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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勒南（1823——1892），法国历史学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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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此段译文出自朱光潜译《新科学》（下册），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606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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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普珊（1594——1665），法国画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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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此处译文出自何新译《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页。下文涉及此书译文均采用该中译本，不再一一注明。——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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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彼得罗·阿雷提诺（1492——1556），意大利作家，讥讽论者。——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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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皮耶罗·迪·科西莫（1462——1521），意大利佛罗伦萨派画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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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画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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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伯恩·琼斯（1833——1898），英国前拉斐尔派画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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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罗塞蒂（1828——1882），英国诗人，前拉斐尔派画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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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科摩，意大利北部度假胜地。——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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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安东尼奥·卡诺瓦（1757——1822），意大利雕塑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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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即《蒙娜丽莎》。——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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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风格主义，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艺术风格，特点是比例和透视因素的扭曲。——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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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奎尔齐诺（1591——1666），意大利画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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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 第三部分 19世纪晚期历史哲学对“实在论”的摈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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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历史意识与历史哲学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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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时，人们习惯于区分三种类型的历史编纂，即真实的、寓言性的和讽刺的；而历史哲学被视为只是认真反思由第一种（或者说真实的那种）历史表现的事实带给人类的意义。19世纪时，人们倾向于强调“真实的”历史编纂与“历史哲学”之间的不同。为了说明这一点，人们主张，历史编纂必须真实地记述过去发生的事件，本质上不应对想象的东西有任何兴趣，并且，它必须根据客观性精神来撰写，占据超然于任何同时代党派斗争之外的优势地位，避免那种针对其意义的真正“哲学性”反思可能产生的歪曲和抽象。黑格尔认为在历史编纂和历史哲学之间存在区别。虽然他把二者当作研究的不同部分进行区分，但他更感兴趣的不是强调彼此之间存在着鸿沟，而是在于确定历史编纂在何种程度上可能服从基于历史哲学的分析。然而，与此同时，他对严格意义上关于过去实在的历史表现可能采取的各种形式进行了分析，这种分析显示出，历史编纂必然造成有关过去相互冲突的记述的混沌状态，如果不借助哲学从这种混乱中找到秩序，历史学注定只具有一种原始科学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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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黑格尔在不同的历史编纂形式（普遍的、实用的、批判的和概念的）之间所做的区分，并没有继续作为区分19世纪随后产生的不同历史学类型的原则。史学家的确分辨了民族史和地区史撰述中运用的原则，以及尝试进行“普遍史”或世界历史考察时运用的原则。另外，他们也区分了一组特定历史事件的原始记述、用于研究的有关事件的文献与调查报告，以及史学家对事件发生之时“实际上”发生的事情进行的重构，即在其叙事中显示的那样。但更重要的区分是针对以下两种情况，一方面是有关过去的“真实”记述，另一方面是由于信奉有关在过去何种事情“不得不发生”的先验概念（也即“历史哲学”）和何种事情“本应发生”的观念（也即意识形态的或所谓“教条的”历史）而炮制出来的对过去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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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真实”的历史和“哲学性”历史之间的这种区分之外，19世纪的史学家还强调这样一种观念，即无论一个真实的历史记述可能包括什么，它既不能根据纯粹的“艺术”原则进行建构，也不能为了产生某种类似于自然科学所要研究的规律而进行建构。这并不意味着“真实的”历史中不存在科学的、哲学的和艺术的要素，事实上，19世纪主流史学著作强调，史学家同时依赖于科学的、哲学的和艺术的原则。但是，历史学声称它具有自主的学科地位，有其自身的目的、方法和主题，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确信历史之中的科学、哲学和艺术的要素并不是19世纪早期科学、哲学和艺术中所具有的那种——那个时期正是人们所认为的“真正的”历史学初具雏形的时候。这也就是说，历史学中的科学并非实证主义的，哲学并非唯心主义的，艺术并非浪漫主义的。最终，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史学家赋予过去发生的事件一种真实的记述，这样的努力必须在本质上是常识性的和约定俗成的科学、哲学和艺术的基础上才能贯彻实施。就19世纪思想主流中的历史学包含了科学的、哲学的和艺术的要素而言，它仍然锁定于这些要素组成的更为古老的观念，即前牛顿式的和前黑格尔式观念，或者更明确的说是亚里士多德式的观念，如此说来应当不过分。历史学指的科学是“经验主义的”和“归纳性的”，哲学是“实在论的”，艺术是“模仿性的”，或者模拟的，而非表述性的或映射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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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人撰写出实证主义的、唯心主义的和浪漫主义的史学作品，相反，这三种史学流派的繁荣贯穿整个19世纪，分别以下列人物为例便已足够，他们是孔德、巴克尔、泰纳；海恩里希·利奥、施特劳斯、费尔巴哈；夏多布里昂、卡莱尔、弗劳德、屈维廉。不过，当实际撰写的历史学作品可能被鉴定为实证主义的、唯心主义的，或是浪漫主义的，职业史学家的主流会认为它偏离了“真实”历史的原则，落入“历史哲学”的境地，而历史学已经通过其职业化摆脱了这种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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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流之内，形成了不同的历史学“流派”，它们要么以“国家”名称取名（如普鲁士学派、小德意志学派、法兰西学派、英格兰学派等等），要么贴上更为特别的政治标签，即标明史学家的意识形态色彩的标签（如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激进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等等）。然而，这些史学“流派”意在指出其特定研究领域或主题的兴趣所在，或者表明历史编纂工作对于史学家身处其中并为之撰写历史的社会中最急迫的问题有着何种直接关联，各派对此有着不同的概念。人们不认为努力撰写关于过去的“真实”历史会像“历史哲学”那样构成严重的威胁。这样，20世纪前十年，分别由费特、古奇和克罗齐撰写的三部概述此前百年间史学发展的著作问世了，这三部著作中，历史学和历史哲学之间的区分都被当作了一个不证自明的原则，用来区分正统的和非正统的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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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特在其《新史学史》（1911）中，将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史学思想区分为四种主流或四个主要阶段，它们是浪漫主义阶段、自由主义阶段、实在论阶段和科学阶段，最后一个阶段始自1870年之后，其精神正是费特自己写作时声称的这种精神。克罗齐在《历史学的理论与历史》（1912——1913）中，区分了浪漫主义的、唯心主义的、实证主义的历史学和新（或正确的）历史学。前面三种史学在他看来因为其中留有“历史哲学”的残余而存在缺陷，它们的名称就表明了这一点；而在新史学中，哲学、科学和艺术与历史之间的适当关系最后得以确立，克罗齐自己便是这种新史学的第一位主要阐述者。此外，在古奇的《19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1913）中，他借助于“国别的”学派和主题，使用了“自然的”史学家分类体系，但他也赋予自己所处的时代以恰当的“历史的——科学的”方式来对前一世纪的成就最后进行综合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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