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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他对詹姆斯的影响实际上并不仅仅停留在我们上面提到的表面印象上，不过，囿于篇幅，我们这里不可能详细论述这个问题；他对胡塞尔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心理学方面；而他对马克斯·韦伯的影响则基本上是两个方面，即对“理解”概念及其各种含义的梳理，以及对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的论述——遗憾的是，我们在这里也同样无法具体论述这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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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狄尔泰》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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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也就是说，尽可能少引用或者不引用狄尔泰本人的原话，而是以尽可能概括的方式把有关的背景知识和我们的相应观点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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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见《狄尔泰》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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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一般说来，根据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情况来看，狄尔泰既没有撰写过世界或者某个国家的“通史”，也没有撰写过什么“断代史”、“编年史”，因此，他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史家”；另一方面，由于他撰写过诸如《施莱尔马赫传》这样具有重要意义的人物传记，同时又集中非常大的精力研究过历史学的理论基础，并且把这种基础提高到了非常高的地位，所以，应当说他是研究历史理论基础或者研究“元”历史理论的“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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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狄尔泰》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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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自从笛卡儿以来，西方思想史的主导倾向实际上是极其强调与这种研究视角相对的“共时性”研究视角，即极其强调仅仅对具体研究对象进行当下的分析和解剖，而不重视进行相应的“历时性”考察。囿于篇幅，这里无法就这个问题进行必要的论述，只能有待将来的机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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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其实，这里又隐含着一个与“发生学”研究视角密切相关的问题——究竟什么人才有可能把这两种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运用？显然，并不是任何一种人都具有这样的能力，那么，什么人有可能具有这样的能力、这些人怎样才能具有这样的能力，则显然只有从“发生学”（我本人更倾向于运用“社会个体生成论”这样一种表述）的研究视角出发进行研究，才可能做出真正有价值的回答和说明。必须强调指出的是，这个问题虽然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因而具有非常大的难度，但它本身却是狄尔泰所说的任何一种“精神科学”研究所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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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一般说来，重视对于个体的研究和讨论是西方思想史的一个基本传统；而从更加广泛的范围上说，任何一种学术思想研究似乎都无法摆脱与作为研究主体的个体的这样那样的关系——只不过在不同的思想家那里，这些关系表现得各不相同、对他们的研究视角的塑造方式不同，并且因此而导致了不同的结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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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这里所谓“对于哲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和人文科学研究来说，也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意义”是从学术思想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方法论角度来说的；显然，我们在这里是不可能对这一点进行必不可少的论述的，而只能是“点到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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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毋庸讳言，如果有人出于某种政治目的，把这种观点用于对自己或者某个个体进行歌功颂德式的吹捧，那么，它显然稍微经过一些变动就完全可以变成“个人英雄主义”的基本观点或者重要证据之一——就像尼采的理论虽然与法西斯主义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但他的某些观点却非常容易被后者所利用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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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这里指的是历史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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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我们认为，如果说作为一门科学的“社会哲学”确实能够存在，那么，它的基本问题就只能是这里所说的“个体及其与群体的关系”问题（在这里，我们同样无法系统论述这个问题）；顺便指出，在作为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狄尔泰那里，这个问题虽然是以“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这样一种形式表现出来的，但是其基本意义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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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也译“华勒斯坦”，西方当代著名思想家、社会学家，著有《开放社会科学》、《学科·知识·权力》（这两部著作的中文版已经由北京的三联书店分别于1997年、1999年出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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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从作为研究主体的个人来说，“独辟蹊径”也罢，“高瞻远瞩”也罢，显然都是一种取决于个人的视角、眼界和思想境界的行为。因此，在我看来，狄尔泰在这里所坚持的基本观点究竟能不能得到人们的理解，主要取决于理解者所具有的视角、眼界和思想境界。顺便说一句，狄尔泰对于个体的发生论研究，虽然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高瞻远瞩”的特征，但是却似乎并没有达到这样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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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是当今西方思想界和学术界所面临的最基本、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同时，它也是西方思想的历史发展到今天所产生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解决了这个问题，西方思想界就可以“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否则就只能在这个困境之中徘徊不前。囿于篇幅，我们在这里无法详细论述这个问题，只能以后随缘而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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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参见《狄尔泰》第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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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参见《狄尔泰》第106页，译文有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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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有必要指出的是，狄尔泰对这些范畴的重要性的强调并不是非常严格的；而这里所指出的这几个最重要的范畴，其重要意义已经得到了诸如海德格尔这样的思想家的强调（参见《狄尔泰》第313页）。囿于篇幅，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对这些范畴进行比较详细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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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我们认为，后现代主义所谓的反对“宏大叙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因为从整个西方思想史的角度出发来看，我们这里所说的“哲学家的神圣化”确实不仅在形式上造成了各种各样的“宏大叙事”，而且因此给哲学、各种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造成了各种人为的障碍——尽管这种情况并不是这些哲学家有意为之，而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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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参见《狄尔泰》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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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的意义 第一章 历史世界和历史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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