能性。历史性力量的二元论，这种兰克视为在他所处时代真正实现了的社会妥协的前提，在托克维尔看来却是对文明本身的主要威胁。事实上，托克维尔整个的历史成就正是这样一种努力的产物，他想确定是否能够从他看来像是矛盾的各种冲突性力量中挽回什么东西，而不致是总体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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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 托克维尔用来描述历史过程的二元论也表现在（或反映在）他有关人性本身的概念中，正如1836年他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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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无法阻止人们拥有一副躯体和灵魂……你知道，在我心中，动物性被征服的程度并不比大多数人更强，［但是］我崇拜神性，并且愿付出一切令它居于主导。因此，我一直努力发现人们可能遵循而不致成为赫利奥盖巴勒斯[11] 和圣哲罗姆[12]的门徒的中庸之道；我深信，大多数人不会听信劝说去模仿其中任一位，无论是那位圣徒还是那位皇帝。［《回忆录》，I，第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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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二元论也表现在托克维尔的政治学中，并且也导致他追求一种类似的“中庸之道”。就其政治立场，他曾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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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为我交替地持有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偏见……但我的出身恰好使我更容易对这两者保持距离……当我步入生活之际，贵族制已经逝去，而民主制尚未诞生。因而，我的本能不可能盲目引导我追随这一种或那一种……我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寻求平衡，对两者都没有天生本能的吸引力，这样我无须努力便能静心地考虑问题的每一个方面。［同上，II，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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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与马基雅维里相似，他深信自己的时代正面临在可供选择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理念之间无力选择的困境。他认为，自从拿破仑失败以后，欧洲被搁在了旧的贵族体制和新的民主体制之间；它既没有完全抛弃前者，也没有彻底地接受后者，它忍受着两者的缺陷，而它们的好处一点也没有享受到。正如托克维尔看到的，主要的问题在于如何权衡这两个系统的利弊，如何面向未来而评价它们的前途，并且鼓励人们就那些看起来不可避免，但能够最有效地促进人类自由和创造性事业的方式做出选择。这种探索有一部分必定是历史的，但传统的历史考查无法充分满足时代的要求。这个时代需要一种本质上既非“贵族式的”又非“民主式的”历史图景，但对两个体系做出客观判断却有可能，另外，也有可能将它们中有利于未来的东西拯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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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托克维尔认为，他所处时代的文化也在旧贵族制时期的唯心主义和新兴民主时代的唯物主义之间摇摆。启蒙运动批判了贵族式的唯心主义，并将人们的注意力转向“真实而可见的世界”，将它视为研究的真正对象。一开始，思想和艺术都全部集中于物质世界，即“外在于人”的世界。但是，这种对自然的迷恋既非这个时代可能有的惟一兴趣，亦非真正与之相适应；托克维尔说，它“仅仅属于过渡时期”。他在《美国的民主》中预言，即将来临的这个时代中，思想和想象将“只和人”联系在一起，并更加确定地和人类的未来相关联（II，第76——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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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与倾向于把过去理想化的贵族派政治不同，“萦绕着它的是未来会如何的想象；在这个方向上，这些无拘无束的想象增长并膨胀，超越一切限制”（第78页）。这样，虽然民主文化的唯物主义和功利主义性质不可避免地促进了人的世俗化，与此同时，它至少激励起了人们对于未来的希望。例如，“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诗歌将不再以过去传统的传奇或记忆为内容。诗人不会试图以超自然存在来充斥世界，这连他的读者及他自己的想象都不再会相信；他也不会冷漠地把美德和罪恶都人格化，这些在其本来面貌下可以更好地接受”（第80页）。由狂热的贵族政治式想象为诗歌呈现的广泛可能主题突然萎缩了，想象返回到人本身之中，而诗人在人性之中发现了他惟一正确的对象。“所有这些源泉对他而言都已枯竭，但人类仍然存在，诗人需要的正是人类”（第80——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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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相信，如果人类自身能够被视为一切思想和艺术的对象与标准，就有可能创造一种既非唯心主义，亦非唯物主义的文化图景，它是二者结合的产物，同时是英雄主义的和现实主义的。这样，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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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须往返于天地之间以发现彼此对立编排的奇妙事物，如无穷大或无穷小、极度阴暗与耀眼光明能同时激起怜悯、赞赏、恐怖和耻辱感觉——我只需思考自身。在上帝的胸怀中，人类生于无、历于时，并永远地消逝了；他不过瞬间呈现，徘徊于两道深渊的边缘，并迷失于此。［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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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于“两道深渊的边缘”，产生了一种独有的人类苦难或绝望的感受，但它也生发出一种人类独有的欲望，即认识和创造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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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人们完全无视其本身，心中就不会有诗；因为它不可能描述心灵不可想象的东西。倘若人们确实认清了自己的本质，他的想象就将停顿，不再添加任何事物。然而，人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被揭示，足以让他对自己有一些认识；但一定程度上又仍然模糊，足以让所有其他陷入深深黑暗中，人们永远在摸索却又总是徒劳，无法把握住有关人之存在的某些更全面的观念。［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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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感觉到，有必要在人们的意识中将绝望和希望都保留下来，使人们的心灵直接面对未来，但同时提醒他们，只有经历最严厉的苦难、忍受最痛苦的劳作，才可能获得一个更好的、更具人性的未来。因此，对于即将来临的时代，托克维尔想象出这样一种艺术，它由贵族政治时代的史诗模式，经历了过渡时期的抒情模式，再转为对人类环境的一种新的悲剧性理解。并且，他想象哲学是由更古老的唯心主义，经由过渡时期的唯物主义，转变为一种新的、更具现实主义的人文主义。适合这种新图景的社会制度并非排他性的，即要么是贵族式的，要么就是民主式的，而是两者的结合，也就是说，就其符合民主式原则而言，它是平等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和功利主义的；就其符合贵族式原则而言，它是个人主义的、唯心主义的和英雄主义的。史学家的任务在于帮助创建这种新型社会制度，做法是阐明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两者的原则是在欧洲文明中那种单一持久的冲动所具有的作用，这种冲动乃是对自由的渴望，它从一开始就赋予西方文化这一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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