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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0年，不能再有任何认为法兰西正在走下坡路的言论；相反，它看起来前途无限。正是在这时，人类日臻全面和不断进步的理论开始流行。20年前，人们对于未来没有多少希望，而在1789年，已经没有人为未来感到忧虑。原来人们没有梦想过的幸福现在似乎能够触及了，在这种前景的迷惑下，他们无视已经发生的真实进步而渴望着猝然事变。［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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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段落意味着，社会变化规律的观念类似于那些在希腊悲剧中见到的，其规律就是，生命状况正在改善的人应注意到某些灾难的来临，而灾难通常是越过了人们自己理解世界或“实际地”认识世界和自身的有限能力的后果。与此同时，托克维尔援引了一个有机论的隐喻来表述旧制度的力量，以及在受到考验时丧失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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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看到，一切人类的制度就像人体，其中存在一个隐藏着的能量源泉，即生命原则本身，它独立于为了生存必须实现不同功能的器官；一旦这种生命的火焰微弱，整个机体都将憔悴和消瘦，而尽管各个器官看上去仍像以前那样运作，它们已经毫无用处。［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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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这种“隐藏着的能量源泉”枯竭了，旧制度便被推上了一条通向自我毁灭的道路；无论它如何挣扎，也只能促成它自身的终结。它改善自身处境的特殊努力创造了分裂的社会情形，藉此，人们自然要倾向于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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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资产阶级从贵族中彻底分离出来，而农民又从这两者中分离，当这三个阶级的每一个中都产生了类似的区分，即每个阶级都分裂成许多几乎彼此隔绝的小集团，那么，其后果就不可避免，那就是虽然国家逐渐变得像是一个同质性整体，它的各部分已经不再那么团结了。没有什么能够对中央政府造成阻隔，但它同样也表示没有什么能够支持中央政府。这正是为什么我们的历代国王建立起来的宏伟大厦，一旦在它以之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中产生动乱，就注定了要像一座势必倾倒的大厦那样分崩离析。［第136——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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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照这样的概括，托克维尔继续带着反讽的口吻评论他自己这一代没有能从这些经验中学到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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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这个国家孤立地看从其先前统治者的错误和失败中学得聪明了，但是，虽然它如此有效地摆脱了这些人的统治，却无法摆脱他们赋予它并使其习得的错误观念、陈规陋习及有害倾向。事实上，有时，我们发现它在其行使自由时显示出一种奴性，它无力管理自己，就好像它过去面对其主人时难以管束一样。［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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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段落揭示出，托克维尔沉着自信地将精力从经济转移到了社会的、政治的和心理的因素，认为它们乃是同一历史过程中的不同方面，赋予它们各自恰当的分量，并且，原则上不排除每一种都是积极的力量。然而，它们包含了诸多关于个体行为仅只以阶级成员的身份而作用的假设，也流露出一些在方法论上受到限制的有关某种静态人性的先入之见，以及阶级忠诚和意识形态偏向之迹象。托克维尔声称要超然于争斗之外，他也做到了这一点。但是，他决不是以同情的观察者的身份看待参与历史过程的所有力量。准确地说，对于卷入了各种行动力量之中并对其处境毫无理解的人而言，托克维尔是一位不偏不倚的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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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性戏剧的反讽式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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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托克维尔同时把旧制度向新制度的转变描述成一个过程，其中过去最糟糕的因素仍然被保留下来，还成了既定现实的某些方面。托克维尔如米什莱和兰克那样，发现了将其自己的时代与旧制度相连结的连续性线索。但这种连续性构成了某种不确定的遗产，它是由倾向国家集权和热爱平等组成。托克维尔指出，不幸的是，这两种因素并非正相对立。他认为，只要政府“满足和迎合法兰西民族对于平等的心愿”，该民族在任何统治中都趋向于容忍“事实上充当专制工具的实践和原则”（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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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认为，另一条更细微的线索将过去与现在联系在了一起，这条线索是由他称之为“对自由的渴望”（同上）构成的。对于国家集权和热爱平等的冲动延续并不断增长，对自由的渴望则起伏不定：“从大革命爆发到我们自己的时代这个延伸期内，我们发现有若干场合，对自由的渴望复活、死亡，然后再复活，再渐渐死亡，不久又会再次燃烧起来”（同上）。国家集权和热爱平等都不是对自由渴望的必然载体，前者一目了然，后者是因为其献身者往往热情、固执，并且“时常是盲目的，准备对那些能够满足其要求的人做出任何让步”（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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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未来，对自由的希望会在哪里呢？托克维尔认为，在法兰西民族本身的不确定的特征中能找到它。这种特征产生并促成了革命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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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不可能看到，世界上还会有其他民族的一切行为是如此充满对立，如此极端；它任由情绪支配，确定原则少有作用；其举动往往不是比人们期望的更好就是更糟。他们时而居于人性的规范之上，时而居于其下……只要无人想到抵抗，你能用绳牵着他们（法国人），一旦革命运动开始了，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投身其中……因此，法国成了欧洲国家中最光辉也是最危险的国家。在其他民族眼中，它最有资格成了令人钦羡、憎恨、同情或警惕的对象，也是绝不容轻视的对象。［第210——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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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兰西民族的不可预言、无限的多样性和极端主义之中，它构成了一个真正与美国民族相反的类型，无疑，托克维尔对此有诸多称颂。但是，托克维尔并没有像米什莱那样赋予法国人民那种神意的神秘特征。法国人民的不确定性在能够分辨的历史因素中有其来由，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中阐明了一些，但他把法国人看成革命传统最卓越的守护者，这种传统可能将欧洲从无政府状态和专制中拯救出来，它是消除平等主义在其极端形式中的罪恶的方法，也是调节过度政治集权的砝码，纠正任何试图返回过去或始终满足于现在的冲动的方法，以及未来人类自由持续增长的最佳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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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反讽观点下意识形态蕴涵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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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对秩序的重视要甚于对自由的重视，但他并不允许自己像早些时候的柏克或他同时代的黑格尔右派那样，把对秩序的热爱当作抵制社会变迁的重要论据。事实上，在1854年托克维尔访问德国期间，当他看到黑格尔的思想被普鲁士的“统治力量”利用，他对黑格尔道德哲学的个人崇拜便受到了严重打击。在一封这些年里写的信中，托克维尔指出：就像通常所说明的那样，黑格尔主义“宣称，在政治的意义上，一切确定的事实都应当视为合理的；并且它们存在的这一情形本身就足以使得服从它们成了一种责任”（《回忆录》，II，第270页）。简而言之，托克维尔在黑格尔去世25年之后遭遇的这种黑格尔主义看来使得现状具有了某种神性。这就违反了托克维尔的信念，他认为任何事物本质上都有其历史性，人们有权对源自过去的任何事物做出判断，并且根据环境和人类需要的变化加以修正。他同样排斥其朋友戈比诺的种族主义学说，但理由不同。戈比诺用一种遥远、虚构的过去构成了一种神性，它完全像普鲁士的“黑格尔化了的”现在那样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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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时代晚期的反讽式历史学并没有随着转入狂飙突进运动和浪漫主义时期而消亡；它只是被推到了不再引人注目的地方。在德·迈斯特尔的反革命哀诉、夏多布里昂对欧洲丧失基督教信仰的悲伤反思、克尔恺郭尔的新正教、施蒂纳的虚无主义和叔本华的哲学，都立足于某种反讽式的历史观念，它们大体上都是对于黑格尔把全部世界进程按喜剧式情节化而作出的反讽式回应。但是，对历史的反讽式研究直到50年代以后才确立为一种替代浪漫式和喜剧式研究的真正选择，那时候，它像叔本华哲学本身那样，充当了米什莱和兰克这样的史学家的“质朴描述”和马克思、恩格斯那种在概念上过于确定的“历史哲学”的替代品。在1848——1851年革命后作为欧洲学术、艺术和文学特征的“实在论”氛围之下，各种对历史的反讽式观点作为思想和表述的主流模式取代了浪漫的和喜剧的模式。并且，这种观点鼓励了由特赖契克和冯·济伯尔代表的民族主义史学的“国家主义”学派，由泰纳、巴克尔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代表的“实证主义”学派，以及由勒南[13] 、布克哈特和佩特代表的“唯美主义”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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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完全看到了反讽式历史观念的要求，并预见了它的到来。19世纪50年代初，他就在其朋友戈比诺的著作中看到了这种观念，并且，他试图构想一种新的选择方式，即悲剧式历史观念，它在承认反讽式洞见的合理性之时超越它，至少为他自己这一代人提供支持起适当希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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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戈比诺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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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戈比诺这本现在著名的《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中，他坚决拒斥支撑着诸如浪漫式和喜剧式历史观念的进步神话。他并不是把刚刚逝去的过去和他自己的现在看成人类自由这部悠长戏剧的高潮，而是将整个的历史视作这样一个过程，它长期以来从假想的人类纯洁时代“堕入了”普遍的种族腐化和“种族混杂”的堕落处境。戈比诺说话的语气是纯粹反讽式的，并坚持作者自己坚定的实在论以及毫不畏惧地承认生活和历史的“事实”。在回应他人批评这本著作的“腐蚀性”本质时，戈比诺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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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有任何的腐蚀，那是用酸来腐蚀而不是用香水。相信我，这根本不是我这本书的目的。我并不是在告诉人们：“你无罪”或“你有罪”；我告诉他们：“你已濒临死亡。”……我说的是你已经度过了青年时期，现在，你已经到了衰老的年龄。无疑，你的金秋要比剩余世界的衰老更具活力，但它仍然是秋天；冬天即将来临，而你将不再有子孙。［戈比诺致托克维尔的信，1856，见托克维尔：《欧洲革命和与戈比诺的通信》（以下简称《通信》），第284——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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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曾引了贡斯当一段话，作为后革命时代绝望的虚无主义的例证。这两段话的语气对比很明显。贡斯当的语气忧郁，而戈比诺则是执拗地冷酷与客观。前者记录了一种印象，后者却断言一个科学真理。戈比诺就像19世纪50年代及以后许多其他史学家那样，认为史学家只能充当社会过程的诊断者，而不是充当诗人或预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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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告诉你正在发生什么和将要发生什么，我从你那里取走了什么吗？我不是一个谋杀者，也不是一位诊断出绝症的医生。如果我错了，我的四卷著作将一无所剩。倘若我是对的，事实并不会被那些不想面对它们的人所征服。［第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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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主要是在伦理方面反对戈比诺的理论；他担心它们将对其自己所处时代的精神造成影响。1853年，托克维尔致信戈比诺说：“您难道没有看到，在您的学说中，包含了一切由永久的不平等所产生的种种罪恶吗？诸如傲慢、对同胞无情地嘲笑、专制，以及各种形式的卑鄙。”（第229页）托克维尔认为，戈比诺的学说只是一种现代唯物主义的加尔文式宿命论（第227页）。他问戈比诺：“难道您真的相信，循着这些路线追寻人们的命运就能真正解释清楚历史吗？有史以来，有那么多伟大的心灵试图在特定的人物、情感、思想和信念的影响中找到事件产生的原因，难道放弃了他们追随的实践，我们关于人类的知识就更确定了吗？”（第228页）托克维尔认为，他和戈比诺在历史研究方面的不同就在于以“事实”为基础的方法和仅仅依靠“理论”之间的不同（1855年《通信》，第268页）。前者得出了真理，后者只是得出意见，而且是一种反映了不得不适应革命后环境的数代人特征的意见，这种环境不用历史学家的刺激就导致了沮丧和悲观的情感（1853年《通信》，第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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