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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种关于历史写作的概述最令人惊讶的是，它们很大程度上几乎完全忽略了马克思和尼采有关历史和历史写作的反思，他们对历史学的学术和专业形式方面都提出了最为深刻的批评。在费特的著作中，只有一次把马克思作为蒲鲁东的批评者而提起过，而提及尼采只是为了强调他和布克哈特之间的差异。古奇也仅是旁敲侧击式地提到这两位思想家。克罗齐则完全忽略了尼采，对马克思的处理也只是把他确定为浪漫主义史学派中的一员。然而，这三个人都悲叹或是装作悲叹历史哲学（在克罗齐那里是“史学理论”）落后于实际的历史写作，因为它不能为历史过程提供某种类似于普遍规律的东西，或者提供史学方法和分析的规则。费特满怀希望地期待着出现这样的人：他在历史研究方面的作为尤如达尔文在生物学和人种学方面的作为；与此同时，古奇强调，迄今要做的工作是要将史学工作的不同传统凝聚在一起，这样或许能够构成历史学分析的普遍性科学原则。克罗齐以其对于故作谦虚特有的蔑视，当然地认为他自己的工作正好构成了古奇所希望的这样一种创构。但在三者之中，惟有克罗齐认识到，倘若历史哲学不能充当历史学的一般科学或理论，这个时代的思想所渴望的历史综合原则就不得不从19世纪对近代科学、哲学和艺术的敌视而产生的不同史学传统中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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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1868年，普鲁士史学家J.G.德罗伊森（1808——1884）在这个方向上做出过努力。在其《历史学：历史知识和方法演讲集》中，德罗伊森试图描述出历史解释可能采用的主要形式，以及适合这每一种形式的表现形态。该著作写作意图针对的是历史研究，就如同亚里士多德的《论题篇》针对的是辩证法，《逻辑学》针对的是证明，《修辞学》针对的是演说术，而《诗学》针对的是文学艺术。由此，德罗伊森为他的著作取名《历史学》（Historic）[1] ，而副标题最好翻译成“历史分析和方法演讲集”。德罗伊森像黑格尔那样，区分了四种历史解释方式，即传记性的、实用性的、条件性的，以及他称作“观念的解释”那种。与这四种解释模式对应，今天可能会分别将它们称作心理学的、因果的、目的论的和伦理学的历史研究方式。对于德罗伊森的著作，以及该书的摘要，即发表于1868年的《历史学纲要》（尽管先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了近十年），值得注意的是它在某种程度上预见到了“历史主义的危机”。正由于19世纪史学极为成功，再加上像费特、克罗齐和古奇这样的思想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10余年中提出，要对有关历史学声称具有的科学地位进行重新思考，历史思维即将深陷于这种“历史主义的危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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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于洪堡和兰克在19世纪上半叶那样，德罗伊森一开始假定历史学必须被看作一个自主的研究领域，并且是一个有其特殊目的、方法和主题的学科，因而必须与实证主义科学、唯心主义哲学和浪漫主义艺术区分开。但他是在一种不同的学术和精神气氛中写作。即使在德国，哲学也不再只是唯心主义的。人们不再可能把实证主义看作仅仅是一种过时的追求理性主义和机械论解释模式的热情的残余，即它适合于物理化学物质的分析，但不足以对生物学特征和人类过程进行分析。达尔文主义赋予实证主义运动新的生命，并且对于有关人类和社会的一门真正科学所具有的前景，从来没有像在19世纪60年代进化论提出时显得那么明朗。此外，文学方面的浪漫主义运动至少在19世纪40年代末让位给了小说中的现实主义，这样，史学家在客观性方面存在的威胁最初看上去来自于小说家和诗人，现在这种威胁已经缓和，或者说至少限定在由象征主义者主导的诗性表达的那些圈子内。这样，在来自实证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追求历史学科学化的要求中，德罗伊森对于威胁到历史学具有彻底自主性的因素就不难认识到。并且，这也使得他更容易假设，在承认历史学类似于艺术之时，有可能找到某种途径可以既断言历史学的客观性，又表明它与德罗伊森所处时代的科学之间的差异。因而，就半个世纪以来的“客观”历史学产生的对同一组事件的不同解释，德罗伊森能够找到理由，并且同时断言它们具有为人类知识做出真正贡献的地位。德罗伊森主张，史学家必然提供过去局部的和片断性的记述，这有赖于他们切入历史领域的方式，但是，他们可能正当切入这一领域的方式限制在四种普遍类型之中，每一种都阐明了历史存在的一个不同领域，其表现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同一组事件彼此形成对照（尽管不是必然冲突）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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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罗伊森在思考历史领域中科学、哲学和艺术诸方面时，采用了一种鲜明的亚里士多德式概念，它涉及到科学、哲学和艺术用在历史学之中时应当如何。他有关历史学的讨论分为三个主要部分：研究方法（Methodik）、对研究中发生的材料进行系统分析（Systematik）、表现手法（Topik），它们对应的是史学家工作中的科学、哲学和艺术维度。当史学家不得不选择一种方式来考虑他必须组成证据的文献、碑石和文字记载时，解释的问题就产生了。如果他认为事件的当事人令他颇感兴趣而为此寻找依据时，他就倾向于传记性的解释；如果他认为事件是多组因果关系的功能，由此寻找事件的原因时，他将倾向一种实用性解释；如果他根据事件发生的环境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文化和自然的因素，认为事件的一般过程很可能或必然是由环境或条件决定的，那么他将倾向一种条件性的解释；再者，如果他将事件看成更大的整体中的一部分，如时下的道德或观念过程中的一部分，他就将倾向一种伦理上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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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实际上从由此安排为一种预备形式的材料中能够构成什么，将依据四种要素：材料本身的内容、材料呈现的形式、历史表述的方式，以及历史表述的目的或意图。在此，史学家的个人或主体倾向会起作用，被歪曲的危险永远存在；但与此同时，理解问题的开放性也提供了机缘，使得历史学家最高超的道德、科学和哲学禀赋得以运用。然而，一切努力的酬劳仅仅体现在史学家工作的第三个阶段，这时，他必须选择一种表现模式，藉此为他的读者提供重新体验的机会，一方面体验事件原始过程的实在，正如叙事中阐明的那样；另一方面体验史学家本身理解这些实在所付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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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罗伊森区别了四种表现模式。先是质疑式、说教式、讨论式，这三种使史学家介入到读者和他的主题之间，并且试图引导读者得出某些普遍结论，或者获得史学家自己要求的某种效果；第四种是宣叙式（die erzählende Darstellung），德罗伊森显然相信这是最适当的真正的历史学形式。他写道，在宣叙式表现中，其企图是“以模仿事件实际发生的形式，把研究结果阐述为事件的过程。它接受［研究的］结果，并且把它们塑造成研究所涉历史事实起源时的景象”（英译本，91：52）。但这种模仿不会被视为对事件的照片式复制，也不会被视为一种事件得到允许“为自己诉说”的行动。因为德罗伊森强调，“若不是叙述者让它们开口，它们就会是哑巴。”并且，他补充说，他远非为了追求客观，“史学家的最高荣誉并不是客观性，他的公正性在于寻求理解。”（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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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能够在四种不同的形式中表现自身，这与德罗伊森著作第一部分概述的四种解释模式相对应。在这个重要部分，从传记性、专题性、灾难性和实用性模式之中得出的区别表明，在叙事本身之中根据不同立场观察事件，并且说明可以像不同种类的故事那样，倾向于按不同的方式将事件情节化，这都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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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罗伊森尤其否认“表现的形式”是在“类比了史诗、抒情诗或戏剧创作之后确定的”，如同格奥尔格·盖尔温努斯在他的《历史学基本特征》（1837）中提出的那样（同上）。但很明显，从他讨论宣叙式展示的四种形式来看，它们都是从西方文学传统的基本情节结构中抽象出来的。这样，传记性展示模式强调个体是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它可以被视为传奇式故事形式。专题性模式原则上是目的论的，它强调使得命运展开的条件及律法的显现，因而对应的是悲剧。灾难性模式表明了所有相互竞争的各派具有的“权利”，它也描绘了一个新社会从旧社会之中诞生，因而在文学艺术中对应的是喜剧模式。另外，实用性模式强调规律的支配地位，并由此暗示事件皆注定要走过它们实际走过的道路，因而对应于讽刺模式。这样，展示的这些模式包含了恰当的文学形式用来表现历史过程，而且，该过程被认为是由某些力量所支配的，在史学家工作的解释阶段，它们被确定为不同的因果作用力量，即个人的、道德的、社会的和自然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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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罗伊森用来为史学中解释和表现的不同模式分类的四重模型，令人回想起其他类似的模型。我们已经在黑格尔描述反思性历史的种类中见到过这种四重分类，即普遍性、实用性、批判性和概念性四种。我们也能回忆起克罗齐描述了19世纪历史思想的主要形式，即浪漫主义的、唯心主义的、实证主义的和“新的”四种形式；以及费特使用的范畴，即浪漫主义、自由主义、实在的和科学的四种范畴。在20世纪头十年，狄尔泰也构想了一种类似的分类模型。在《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一书中，他确定了对19世纪早期历史学传统具有贡献的三个主要人物，即兰克、卡莱尔和托克维尔，并且暗示，他自己的《精神科学导论》（1883）在“历史哲学”的传统中代表着开始了一种认真的努力，要提供某种类型的“历史理性批判”，自从历史领域确立为一门自律性学科以来，史学家尤其需要这样的批判（第117——118页）。最后，我们还能想起尼采在他的“历史学的利弊”中对历史意识的形式进行的四种分类，即好古的、纪念的和批判的，以及他自己对这些历史意识的“超历史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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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历史思想的四重模型再次出现，其本身并没有什么太引人瞩目的，因为19世纪的文化史能够分解为四种主要的运动，即浪漫主义、唯心主义、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历史学的不同概念也可以看作只不过是由这些运动代表的不同世界观的抽象物。这些运动被映射到历史知识问题上并扩展到历史领域，以至于产生四种相互冲突的历史概念，而该时代的分析者尝试用其各不相同的分类模型来描述之。每一种运动对于“科学”、“哲学”和“艺术”应当是什么都有它自己独特的观念；并且，毫不奇怪，史学理论家将历史与其他那些领域的关系问题概念化时，也将体现他们所隶属的不同文化运动认可的对于这个或那个独特观念的偏好。问题在于，要深入这些偏见的背后，寻找出另外一种描述模式，那将会展示出它们所共有的偏见，以表明它们在对待历史的价值观和态度上其实属于同一个家族，并且同时表明，其强调的东西和主次安排上有哪些不同，使得它们成为那个单一的思想传统的不同阶段或变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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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回到我对于历史思想的基本问题最初的表述上来，它意在建构一种历史过程或者其中某一部分的言辞模型。由于它作为一种语言产品的地位，这种言辞模型能够分解成词汇、语法、句法和语义诸层次。如果我以这种方式继续下去，我就可以断言，不同的史学家注重的是同一个历史领域、同一组或同一序列的事件中的不同方面，因为他们在此处确实看到了各不相同的对象，暂时地将这些对象聚合成历史存在的不同类别和种类，以不同的术语来构想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且按不同的方式来说明这些关系的转化，以便通过他们写作这些对象的叙事结构，描述出它们的不同意义。这样理解的话，历史努力地以构成不同话语世界的方式来使用语言（日常语言或技术性语言，但一般是前者），在其中，通常所说的历史之意义，或者有关整体历史过程的不同片断的意义，都能加以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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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综合有不同层面的表现，如，从简单的命名行为开始；通过一方面是共时性的分类模型，另一方面是历时性的模式——由此才能确定历史现象的类别以及它们作为某个过程中的部分彼此之间存在的关系；再到它们用来理解整个历史过程具有的“意义”。根据单个史学家承认这种或那种各不相同的研究工作对于构成一种全面的“历史话语之语言”的必要性的重要程度如何，语言综合的这些不同层面本身就史学家的任务产生了不同的概念。专注于词汇层面的史学家代表一个极端，其成果本质上是编年史，尽管它比中世纪编年史家撰写的编年史更“丰满”；而若有一位史学家急于想要找到整个历史领域中的终极意义（语义的层面），他就将写出一部“历史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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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把词汇归类行为当作历史编纂活动的一极，而把语义学行为看作另一极，那么，我就能看到，19世纪职业史学家谈到“真实的”历史时所意指的东西，将被定位于这两极之间的某处，或是定位在语法层面，该层面一般分类行为占优势，并且目的在于表现历史领域的共时性结构；或是定位在句法层面，该层面动态的历史领域被视作一个过程，它是分析的主要对象，并且对历史存在的历时性维度进行的表现也能得到理解。当然，每一项历史学工作会在所有四个层次上进行操作，只因为它的目的在于建构一种适当的话语世界，以便在其中能够有意义地谈论一般意义上的历史过程。而不同种类历史编纂的产生，更多是由于强调了这种或那种语言学构成，不是由于排除了哪个意义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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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历史学话语太过于局限在单纯为充斥着历史领域的客体命名，并且只是按照它们在其中呈现的顺序将其编排在一条时间线索上，历史学著作就将降格为编年史。然而，如果它为了澄清那些假定存在于一切类别的所有历史客体之中的关系而删减事实性细节，其结果便会是丹托所说的“观念性叙事”或“历史哲学”。这即是说，关于历史之中实际上发生了什么的“真实的”历史记述应是这样的，它一方面停留在材料的共时性分类层次上，另一方面停留在材料的历时性表现层次上。这样就能说明，19世纪职业史学家主流倾向于把有关历史领域的形式描述和历史过程的叙事性表现看作写作“历史”的适当方式。此外，它也能提供一条途径，能把他们自己对“历史编纂”的描述表现为一种话语，它界于空洞而单一的编年史和无法无天的“历史哲学”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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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按如此理解，“历史记述”应是有关过去的任何记述，其间占据着历史领域的事件得以正确命名，归入了某个特殊“历史”种类的类属之中，而且进一步由普遍的因果概念相关联，正是通过这些因果概念，历史事件之间关系的变化才能得到说明。上述行为将预先一种关于历史意义的一般概念，假定一种历史领域及其过程之本质的观念或概念；简而言之，它们将暗示一种“历史哲学”。但是，这种“历史哲学”惟有作为“被置换”、被净化或被扬弃的东西，才能呈现在一种给定的关于过去的“历史学”记述中。它只会出现在实际用来说明历史领域中“发生了什么”的解释模式中，出现在常常是把叙事中实际讲述的故事转变成某种特定类型故事的情节结构中。这种被转移了的“历史哲学”，被预设在过去或现在的任何适度可理解的记述中，它就是被批评家们确定为“意识形态”的因素，在对任何过去或现在的特定“解释”，或者在对致力于任何特定时期政治领域的团体有着特别兴趣的一连串事件中找到。但是，既然一方面在可能是由某个特定史学家选定的不同的解释模式（有机论、情境论、机械论、形式论）之间，或者另一方面在史学家可能用来构成其叙事的不同的情节化模式（浪漫剧、喜剧、悲剧、讽刺剧）之间没有办法做出公断，历史学领域就显得格外丰饶而富有创造力，尤其是它就同一组事件产生了诸多不同可能的记述，以及为描述其多重意义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方式。与此同时，历史学面临诸多冲动，它要么是步入历史领域的完全概念化层次，就像历史哲学家倾向的那样；要么沉迷于对一片混沌的把握，就像编年史家那样。历史学将从它抵制的这些冲动中得出任何它应当具有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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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历史哲学家被驱使着挑明仍然暗含在专业史学家著作中的解释和叙述策略，这样，历史哲学便成了历史学的一种威胁。但是历史哲学家还代表着一种更大的威胁，这是因为历史哲学就其特征而言，是一种愿望的产物，这种愿望即改变专业认可的那种给历史赋予意义的策略。19世纪专业史学家反对历史哲学的恶意，以及那个时代历史哲学家看待专业史学家时的那种蔑视，在很大程度上与历史哲学家的主张有关，他们认为专业历史学好比“历史哲学”本身，同样地承载着价值，并且同样地是从概念上确定的。对学术性或专业性历史学最强硬的批评者认为，历史学的“学科化”在极大程度上出自于一方面排除某些类型的解释观念，另一方面又运用某些情节化模式。尼采对专业史学家“平庸无能”的责备，最终乃是对他们那种庸俗艺术观的真正批评，就像马克思对这些史学家的“奴性”的指责，归根结底是对他们那种资产阶级科学观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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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指责构成了马克思和尼采对学院派史学思想的“激进”指责的成果。因为，尽管其他像孔德和巴克尔这样的历史哲学家设法将艺术和科学领域中的表现观念和技艺传入历史学之中，并且针对专业史学家在其“叙事”中呈现的同一批材料机械地运用这些观念和技艺，但马克思和尼采挑战的正是艺术和科学的观念，而19世纪全部的高水平文化就是从这些观念中获得其形式，并在此基础上设想把科学和艺术联系在一起的问题。这就暗示着，历史研究在转入职业化时，也变成了一种受规则支配的活动。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像是，词典编纂者和语法学家思索时下言语的用法，以便说明该言语的规则，随后将正确的用法界定为遵循那些规则的言语。于是，语言本身变成了由规则支配的东西。在这样作为正统而被铭记的正确用法的观念内，许多不同风格的策略成为可能，它们或许都多多少少遵循如此确定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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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的史学思想中，被赋予正统地位的不同风格的规则分别是由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和布克哈特表现的。他们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实在论”感到自豪，为自己在一定的限度内发现了最适合描述一个历史事件领域的方式而自豪，这种限度正是由他那个时代历史编纂的“学者”圈子推崇的“正确”用法的观念来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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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同一组历史事件的解释存在的真正差异，是作为一种自然语言的话语世界这种历史学观念允许的，它不可能不令最具哲学睿智的观察者想到，也可能对“游戏规则”进行不同解释，并且，也有可能构想出一个描绘历史领域的不同的话语世界。在马克思和尼采那里，这种历史知识之本质的概念化被推向其逻辑终点。他们两人都设法改变历史学游戏的语言学规则，马克思是以批判历史思维中的科学性成分为基础，尼采则是通过批判其中的艺术性成分。于是，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说的话，马克思和尼采以各自的方式企图做的是贯彻（黑格尔的）指令，将不同类型的反思性历史的洞见转变成一种真正的哲学性历史的基础。这种哲学性历史对于历史过程而言，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本身如何知其然，并且，它能够以哲学化的正当性语言为其认识方式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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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格尔和克罗齐之间出现的历史哲学的主要形式，表现出努力避免（或超越）历史编纂中的反讽含义，这种历史编纂被视为通过描述来进行解释。在这期间，历史哲学最为深刻的两个代表便是马克思和尼采。他们是在对历史思想中官方职业化的正统派（以兰克及其追随者为代表）、以及根据正统标准可以接受的异端形式（以米什莱、托克维尔和布克哈特为代表）的反讽含义有了充分认识后，而开始他们对于历史知识的反思的。当然，马克思和尼采不像兰克、托克维尔或布克哈特那样，他们都没有转向浪漫主义史学的可能性。在历史学方面，马克思和尼采与其史学界同行相似的是，他们认为自己的“实在论”在于，一方面是努力超越以浪漫主义方式研究历史带来的主观主义，另一方面是努力超越启蒙时代晚期那些理性主义前辈们的天真的机械主义。在这种“实在论”的观念上，他们继续的是黑格尔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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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马克思和尼采也像黑格尔那样，将历史知识看作一个意识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方法论”问题。此外也像他那样坚持有必要把历史知识转变成当前社会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他们并不渴望那种有关过去的“沉思”知识。二者都知道一种纯粹沉思的历史学将带来的虚弱效果，虽然这还说不上是一种悲剧性效果。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和布克哈特仅仅瞥到过一眼的东西，他们已经很清楚地看到了，那就是，人们回想过去的方式与思考自己的现在和未来的方式有着紧密的联系。此外，他们将历史意识的问题直接置于其哲学的核心。除了黑格尔本人以外，19世纪再没有别人像他们两个那样对历史问题如此着迷，或者还对历史“问题”的问题更着迷。他们作为哲学家的成就很大程度上能够被理解为有赖于他们对历史“问题”的问题得以解决的基础进行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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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马克思和尼采实际所做的不过是对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和布克哈特构思的多种可选择的历史反思模式进行理论证明，而这些人被视为同一种语言实践传统中的成员。马克思在进行历史分析时，以及在批判他鄙视为“意识形态者”的学院式史学家和业余史学家时，用的都是转喻式语言。但他的最终目的意在表明，历史中的分歧和冲突是如何能够以某种方式被扬弃，从而把下一个阶段的人类发展现实地构想成提喻式统一体存在的领域。简而言之，马克思的意图在于将反讽转化为悲剧，最终将悲剧转化成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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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尼采是以“反讽”眼光看待悲剧和喜剧，将两种想象都视为人类意识本身的构造，而非“实在地”理解现实之后的残余。与此同时，尼采断言，一切历史学公认的规律本质上都是虚构的，并且，人类知识从属于先于它们的价值系统。通过揭示悲剧和喜剧以及一切科学形式的虚构本质，尼采试图使意识恢复它自身在人类意志中的原始面貌。他设法愈合这种对自身能力疑虑重重的意志，一来是为了按赋予现实以生命的方式想象现实，二来是为了遵照现实自身的最大利益行事。这样，尽管尼采一开始探讨历史过程时，将它初步描述成一种本质上是反讽的情形，也就是说，它本质上是一种彻底的混乱，并且除了所谓的权力意志之外，不受任何规律支配；最终，尼采关心的是将人类的历史情节化，使之成为一部浪漫剧，一部人类自我超越和个人救赎的戏剧，尽管救赎并非是从一种荆棘丛生的“自然”中拯救出来，或者拯救到极大的先验神性那里，而是从人类自身，即人类在历史中的状态中拯救出来，拯救到人类在自我和谐的环境下可能具有的状态中。这样，就像马克思那样，尼采预想从历史中得到解放，同时也从社会中得到解放。但是，按照他的表述，这种解放所采取的形式并非一种复兴的人类共同体的解放；毋宁说它是一种纯粹个人的解放，只有超人可能做到，而群氓无能为力，他们再次受到自然和历史两个方面的管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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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尼采曾经试问，设想一种健康的历史生活脱胎于一种苦难和冲突的环境何以可能。对此，他们两人都很乐观，而他们的历史学同行没有谁会如此。兰克的乐观主义在能够说明个人罪恶可能转化为公众福利方面，并没有理论的根基。米什莱的乐观主义则根本未加辩护，它只是表现了一种情绪，一种他深深感觉到的需要，并且这种情绪支配了他在历史证明方面所做的任何努力。而托克维尔和布克哈特则更没有什么理由乐观了。马克思和尼采批判了浪漫主义者的乐观主义和学院派自诩的实在论者的乐观主义，也批判了那些业余同行们的悲观论调。他们两人试图使历史思想返回到对各种范畴的思考之中，这样，它才能够自称或者具有科学的（在马克思那里），或者具有艺术（在尼采那里）的地位。马克思反叛黑格尔（根本上是一种修正而非一种革命），以及尼采反叛叔本华（本质上更多地是一种修正，而非摈弃）都有近似的目的。他们都谋求一种有关历史领域及其过程的综合思想，这或许可以称作是对历史分析的语法和句法的一种建构，这样，历史的“意义”一方面能获得清晰的科学陈述，而另一方面能够获得一种清晰的艺术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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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历史的问题取决于用于描述历史的结构及其过程的解释模式的问题。这与他那种把历史视为科学的观念是一致的。比较而言，在尼采的思想中，问题在于为创造性地说明某个看上去没有受到任何规律制约的现象域而选择的情节化模式。两人都承认，当不同的解释模式和情节化模式之间的选择摆在史学思想家面前时，他们必定受制于某些外在历史原则或规则的要求。对他们来说，不存在任何价值中立的基础能客观地证明在不同的解释策略和情节化策略之间所做的选择，结果是，“客观性”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便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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