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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问，如果人不是“一种不和谐的化身”的话，人是什么?如果人是这种化身的话，他需要一种非凡的幻象用美的面纱来掩盖这不和谐。尼采认为他自己的时代已经到了人类自我孤立的漫长过程的终结，准备进入一个破坏性批判它所有萎缩了的幻象的新时期。这个破坏性世界预示着一个暴力和冲突时期，类似于西方世界以前只在希腊化时代看到的那种，当时，面对悲剧意识的消失，人们开始沿着使他们变得“现代”的自我毁损的漫长道路出发。因此，尼采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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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经历同样的对知识的极大渴求，同样有无法满足的好奇，同样剧烈的世俗化，游牧式的流浪，贪婪地冲向异邦的餐桌（如希腊化时代一般），对现在的轻率尊崇或者茫然否定，以及种种属于世俗范围的东西——就好像昭示着我们自己文化中相似的缺乏，这种缺乏同样摧毁了神话。［第139——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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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乐观地面对未来：“每当酒神的力量变得太暴烈时”，他写道：“我们可以肯定，太阳神即将到来了，他不过是被一团乌云遮住了，他的美产生的巨大影响将被下一代目睹。”（第145——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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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提到了酒神和太阳神的进程在几代人之间的轮换，它形成的历史观念奠定了尼采大部分思想的基础。正如前面所说，人们有时主张，尼采认为历史描述了一种循环的运动，一种不断重现的运动，他把这一观点当作解药，来医治他那个时代流行的历史线形过程的天真想法。这样无知的思想根本无法靠近真理。首先，甚至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尼采区分了“未开化的蒙昧状态”的酒神精神和后荷马时代的希腊人的酒神精神，他设想了一种由前者到后者、通过太阳神的或史诗性的中间文化阶段的进步。这三个阶段在生命意志的发展方面的区别可以描述成自在的意志、自为的意志以及自在自为的意志；这些在尼采看来是悲剧精神的“直接阶段”。用克尔凯郭尔的话说，它们可以对应于意志空想、意志觉醒和意志意愿。意志对其自身的意识提供了纯粹悲剧的基础。简而言之，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在意志自身之中意识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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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尼采的图式中，希腊悲剧的衰落之后，紧接着的不是回到了“未开化的”蒙昧状态，而是向前进入堕落，这种堕落本身经过了三个时期：希腊化时期、罗马时期和基督教时期——也就是，科学的、军事的和宗教的时期。这些时期被尼采看成是堕落的，因为每个时期不是把意志释放到破坏或者创造的工作中，而是惩罚它，约束它，最终使它的力量反对它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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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文明，在尼采看来，确定无疑地正在经历着与之相反的过程：从“基督教”时期的超脱尘世，到“罗马”时期的黩武主义，到“希腊化”时期的批判主义，到一个新的悲剧时代，然后，从此可能进入一种新的蒙昧状态。但是，尼采相信，这种新的蒙昧状态不同于原来的那种，它会更大程度地让人获得一种他们在旧的、未开化的蒙昧状态中从未享受到的自由和力量。尼采的超人，如他自己所说，将不仅仅是破坏者，而且也是创造者，他把生活当作艺术品一样来生活，他在他自己身上就体现了希腊人只能够在悲剧的舞台形象上能体现的不和谐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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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是历史循环论，那它确实是非常奇怪的“循环”。尼采认为，往下的路和往上的路只是表面上属于同一条路；他的信念是，我们往下走是为了显得纯洁、干净并摆脱我们以前有损生活的幻象。简单而言，对尼采来说，西方人从原始时代以来的整个历史是一个显著进步的运动，即从简单的存在通过异化再到和解，正如舞台上的悲剧冲突一样。但是，他设想的和解不是与“自然”或者是“社会”的和解，而是与自身的和解。悲剧斗争的收获将在一种新阶段的自我意识形成后获得，像查拉图斯特拉那样的超人借助这种自我意识与混沌嬉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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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去看的话，那么，历史就不是朝着一种超越时空的绝对进行的辩证式运动。尼采承认的惟一“绝对“是自由个体，它从任何精神超越的冲动中完全解放出来，这个个体在其超越自我的能力中找到了他的目标，通过为自己设立新任务给予他的生活一种辩证压力，将自己变成一个在希腊人看来只有神才拥有的那种生活的人类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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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尼采对悲剧精神的解释首先否定了关于实在本质的浪漫观点和反讽概念。其次，它包含了传统悲剧观与喜剧观的一种融合，这样，这两种观点各自分别所传授的两个真理，现在合并成了对生活和死亡的一种多重的接受。接下来，在这种悲剧与喜剧融合的观点中，所有道德蕴涵被排除了。这种观点被等同于“音乐的精神”——也即非宣叙调的音乐，这种音乐没有做任何关于世界的叙述，而只是作为纯粹的形式和运动与经验世界并列存在。音乐精神在语言和文字上的对应物就是隐喻。通过隐喻性认同，现象被转化为在它们自己之外没有“意义”的形象。作为形象，它们只是相似而不同于环绕着它们的任何事物。在隐喻中，对个体性原则的提出和否定是同时发生的，正如在神话思维中那样。要想重新进入神话世界（没有了它英雄行为看起来是不可能的），尼采建议以纯粹隐喻的方式来修正悲剧的概念。返回到隐喻意识，这会成为对于天真的复兴。它将会引起对转喻和提喻意识方式的批判，放弃寻找现象背后的行动者和行为方式以及赋予它们以精神特质，那样会消除人类生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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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寻求把人类带回到与现象世界的直接面对中，让他的视野得以净化，而产生创造性幻象的能力依然完好无损。他相信，仅靠人对经验世界做隐喻性改造的能力，就能够涤净记忆和健忘在人类生活中所潜在的破坏作用。隐喻意识的范例，那种在差异中看出类同之处、在类同之处看出差异的能力，反过来，又成了酒神——太阳神形象的范例，尼采把这一形象用作他的悲剧精神之兴衰的“历史”的组织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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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历史”是以反讽的笔调写成；尼采既关切又鄙视地向他的读者述说。但是关于它的对象，即悲剧精神，它决不是讽刺的。因为悲剧精神的“历史”同时是悲剧性和喜剧性的，即它情节上是悲剧性的而含义上是喜剧性的。悲剧精神兴衰史作为一种冲突被设计成情节，这种斗争为回归到喜剧意识的“快乐的智慧”创造了条件。写这本书的时候，尼采还处在狂热崇拜叔本华和瓦格纳的状态中，尽管如此，书的结尾却是完全不同于这两位“浪漫主义者”的调子，一个喜剧性调子，它庆祝人类意识从因果关系和形式规则中、从悲观主义和天真的乐观主义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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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一切预示了后来作品中全面呈现的哲学，尤其是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善恶之彼岸》和《道德的谱系》等书中。我这里感兴趣的是，尼采关于历史思想如何能促成新时代开始的概念，以及他认为要赋予历史思想以悲剧艺术的解放性力量需要些什么。因此，我必须求助于尼采为《悲剧的诞生》提供的历史学式的结尾，即“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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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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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尼采将人类生活放在混沌意识和形式意志之间；在“历史对人生的利弊”中，他分析了这一思想在时间方面的含义。“历史对人生的利弊”关注的是记忆和遗忘的力度，尼采把它看成是人类这种动物的独有属性。希腊舞台上上演的悲剧冲突毕竟是不受时间影响的；它存在于时间范围之外。人若要经历像悲剧艺术作品中那样的生活，则必须时刻觉察到时间的流逝；他必定生活在历史里。因而，问题就是确定历史感，即时间流逝感在特有的人类记忆和遗忘的辩证法中，是如何既创造性地又破坏性地产生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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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尼采的许多谈论让人似乎觉得，人行事的能力依赖于他遗忘的能力——也就是说，依赖于他让自己摆脱意识、仅仅靠动物本能来做出反应的能力，事实上，尼采认为，人的遗忘完全不同于动物的记忆消失。谈论动物的遗忘能力实在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动物预先没有记忆的冲动。在“历史对人生的利弊”中，尼采解释说，田野里的野兽活在永恒的现在中，既不感到满足也不感到痛苦，没有意识，因此也没有人类所独有的遗忘冲动，这种冲动是一种意志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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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尼采写道，当人责备田野里的野兽时，可能会问野兽：“‘你为什么看着我，而不把你的欢乐告诉我？’野兽想要回答——‘因为我总是忘记我想说的’，但是它连这个回答也忘记了，它沉默着；留下了人充满疑问。”人“也对他自己满是疑惑，疑惑自己无法学会去遗忘而总是抓住过去；无论他跑得多远，多快，过去就像锁链紧随着他”（第5页）。简单而言，人历史地活着；他意识到他不断地形成、未形成，意识到所有现在都消亡成了一个固定了的过去。过去以一种做了、结束了、完成了、无法改变了的事情的形象，不断浮现在人眼前。它的确难以驾驭，是人自我欺骗的源泉，也是人自我毁损背后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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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愿意“进入”他的现在，立即、完全地经历现在；这是他的最主要的冲动。但是“过去巨大、不断增加的重量……压下来，折弯了他的腰”。这个过去与人一起行进；它是“一个阴暗的看不见的负担，人能够合情合理地否定它，在和他的同伴们的交谈中，人却太高兴乃至没有这样做，这只是为了激起他们的羡慕”。但是人类羡慕动物或儿童，动物没有背负这样的负担，儿童“还没有什么过去的东西可以否定，在过去和未来两堵墙间，盲目、快乐地玩耍”（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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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儿童不同于动物，他只能暂时地享受这种无记忆的天堂。一旦他学会了“从前”这个词，他就暴露于所有“人类的斗争、苦难和厌倦”之中，他就会知道，人类存在实在不过是“一种永远不会成为现在的未完成过去时”。只有死亡带给人类所“渴望的遗忘”；“它把生命和存在一起废弃，并确定下来这样一种知识，即‘存在（being）’只是一种连续的‘曾在（has been）’，一种靠否定和破坏以及反驳自己而延续的事物”（同上，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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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创造性的人面对的问题是要学会遗忘，要“站在一个点上……既没有害怕，也没有晕眩”——不是去否定过去和他自己，像他过去所做的那样，而是去忘记它。对过去事情的记忆，其极端例子会是“注定要到处目睹‘形成’的……人”（第6页）。这个人会（像萨特的《恶心》中的人物洛根丁一样）不再相信自己的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目睹每件事物永恒不断地飞过，在川流不息的形成中失去他自己。没有了遗忘，任何行动都是不可能的，任何生活都难以想象。“正如每一种有机体的生命都不仅仅和光而且也和黑暗有密切联系一样”（第6——7页）。仅仅活着而没有记忆是可能的，正如动物的例子表明的那样，但是“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生活如果没有了遗忘是完全不可能的”（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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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段落揭示了尼采思想中经常被当代人的评论所忽视的一个方面。尼采思考的是一个人类独有的问题，即学会遗忘的问题，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动物的；要学会遗忘，先决条件是需要预先有记忆能力，而这种能力只有人才有。简而言之，在这篇文章中，先假定了历史意识；它无须解释，而只是被想当然地接受。随后，在《道德的谱系》中，尼采着手在历史学和心理学基础上，解释这种记忆的能力如何在人身上扎根；但是在“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一文中，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并且询问，对于一个有创造性的人的生活，它又意味着什么。动物的“问题”是它不去记忆；人的“问题”是把一切都记得太好。由于这种记忆过去的能力，所有人类独特的构造出现了。它不是人需要记忆的问题；人无可挽回地有了记忆，这是人的福泽也是人的毁灭。因此无论他想不想要，他有历史。这样，问题就是，这种记忆的能力是否尚未过度发展，从而它自身成了生活的一个威胁。它与其说是一个破坏历史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何时人类有正当理由遗忘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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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兴，一种无愧的良心，对未来的信念，那种欢欣的事——在个人和国家中，都取决于有一条线把看得见的、清楚的事物与那些模糊的、虚幻的事物隔开了：我们必须知道遗忘的恰当时间以及记忆的恰当时间，靠本能看出什么时候需要历史性地去感受，什么时候需要非历史性地去感受。［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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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求读者思考的观点”是“那些历史和非历史的（事物），对于个人的、社会的以及一个文化体系的健康来说，是同样必要的”（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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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 需要强调的是，尼采把历史价值（以及，更不必说，记忆的价值）这一问题放在它服务于的价值或需要这个问题之内。他坚持，记忆就像用眼睛看，它总是对某物的记忆，而不是一个抽象的活动；因此，记忆是意志行动，带有意图、目的或对象。此外，人选择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记忆，他所选择的记忆事物的方式就表明他关于自己的态度是破坏性的还是建设性的。回顾他的过去是一种定义他的现在和未来的方式；他如何塑造过去，即他强加给过去的那种形象，是他将自己投身于未来的准备。他可以决定的是英雄般地大步踏入未来还是回到未来，但是他无法避免未来。这样，问题就是要清除可能包含在记忆中的自我毁灭的能力。遗忘也是人类的能力，即一种人类独有的能力。动物不会想要忘记，它只会享受一种时间上的无意识状态。对比之下，人既能遗忘又能记忆，这种二分是人类独有的；人类的遗忘不同于动物的遗忘，它必须消除记忆的痕迹，这些痕迹使人可能无所作为地继续留存在自己的过去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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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作为他那个时代的批评家，尼采问道，创造性的遗忘如何才能积累起来对抗强大的记忆动力，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历史意识自身能用来服务于人的创新能力，即他的自我超越能力。这就意味着，历史知识本身必须要和一种先天的能力联系起来，或者，用尼采的话说：“历史研究只有在依循一种强有力的赋予生命的影响时——因而，只有当它由一种更高的力量，而不是由它自己引导或主宰时，它才对未来有益。”（第11——12页）这样，与黑格尔、马克思一样，尼采的最终目标也是把历史知识拉回到人类需要的范围之内，使它成为人类需要的仆人而不是主人。他说，生活确实需要历史的服务；只有过量的历史才会损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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