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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因此承认，人需要历史，并且有三种方式：“涉及到他的行动和斗争”，作为一个对他保守和尊崇的能力的帮助，作为对他的苦难和渴望解脱的一剂安慰剂。这三种需要产生了三种历史：纪念的历史、好古的历史和批判的历史。所有三种都培养也威胁到人类独有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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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的历史提供了人类崇高品格的榜样，它宣扬既然一件伟大的事情曾经存在过，那么它就是可能的，也因此应该能够再次成为可能。纪念的历史是首先作为伟人故事去研究的那种历史，它以卡莱尔式的风格可以用过去来谴责现在的琐碎，将史学家自己抛入为更好的未来而进行的斗争中。但是这种历史方法有它的缺点；它有可能会误导人。其主要弱点是，它在损害原因的情况下描绘结果；它从错误类比出发，以便在每一个伟大个体身上找到一种普遍的伟大。因此，它模糊了“真实的历史上的因果联系”，破坏了所有伟大事物的基本区别，并且它倾向于把过去浪漫化。实际上，作为生活的刺激物，浪漫小说和纪念的历史有同样的目的；并且，在怯弱者手中，这种历史能变得对现在和未来不利。它教导人们，人不必为伟大而奋斗，因为所有形式的伟大早已在过去实现，这样就会破坏活着的人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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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过去的虔诚的敬畏态度而逃避现实，这种冲动在好古的历史中有其极端形式，但是，它也有其独特之处，以及具有创造性和破坏性的一面。创造性的是，好古的历史产生出对起源的尊重；它就如同“依偎着树根的树木的那种感觉，那种因为知道自己的生长不仅仅是任意的、偶然的，而是继承了过去的果实和花朵，这一过去不仅仅证明了现在，而且使现在圆满——这就是我们如今喜欢称为的真正历史感”（第19页）。但是，一旦过度，这种好古的历史态度会倾向于对各种事物不加判别地赞美，从而使得事物无论大小都处于平等条件下。此外，它对任何旧的事物都给予特殊价值，仅仅因为它们是旧的，另外，它也激发出一种对新的或区别于传统的事物的不信任。当“虔诚之泉枯竭”的时候，好古式态度会持续，并且会完全致力于维持早已活着的一切，反对创造新生命（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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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的历史一方面创造性地在尊重过去的伟大的基础上将人指向未来，另一方面破坏性地削弱了人们对伟大的冲动；好古的历史一方面创造性地引起了对起源的虔诚尊重，另一方面破坏性地反对现时的需要或渴望。矫正这两种历史的做法是批判的历史。批判的历史源自“为了生活而打碎过去并运用过去”的冲动（第42页）。批判性史学家关注的是“把过去带到审判法庭，无情地审问它并最终谴责它”（同上）。批判性史学家有能力洞察过去的伟大之神秘及价值，有能力把虔诚踩在脚下并否定过去对现在的要求。当然，批判精神也有破坏性的一面，如果过了头，它会通过疏怠、通过已经显示了没有什么事是高尚的，最终神化现在的琐屑。正如尼采后来所说：“历史审查发现了如此多的虚伪和荒谬、暴力和残忍，以至于虔诚幻想的条件破碎了。”（同上）如果批判历史走得过了头，会产生一种“反讽的自我意识”（第47页）。它导致人们发现“每种产生了的事物都理当被破坏”这一可怕真相，这又引向“如果根本没有出生更好”的结论，即引向叔本华式的悲观主义和对生命的厌恶（同上）。正如尼采警告过的那样“人们需要很大的力量才能生活并忘记（批判性历史所教导的）生活和不公平在多大程度上就是一回事”（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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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尼采看来，历史意识的危险性可以在好古的、批判的以及纪念的历史之过量中找到：即古风主义、现在主义和未来主义。需要的是综合三种阅读过去的方法，而不是逃避过去，因为无法逃避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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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我们只不过是从前世代的产物，我们也是他们的错误、激情和罪恶的产物；要摆脱这一链式结构是不可能的。虽然我们谴责错误并自认为已经逃避了错误，但是无法逃避我们出身于错误这一事实。最多，它导致我们天生的、遗传所得的本性与我们的知识之间，严厉的新戒律与旧传统之间的冲突；我们培养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新的本能，一种使我们的第一天性衰退的第二天性。比之我们确实来自的那个过去，这是一个由果溯因以获得一种我们可能由之而来的过去的尝试——这个尝试总是个危险的尝试，因为很难找到否定过去的界限，并且第二天性一般比第一天性弱。［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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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形式的历史不断提醒我们这一事实；但是我们坚持要努力去创造这样的“第二天性”并且培植它们。尼采说，当我们成功的时候，批判史学家就是对的，因为他已经向我们显示这种“第一天性”曾经是一种“第二天性”，“并且每一种胜利的‘第二天性’就成了第一天性”（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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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历史意识形式的三分可以看成分别是对转喻、提喻和反讽模式的分析。显然，在尼采看来，纪念的历史编纂是按照相近和区分的范畴来构想世界的，它根据历史过程中或优或劣的因果作用，在伟人彼此之间以及在伟人与群众之间进行区分。当纪念性史学强调伟人的成就时，它是创造性的，但当它强调过去的伟大与现在或者未来的伟大之间的区别时，它便具有破坏性。相比之下，好古的历史编纂是按照提喻、连续性和统一性，以及曾经存在过的一切与现在存在的一切之间的关系这一模式去构想的历史。这使得每一事物在历史价值和重要性上都是相同的。当好古的历史提醒人们，现在的每一个人都是过去事物的产物，它便具有创造性；当它将所有现在的事物解释为只是过去事物的结果时，它便具有破坏性。相比之下，批判的历史编纂是按照反讽的模式撰述的历史，这种历史思想得以实现，是因为它相信每一事物都是不牢靠的，都值得怀疑，人类每一成就中都有缺陷，每一种虚伪中都有真理，而每一种真理中都有虚伪。当这种构想历史的模式服务于现在的需要而削弱过去和未来的权威时，它具有创造性；当它让历史这幕戏剧中现在的演员想起他自己同样也有缺陷，因而不应该追求英雄的境界或者敬畏任何事物时，这种历史具有破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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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所有这些形式的历史意识的极端的或者破坏性的方面，尼采提议的矫正方法是以隐喻模式运作的历史意识。他那种把历史看作一种艺术形式的观点，正是把历史看作一种悲剧艺术，更确切地说，正是他在《悲剧的诞生》中所维护的那种纯粹悲剧艺术的形式。在“历史对人生的利弊”最后一节中，尼采所维护的他所谓的“超历史的”和“非历史的”观点，实际上就是基于以隐喻方式构想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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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对人生的利弊”的第四部分，尼采指出，历史能够通过变成一种艺术形式而服务于生活。他主张，把历史变成一门科学的倾向对于历史赋予生命这一作用具有毁灭性。“对过去知识的需要只是为了服务于未来和现在，而不是去削弱现在或者破坏生气勃勃的将来。”历史被看作是一种服务于生活的艺术形式，它将被引导着去为“客观性”而不是为真理或者正义服务。但是，尼采说的“客观性”不是指人文主义者的“宽容”或者科学家的“毫无偏见”，他指的是艺术家自觉的“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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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说，当他谈到“历史客观性”的时候，他想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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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的某种观点，这种史学家把动机和后果的演替看得太清楚以至于他自己的个性不会受其影响。我们想象着那种美学现象，那种摆脱一切个人利害关系的情况，如画家看着他心里的图画而忘记了自己……我们也要求史学家有艺术家的静观与完全沉浸于他的对象中的境地。［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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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尼采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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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说客体在这样一个人心中显示的图像能确实表现出事物的真实性，那只是一个迷信。除非是客体在那些瞬间里会通过它们自己的活动在一个纯粹被动的媒介上把自己画下来或者拍摄下来！［第37——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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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尼采认为，客观性的最高形式是“创作”，“创作的结果将是一种艺术上而不是历史上的真实图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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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种意义上讲，客观地去思考历史是剧作家的工作：把一件事与另一件事放在一起思考，将诸多成分合成一个整体，前提是如果事先没有统一的计划，就必须将这种计划赋予客体。［第37——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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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意味着历史智慧不同于历史知识或信息，它是剧作家的洞见，是非现实性，或者像我说过的那样，是“情节化”。实际上，尼采认为：“有可能会有这样一种历史著作，它其中没有任何普通事实，但是却可以被称作有高度的客观性”（第38页）。尼采引用了格里尔帕策[4] 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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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只是一种方式，人的精神以此去理解他并不清楚的事实，将只有上帝才知道的事物之间的联系连接起来，把不可理解的事物用可理解的事物代替，把他自己的因果关系想法植入外部世界（这一外部世界也许只能从内部解释），在有成千上万个小原因真正起作用的地方假定机会的存在。［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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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尼采警告说，这种“客观性”观念必须谨慎使用。人们不应该认为“人类行为和世界进程”之间有些“敌对”（第38——39页）。他们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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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人不应该寻求现象之后的某些主体。现象本身便是史学家所寻求的主体。当史学家对史料进行概括时，他实际上就不再对我们进行什么教导了。而在其他学科中，“概括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其间包含了规律”。史学家的概括即使到了能理直气壮要求拥有规律地位的地步，也是不重要的，因为“除去了晦涩和难解的部分之后，真理所剩下的只是最普通不过的知识。最小范围的经验都能传授这种知识”（第39页）。这就如同以为戏剧的价值似乎只存在于最后一幕中。史学家著作的价值不是在它的概括之中，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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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它真正的价值在于，它把一个也许尽人皆知的题目巧妙地加以变化，它把通俗的旋律升华为一种普遍的象征，并表现出在其中存在着一个多么有深意、多么有力量、多么美丽的世界。［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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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史学家必须拥有那种力量，将已经知道了的一切重铸成前所未闻的、如此简单又深奥地宣示的一切，从而使简单消失在深奥中，深奥消失在简单中。［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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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史学家是占据了历史领域的种种客体的隐喻性认同的主人。通过将熟悉的事物转化为陌生的事物，通过再一次使它们变得“陌生”和“神秘”，以揭示“普遍”存在于“特殊”之中，“特殊”存在于“普遍”之中。“简单”隐藏于“深奥”之中，“深奥”隐藏于“简单”之中。但是，这种隐藏同时也是一种揭示，它揭示了人进入他的现在并按照他的意愿利用历史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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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历史意识应该受什么原则支配呢？尼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非常具体：“你只有借助于现在的最强大的事物才能解释过去。”他说，“过去的语言总是玄妙难解：你只有成为了解现在并建构未来的人，才能理解它……只有建构未来的人才有权利判断过去”。但是这种对过去的判断不会产生任何用来预言未来的规则：“在思考未来生活时，你就有足够的要去思考、要去发现的东西……不要要求历史向你展示其中的方法和手段。”但是，有创造性的人通过“自己回想”他真正的需要，找到了让所有“虚假的必然性消失”的基础（同上）。通过摧毁那种传统历史学识培养的“反讽性自我意识”，会形成一种新的、宏伟的历史观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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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认为，一般而言，欧洲，尤其是德国，所经历的历史意识有三种形式：黑格尔哲学、达尔文主义和以哈特曼为代表的所谓无意识哲学。如尼采所知，黑格尔哲学是理性主义和在场论的；它“实际上随时都演变为对成功的全心专注，演变为对现实的崇拜，对于后者，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特有的短语，即‘让自己适应环境’”（第52页）。达尔文主义以一种融合了自然的历史和人的历史的方式，也产生了相同的效果；它允许特定的一代人去相信他们是整个宇宙进程的最终目标和终点——人们满足于他们现在的状态，而不是争取更好的。哈特曼的无意识学说以一种无休止、神秘的生成作为历史的推动力，它将人对自己的责任都从人的身上带走，而把这责任归于一种高于一切的力量，人必定只是服务于这一力量而永远不会控制或支配它。（第56——57页）尼采主张，这种学说产生了对历史古怪的拙劣模仿，因为它否定了历史本身。它塑造的历史是一个形而上学力量的无意识衰退和泛滥的形象。按照这种看法，人“除了继续过他一直过的那种生活、爱他一直所爱的、恨他一直所恨的、读他一直所读的报纸之外，没有什么可做的。对于他，惟一的罪恶就是不像从前那样生活”（第58页）。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来说，哈特曼的哲学否定了自我所知道的真理，而屈服于本我的需要。它要求人们，“为了他的目标，即‘救赎世界’，而‘使个人人格完全屈服于世界进程’”（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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