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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反对意见，戈比诺的回答是，相反，他依赖的正是“事实”，而不是通过他发现的事实揭示出的真理的道德意义。在1856年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的著作旨在探究、说明和展示事实。这些事实是存在或是不存在。其他无须多言了”（戈比诺致托克维尔，1856年《通信》，第286页）。对此，托克维尔回信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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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对人类极不信任，至少对我们的同类如此；您认为人类不仅堕落了，而且永远不可能再崛起。按照您的观点，我们特别的生理构造决定了我们要被奴役。因而，按照这种逻辑，为了在这群乌合之众中至少保持某些秩序，政府的利剑甚至鞭子在您的眼中也有其好处……就我自身而言，我不认为自己有权或有某种倾向接受这些涉及我们族类和国家的观点。我认为不应对他们表示绝望。在我看来，人类社会如同个人，只在他们运用自由时才有其价值。我经常说，在我们新生的民主社会中，稳定和保持自由要比在过去某个贵族社会中更难，但我未曾敢说它是不可能的。我向上帝祈祷，以免他让我产生了人们还是放弃尝试为好的想法。不，我不相信这万物之灵的人类会是你说的那变坏了的羊群，并且，我也不相信，除了既没有希望，也没有未来地交给一小群牧羊人，再无其他选择了。这些牧羊人毕竟不是比我们人类的羊群更好的动物，而事实上他们往往还要坏些。［托克维尔致戈比诺，1857年《通信》，第309——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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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后一段文字显示出托克维尔的历史知识观念根本的伦理基础。这种观念远非乏味地“单单为了事实”而研究事实，而正是寻求一种悲剧作者试图为自己及其读者找到的超历史的立场，通过思考这一立场，政治舞台上不同党派的代表有可能就一切人类知识的有限性，以及人们解决一切社会结构问题的暂时性达成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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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喜剧式的历史观念产生了社会适应的史学，那么悲剧式观念便是那称之为社会调和的史学之基础。当以一种温和的讽刺来写作时，反讽的观点具有调解的层面，它一开始就超越了喜剧式做法。但一般而言，反讽式历史学是从悲剧的另一面、在悲剧的真实性被记录而且甚至于它们的不妥之处也被察觉之后作者的再度审视开始的。托克维尔力图防止由一种与反思现时代历史而揭示出的残酷真实进行悲剧式调和的情形，落入那种作为戈比诺反讽式史学基础的愤怒之中，也防止堕入那种曾激励兰克喜剧式史学的“如其所是”的适应精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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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反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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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克维尔1850年写的《回忆录》中，他回顾了1789——1830年间法兰西的历史。他说，这段历史在他看来“如同一幅图画，它描绘了41年间旧制度及其传统、记忆、愿望、贵族代表人物与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新法兰西之间的激烈斗争。”托克维尔谈到，到1830年，“资产阶级”对“贵族”的胜利已经注定了。旧制度所保留的一切，包括其缺陷与优点都消失了。这便是“那个时代的一般面貌”。（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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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弥漫的情绪与早于它15年出版的《美国的民主》中的不同，也与同戈比诺的通信中的不一样。因为，在《回忆录》中，反讽性视角取代了写作《美国的民主》时的悲剧立场。托克维尔的失望在《回忆录》中完全发泄出来了，他在戈比诺面前曾不让自己表现出这一点，也拒绝在就法国历史的公开反省中充分表达这种失望。托克维尔写道，他的《回忆录》并非有意要“向读者描绘一幅图画”，它与其说是“文学创作，不如说是我的一种精神放松”。这位历史学家打算在公众面前公布的有关大革命的著作不得不“客观地”分析大革命本身的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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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民主》（1835——1840）中，托克维尔强调，尽管欧洲和美国随着“民主原则”的增长，所失颇多，但所得亦多；总而言之，他认为得多于失。这样，对于1789——1830年欧洲的混乱，或许会认为它形成的不仅是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而且是一种能够引导人们实现新的美好生活的社会智慧。但是，在托克维尔计划写作有关旧制度衰落和大革命出现的历史的第二卷时，他原先的愿望和随后那斯多噶式顺从已经被一种绝望所取代，它与戈比诺在总体上对历史的反思表现的那种绝望别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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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6年，《旧制度》第一卷出版，调和的语气相当程度上减弱了。此书表述的意图是：“澄清［现在的社会制度］在什么方面与先于它的社会制度相类似或相区别；并且确定在此剧变中的得失。”（第xi页）1830年看上去还有理由乐观的社会情境到1850年时，在托克维尔看来已经大为改变了，这时他能表明的只是一种谨慎的悲观情绪。然而，这位悲剧作者的信念依然存在。他认识到，旧制度的衰落、大革命及其结果反映了社会过程之运作，倘若客观地判断，该过程仍可以是有益的，并且可以缓和它们造成的情感与偏见。这依然是对大革命的一种接受，并把它的理想当作不容忽视的社会过程的表现，憎恨它是一种疯狂，而试图避免则是愚蠢。第一部著作中的期望已经让位给了第二部著作中的顺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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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托克维尔有关大革命的记录中，他写道：“大革命是一种极为新颖的革命，其最有力的参与者是最没文化和最粗俗的阶级，当他们被鼓动起来并且由知识分子来为其制定法律，一种全新而可怕的事物便来到了这个世界。”（《通信》，第161页）新的事物诞生了，但它并不是兰克从远离大革命，在柏林那无忧无虑的位置上看到的那种自我适应、自我调节的社会制度，这是一种有着善与恶这两种可能的“全新而可怕的事物”。要确定这种“全新而可怕的事物”的性质，以及支配它的法则，以便预测其未来可能的发展，这仍是托克维尔作为一位史学家的终生目标。其著作中的语气和情绪一贯趋向反讽和悲观，但观点仍是悲剧的。革命的图景在历史意识中展示的法则并不是以戈比诺执拗的情绪来思考，后者为大革命预示的欧洲和世界的浩劫而高兴，托克维尔却一直努力使它在意识中复苏，使它能够转而对社会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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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始终反对将历史中某个特定时代定为标准的冲动，好像那样就能判断和谴责所有其他时代了。他试图对一切社会阶级都保留同样一种开明的思想。但即便他表示下层人民有“希望”，他对他们还是没有信心。1848年，他带着一种只能称为是温和的怀疑主义的情绪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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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状况的确非常严峻；尽管如此，民众良好的理智和情感仍为希望留有余地。直到现在，他们的行为都值得极力称赞；并且，如果他们有最杰出的领袖能把这些良好的意向转变成优势并加以引导，我们很快就能消除一切危险和不切实际的理论，并将共和国建立在最为稳定的基础之上，即自由和权利的基础上。［《回忆录》，II，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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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托克维尔在个人的政治信念方面是自由主义者（因而原则上欢迎变化），他也是一个经历了诸多革命的贵族（因此从经验得知，不经历苦难便不可能有变化），这样，他对历史进行反思的态度要比米什莱的更为“现实”。但是，就像在米什莱的反思中那样，托克维尔接近晚年时，其作品的口吻更为忧郁，因而他也更像保守主义者。托克维尔完全没有受到他随后一代人的欢迎，其理由不难发现。他从一开始就致力于的那种悲剧式实在论太过模糊，自然不受到这个不允许模糊的时代欢迎。1848年革命破坏了18世纪以来自由主义赖以繁荣的妥协立场。在接下来的时代，史学家像其他任何人那样，不得不要么支持革命，要么反对革命，这决定了要么是以一种激进主义的眼光，要么以一种保守主义的眼光来阅读历史。托克维尔就像黑格尔那样，其观点在一些思想家看来太容易变化、太模棱两可、太宽容了。这些思想家觉得，在哲学中的叔本华和斯宾塞之间，在文学中的波德莱尔和左拉之间，在史学思想中的兰克和马克思之间，他们必须选择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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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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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赞赏托克维尔是一种悲剧式实在论历史观念的阐释者，是在黑格尔那里能找到最高理论表述的那种综合分析式历史主义的继承人。就像黑格尔那样，托克维尔把社会关系视作历史过程的首要现象；但是，他首先在其中发现了人类意识与外部紧急事件遭遇、冲突，却未能在本质上是进步性的人类自由的演变展现之中找到其解决办法。一切与超自然和先验原因有关的思想在他的历史反思中都被祛除，但与此同时，托克维尔也抵制住了通过参照生理冲动来解释人类行为的诱惑。对他而言，自然在历史中确实有其作用，但它只是作为场所、手段和社会可能性的消极约束发挥作用，而不起决定性作用。在托克维尔看来，人类意识、理性以及意志是历史中的主导力量，它们总是反对从以往时代继承而来的社会结构，设法根据尚不完美的人类知识把它转换成人类未来的利益。虽然托克维尔在道德理想上是一位个人主义者，他反对有关人类可能性的普罗米修斯式观念和西西弗斯式观念，它们曾形成了浪漫主义两个主要阶段中的思想。托克维尔犹如那时小说界的一位伟人巴尔扎克，在他们的历史观念中，人类源于自然，通过其理性和意志创造出社会来满足其直接需要，随后投身到与其创造物的生死决斗之中，于是上演了历史变迁的戏剧。如同在黑格尔那里那样，历史知识的作用是在特定的时空中充当这场决斗结果的一个因素。通过将人们置于他们自己当前的现实中，并且告诉他们什么力量必定会对其世间领域的胜利产生影响，历史知识便由一种对沉寂的过去的关注转变成现实中对活生生的过去的关注；它把人们的注意力转向其中的邪恶，并试图祛除由此产生的恐惧，表明这种邪恶是人们自己创造的，因而潜在可能服从于他们的意志。但是，最后，托克维尔被迫承认，人类历史的戏剧既非悲剧亦非喜剧，而是一部堕落的戏剧，这正是他批评戈比诺呈现在公众之前的那种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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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时常被人否认是位史学家，他或者被贬黜，或者被提升到社会学家的位置，这主要是因为在他对类型的更为强烈的兴趣中，他对历史细节的兴趣不断被抵消；抑或因为他对结构和连续性的兴趣要比他对历史过程或历时性中变化的兴趣似乎更大。但是，虽然在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这样的区分或许有利于在人文科学史中确定新学科出现的时间点的努力，然而，它们往往令人抱怨，并且几乎总是损害了人们对于某个思想家为人类思想所做贡献的适当评价与感激之情。以托克维尔为例，试图在史学家或社会学家之间对他进行最终定位，这的确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在他自己的时代，一位史学家尝试在对过去的单纯兴趣之上，提升到对于由单个事件而构成一般过程要素的力量进行理论分析，这并没有什么矛盾之处。这种尝试实现了前浪漫主义史学的优良传统，并且和黑格尔就史学家在建构叙事时实际做了些什么的分析完全一致。更重要的是，正是黑格尔主义者拒绝一成不变地满足于一种关于此何以由彼而来的单纯反思，他们渴望揭示将仍然存在的现在与已知的过去联系在一起的普遍原则，并且根据从人类与其继承的社会形态进行斗争而造成的悲剧意识中得出的经典原则，来称谓这些普遍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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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克维尔之前，许多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史学家满足于把大革命的事实当作材料，并且都下意识地致力于就大革命是怎样发生的，或者至多就大革命为什么这样发生，来建构一些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激进主义者和复辟主义者教条式的选择性解释。托克维尔使这种争论倒退了一步，提出一个更早的问题，即大革命事实上是否发生了，也就是说，实际上是否发生过革命。他并不是当作语义学练习来提出这个问题，而是对历史世界中事物的最终本质进行的一次真正的探索，就像询问事物应当以怎样的方式来命名。这样去消解大革命或美国的民主一类复杂事件的名字，以及尝试揭示由不成熟或不完善的语言用法而遮蔽的复杂性，要比关于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实际发生之事”可能做出的任何教条主义研究都更为激进。后一种研究不触及有关“实际发生之事”的相互争执的意识形态基础，并且为了某个党派利益或根据某个党派的利益写作历史纯粹是为了起到巩固该党派的作用，而对托克维尔而言，在描述复杂的历史事件时，他对传统语言用法的质询将思想推到了人类选择的极限之处，它剥夺了个人颇感轻松的习惯用法，并且迫使读者根据自己希望未来发生的事情来决定过去“实际发生之事”，要求读者在历史潮流中是舒适地顺流而下，还是逆流而上进行斗争之间做出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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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般认为托克维尔将历史学社会学化了的看法相反，事实上，他的历史分析的效用中反对将语言具体化。这是任何真正的反讽性历史观念的效用。因为，就反讽性历史观关于现在的破碎景象中各成分的相互作用而言，反讽令对其敏感的读者通过自己直接感受的现实需要、心愿和渴望，为自己的取向选择一种未来，从而自己给过去一个名称。再没有什么要比托克维尔的调和式历史主义更自由的了，因为他并不是将诸如大革命和民主的兴起之类历史事件的“意义”定位在过去或现在，而是定位在未来，定位在通过揭示过去固有的含糊性而得以纯洁化的个人所选择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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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直觉到的历史写作是一种创造性的消解命名的活动，有利于道德上的模糊性，这最终令他诚如同时代伟大的英国学者穆勒那样，成了一名自由主义者。穆勒在他的《本质》一文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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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创世惟一可接受的道德学说是：上帝的原则不能立刻而完全地征服邪恶势力，不论那是自然的还是精神的力量；它也无法将人类置身于一个摆脱了不断与恶势力进行斗争的必然性，或者令他们自己在斗争中始终获得胜利的世界中，但它能够，并且的确使人们有能力以其精力和日益增加的成就来坚持战斗。［第3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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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主张这种学说“比起模糊地和前后不一地依靠一位同时也应该是恶的创造者的善的创造者，它看上去更适合于鼓起［个人］行动的勇气”（第387页）。另外，在其《宗教的功用》一文中，穆勒认为，“只有一种对超自然物的信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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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完全远离心智矛盾和德性错乱。正是这种信仰形式不可挽回地放弃了存在一个万能造物主的观念，它认为自然和生命并非贯穿了某种道德特征的表现，也不是神祇的旨意，而是在努力奋斗着的善与难以驾驭的质料（像是柏拉图所相信的）或者说与恶的原则（像是摩尼教的教义所主张的）之间的斗争的产物。［第4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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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有关世界过程的二元论观念中，穆勒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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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德者也担负着……与那最高者一同劳作的劳动者的崇高角色，在伟大的战斗中，他也是一个一同参与战斗者，奉献出了自己的微薄力量，而像他自己那样的人们聚集起来，力量就大为增强，逐步取得优势，最终取得历史所昭示的善战胜恶的胜利。这种教义也告诉我们，这乃是那一存在者的计划，我们要把在自然中所看到的一切仁慈的设计都归功于他。［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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