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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哈特曼的无意识占据支配地位的学说和黑格尔的“世界精神”学说、达尔文奉为神明的自然一样危险。它代表了形式意志的僵化而损害了生活的意志。尼采重复道,如果历史要服务于活着的人们的需要,就必须回避所有这些一般图式:“将会出现那样一个时代,我们明智地避开一切世界过程的、甚至是人的历史的构建,那时我们将不再观察群众,而是观察一些个人,他们形成了一座桥梁架在荒凉的生成之河上。”(第59页)尼采预言,那时,“历史的任务”将是在伟人之间调和,“甚至为伟人的产生提供动机和力量”(同上)。这样,可以看出“人类的目的最终只能存在于他的最高典范中”(同上)。那种兰克式历史主义在人身上过度采取的宽容最终是有害的:“客观地看待一切,无所怒,无所爱,理解一切——这使人温和柔顺、听命于人。”(第53页)它甚至可能是致命的。但是“幸运的是,历史还为我们保存着对伟大的‘反抗历史的斗士们’的记忆,反抗历史也就是反抗现实的盲目威力”,无论它可能是什么(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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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尼采总结说,治疗“历史疾病”的良药必须是历史本身。另一个反讽是,治疗历史化了的文化必须用同样的疗法:“因为历史性文化的根源,以及它绝对极端反对新时代精神和‘现代意识’精神的根源,其本身必须通过一个历史过程来了解……科学必须将它的芒刺转向它自己。”(第51页)当历史自身展示历史性文化的历史起源时,获取那种“非历史的”或者“超历史的”有利地位的道路就畅通了,艺术具有的制造神话的力量能在那种有利地位上发挥作用。非历史是什么?它只是“那种艺术的力量、遗忘的力量以及在自己周围划出有限视界的力量”(第69页)。超历史又是什么?超历史是指另一种力量,它将“目光从单纯的演变过程转向使存在具有永恒和稳定之特征的过程,即转向艺术和宗教”,转向酒神和太阳神(同上)。总而言之,“非历史和超历史是天然良药,它们能治疗历史对生活的压制以及历史疾病”(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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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我们把自己包裹在艺术和神话之中,我们也许能够重新创造性地学习历史,并且“在生活的指引下,用三种方式利用过去——即纪念式、好古式或批判式”,因为,“一切现存的事物都需要一种氛围、一层神秘的薄雾围绕在它们周围。如果摘掉了这层面纱,如果宣告宗教、艺术或天才像没有大气的星辰那样运行,它若是变僵化了、不结果实并很快枯萎,我们就不必感到惊讶了”(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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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化就如同这样:它已经失去了一切陌生的感觉或惊奇的感觉;它对一切都感到满意,因此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爱或者恨任何事物。其结果是产生了一代失去了精神家园的人,他们怀疑一切想法和一切道德。历史导向的人知道“每一个时代都是不同的”,他们也知道“你是什么并不重要”(第45页)。这样,由于艺术与历史对立,只有“当历史经历转变而成为纯粹艺术作品时”,它才能“保持本能并唤起本能”(第42页)。但是如果一种历史观“仅仅只是破坏,而没有任何建造的冲动,长期下去,它将会使它的工具对生活感到厌倦;因为这样的人破坏幻想,而谁破坏了自身和他人的幻想,谁就会受到自然这一最高暴君的惩罚。”(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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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的“历史对人生的利弊”比他大多数的著作在方法上都更具分析性;比之在他后期的创作中那种越来越热狂的方式,尼采此文更多地依赖于传统的哲学批评。但是,适当地说,这一分析性作品最终只是破坏性的。至于悲剧艺术式历史编纂可能是什么样子,此文本身几乎没有提出什么看法。当然,因为它是写在《悲剧的诞生》一书营造的氛围里,可以设想,这种历史编纂的例子可能会在文章潜在读者的意识中出现。实际上,这两个作品是互补的,“历史对人生的利弊”可以看成是回顾性的清场工作;它为《悲剧的诞生》一书所展示的那种新的历史编纂铺平了道路。但是,后者通过唤起人们对它的渴望,只是使得公元前5世纪时在希腊出现的那种悲剧艺术变得可能。它表明有必要对希腊悲剧提出新的历史说明,并力图提出这样的说明。它甚至将悲剧置于当前所理解的历史的对立面,以此作为构建这种关于希腊悲剧的崭新历史说明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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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将古希腊悲剧与各种形式的现代诗性想象(包括瓦格纳的,当时尼采还依然对它充满尊敬)并列,这从根本上看也只是一种并列而已。希腊悲剧想象以何种过程转化成了颓废的现代诗性想象,这依然不清楚。尼采甚至在哀悼古代悲剧的衰败和没落,并将现代历史意识作为与之相对的类型的时候,也没有在《悲剧的诞生》中提供一种能解释这一转化的历史过程的理论。然而,他已在这种理论的边缘;这很大程度上表现在“历史对人生的利弊”中进行的破坏性工作,以及记忆与遗忘的辨证关系理论。后者成为他区分各种形式的历史主义(即纪念的、好古的和批判的历史主义)以及区分这些历史主义自身中创造性形式和破坏性形式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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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在“历史对人生的利弊”中,尼采依然只是讲述了一种创造性的、服务于生活的历史编纂不会是什么样的;他并没有讲述它会是什么样的。它在构思方面是结构性的还是叙述性的,是共时的还是历时的?它是个人与命运抗争的“故事”,还是对已经有了结局的系列事件的评价,抑或是对英雄可能性的隐喻式召唤?尼采说,它可以同时是所有这一切,可以是其中的一种或者是其中几种的结合,这取决于史学家所设想的人们的生活需要。简而言之,尼采把决定一部特定历史著作以什么为目的、采用什么形式的权力归诸于史学家自己对他所处时代的生活需要的理解。史学家惟一要避免的就是,不要为了神化过去而牺牲现在,也不要为了神化现在而牺牲未来,也就是说,不要编写无批判性的纪念的历史或者无批判性的好古的历史,或反过来,就是那种没有英雄又轻慢不恭的批判性历史。尼采自己在《道德的谱系》一书中提供了这种服务于生活的历史编纂模式,这本著作几乎可以说是终结了他的创作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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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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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谱系》(1887)可以看成是尼采提出的“超历史”方法在一个既属历史又属哲学的问题上的运用。它试图找出道德以及人的道德感、良心、人对于诸如“善”和“恶”的信念等等的起源和意义。这本书以批判卢梭式历史观开头,这种观点认为,基本上是“善”的人性被认为是由于“落入”社会状况中而败坏了。尼采却相反,他主张,人就其本质而言不处于任何状态;如果他落入了任何状态的话,那也是落入了“善良”,人这种动物一切特殊的不满都来自于这种“善良”。但是,尼采在这篇文章中提供了将西方道德史进行情节化的计划,那使得我们可以预言:人们即将从束缚他的“善良”中解脱出来。这种解脱,正如对马克思而言的那样,代表了从“社会”条件中解放出来。但是尼采没有把它想象成为一种进入“共同体”的解脱。相反,他把它看成是一种与别人的所有必需的联系的解脱,这是一个个人自足的梦想,它不过是一种无政府状态。他把这种无政府状态称为“英雄主义”或者“超人性”,虽然如此,它还是一种无政府状态。而且,这种无政府状态通过消解所有“价值”而变得更为可怕,而这些价值被认为是它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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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比起卢梭或者马克思,尼采更多地否定了作为对最终的、创造性的(或者英雄)阶段之准备的社会阶段的必要性。相反,他认为,人需要这个第二阶段,以便磨炼他独有的人类品质、他的人类意志和理性(第167页)。但是,尼采认为这种社会阶段,这种自我否定、无意志并且合理的阶段,已经被人自己的批判力量所消融,它让人为理性和社会的崩溃做好准备,从而将会把意志释放到一种新的、更高的“蒙昧状态”,在这种蒙昧状态中,个人将把自己的生活当成艺术作品那样来生活。因此,他用讥讽的声音(the voice of the erion)的声音撰写历史,但把它当作喜剧来编排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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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谱系》中的第一篇文章分析了“善与恶”、“好与坏”的二分法。它以批判英国功利主义道德家开篇,尼采嘲讽地将他们称为“伦理史学家”,也就是说,他们只是叙述传统的道德观点而不对这些观点进行无论是什么样的批评。他说,实际上,他们都已经“为真正的历史精神所背弃。他们都无一例外地非历史性地思考”(第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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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历史地思考”是什么呢?在此,它是指人们回头去深入思考一种自由的、高贵的、强有力的贵族阶层的意识,这一阶层将命名喜欢及不喜欢的事物的权利掌握在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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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和坏对立的起源可以在高贵和冷淡的情操中找到,那代表了上等统治阶级相比下等被统治阶级来说所具有的那种主要的性情。统治者有赐名的权利,这意味着人们几乎可以把语言本身的起源理解为统治者权力的表现。他们[隐喻性地说],“这叫这个名字,或者,这叫那个名字”;他们用声音给每一事物和行为打下烙印,这样他们就象征性地占有了它们。[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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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贵族的语言直接、坦率、毫不迂回,而且幼稚;它对事物的命名毫不掩饰情感,虽然悦耳但却缺乏深思熟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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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弱者的语言总是深思熟虑后的语言,它带有间接的意图和隐秘的目的。“当高贵者感到怨恨的时候,怨恨被他瞬间的反应所吸收,因此,他不会受怨恨的毒害。”但是,尼采说,让我们想象一下充满怨恨的、受压迫的弱者是如何去想“敌人”的。他一定会把“敌人”想象成一个“基本概念”,想象成“邪恶的人”,然后“他又设想了其对立面,即‘好人’——也就是他自己”(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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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高贵者和弱者的区别是按照那些能够用隐喻方式思维的人们与那些被限定用概念方式思维的人们之间的区别去设想的。前者运用艺术语言;后者运用科学、哲学或宗教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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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证明这些概括,尼采求助于语源学,求助于“善”、“恶”和“坏”这些术语的历史,并且指出,这些“所有语言中善(的术语)都显示了一切价值的社会阶级起源”(第162页)。一种新的反贵族阶层带头反抗最初的贵族阶层以自我为中心的非道德,它的领导者,即教士,从强者构成的最初的贵族中分出,并发展成了它的对立面。这种新的民众的贵族统治的根本品质就是弱者无论出现在哪里都表现出的本质特征——怨恨。但是,它通过一种语言策略,将它的权力建立在群众和强者上;它只是把它的怨恨称作了“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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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怨恨起源于民众成员对权力意志的压抑和升华。当它升华时,它的表现形式是重新评价各种高贵品质:鉴于高贵者将自己的行为定义为“好”,将与自己不同的行为定义为“坏”,弱者开始将胜于己者的行为定义为“恶”,将自己的行为定义为“善”;第一种二分法完全与道德无关,它只是对个人所感到的快乐或痛苦经历的一个声明,而第二种二分法骨子里是形而上学式的和说教式的,它将性质方面的邪恶本质归于那些与下定义的人或者团体不同的行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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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试图通过立足于健康这一观念上,超越“善与恶”这样的语言中的形而上学道德准则。他将“健康”定义为任何直接、立即的情绪表现。健康之于自然有机体正如隐喻意识之于精神状态。他说,如果情绪没有找到直接的、立即的出口,它将产生很大的间接表现的压制力量,比如怨恨。这种怨恨反过来又表现在精神而不是生理活动中,尤其是表现在对能够解释那种压制的原因的寻求中,并且它完全有理由在强者身上找到了原因。但是,怨恨的人为了解释他自己的虚弱而谴责强者不只是拥有力量,因此,力量这一特征被解释成了一种邪恶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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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比如力量或软弱)向品质(比如邪恶或忍耐)的转化受语言手段的影响。在《道德的谱系》第一篇文章的第十四节,尼采以反讽方式描写了这种价值重估是如何发生的;它完全是语言上的重估。弱者把“软弱改成为美德……无法报复的无能变成善良;懦弱变成谦卑”等等(第180页)。因此,整个道德的历史被看成是转喻和提喻意识牺牲了对世界“无辜的”隐喻性理解的情况下运作的产物。寻求原因和本质,即寻求隐喻式语言中描绘的现象背后的行为方式和外在的品质,也就是,产生了两种人们用来对付自己的压迫性工具,即科学和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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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并没有认识到,在《道德的谱系》一书中,他正在最大程度地利用语言的比喻理论在他关于道德和文化的“历史”中来说明这两者。几乎是作为事后补记,在第一篇文章附的一个注释里,他提出了以下问题以备进一步的思考:“语言科学,尤其是语源学研究为道德思想的演进提供了什么信息?”(第188页)在第一篇文章中回答了这个问题,那时他讨论的是,纵贯历史,诗歌性语言中的转喻和提喻因素多大程度上在意识自我压抑的活动中充当了原动力。这些语言力量的充分发展最终导致了他那个时代和文明深受其苦的那种反讽意识。他没有意识到,通过表明他对隐喻性语言的基本创造性这一概念的立场,他回避了一个问题,即隐喻本身在人的自我压抑的倾向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这种语言的历史主义赋予隐喻意识一种纯粹的创造性功能,尼采可以凭借它提供的基础去批判他那个时代的各种历史意识形式(即转喻式的、提喻式的与反讽式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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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受过语言学的专业培训,这意味着,在他的思想中,语言的转变一定是被当作一种模型以理解意识本身的转变。这表明,他的意识循环论完全有可能是他的语言循环论的反映,后者指语言从隐喻通过转喻和提喻再到反讽的循环。这样,意识向纯洁状态的回归就必然是根据语言向隐喻阶段的回归而设想的。显然,在任何事件中,记忆和遗忘、许诺和将自己与虚构的过去或未来连接在一起,很明显,这整个问题在他的脑海中都和按转喻和提喻方式理解世界而产生的谬误有关。“落入”“善”、道德和自我损毁,最终只是落入了语言可能性的更深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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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谱系》中的第二篇文章是关于“负罪”、“良心谴责”以及“相关的事物”。文章一开始就重新分析了人类独有的记忆能力。在这里,尼采也像以前一样把记忆描述为一种执拗的任性,人们借助它将自己与一种特定的未来以及一种固定了的过去连接起来。尼采认为,良心指的就是将一个人自身与特定的未来和固定的过去联系在一起的能力。记忆的能力使过去所做的誓言能够对现在和未来施加影响并起决定作用。承诺的、记住的和信守的诺言给人的生活强加了一种秩序,但是这种秩序完全不同于遗忘能力所强加给人的那种。遗忘能力允许人生活在一种现在;它行使职责让“意识的门窗暂时地关闭;让我们免受那些我们的低级器官彼此合作或彼此对抗时伴随的噪音和骚动;让意识能够获得片刻的宁静和些许的空白,从而为我们机体中进行支配和运转的那种更高贵的用途和机能留出空间”(第189页)。当我们“忘记”过去和未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清楚地“看”现在。当遗忘被记忆延缓时,“尤其是在那些涉及到许诺问题的例子中”,意志被一个以前的情形和欲望束缚,并且它继续肯定那种情形和欲望,甚至会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第189——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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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许诺的能力正好与记忆的能力性质相同。通过许诺,人向前意愿,把一个虚构的形式强加给未来;通过记忆,人向后意愿,把一个虚构的形式强加给过去。尼采认为,对于许诺和记忆两者都重要的一点是利益,根据这种利益,这些虚构形式被分别强加于未来和过去上。良心不安不过是无力把某人过去的行为接受为他自己的行为,即一种冲动,它本能地将它们看作是别的行为者或行为方式的产物而不是自己的,看作是比自己的存在更高、更好的某种“品质”的表现。相比之下,好的良心只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意味着,所有发生过了的或者将来要发生的一切,都是以我自己的行为方式发生了或将发生的,是我自己品质的表现。尼采认为,创造性的遗忘同时也是创造性的记忆,因为创造性的遗忘只是记忆了人自己的意愿、自己的能力和才能。并且,它对于所有世代和对于个人是一样的。成为自己就是去否定过去和将来施加在人身上的种种责任,除非这些责任是人们自己选择的、并且只是因为人发现它们“好”而看重的责任。在《道德的谱系》一书的第二篇文章中,尼采着手处理了他在“历史对人生的利弊”中回避了的问题,即“人这种动物的记忆是如何出现的?这一半是枯燥、一半是反复无常的人类智慧,这种健忘的化身到底是如何记住任何事物以便使之持久的?”(第192页)他说,人如果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他就不仅解决了意识之谜,也同时解决了社会、文化以及破坏性历史意识之谜。《道德的谱系》一书最后一篇文章是按照一种压抑和升华的心理学理论讨论文化、社会和道德的历史。其中,他把人对于一种单一的、不能挽回的过去的感觉与恐惧看成本质上相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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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说,记忆的产生只受痛苦的影响;因此可以推断,文化记忆也和个人记忆一样是痛苦而不是快乐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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