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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怎么能够否认，对于理解历史世界所具有的重大脉络来说，传记具有非常突出的重要意义呢？归根结底，在历史的任何一个关节点上产生某种影响的，都是存在于人类本性的核心和宽泛的历史生活所具有的普遍脉络之间的互动，而且，存在于生命本身和历史之间的最根本的联系，就是这种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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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问题变得比以往更加需要马上加以回答了：传记是可能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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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历史性人物的生命历程，都是由各种互动过程组成的系统；在这种系统之中，个体感受到来自这种历史世界的种种刺激，因而是由这些刺激塑造的，然后，这个个体接下来就会对这种历史世界施加各种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刺激产生于这种世界的脉络，而后者则是由个体的各种行动塑造的。科学传记存在的可能性通过下列事实表现出来，即个体所面对的，并不是存在于这个历史世界之中的各种力量的、不受任何限制的发挥作用过程；他就生活在国家的领域、宗教的领域，或者科学的领域之中——换句话说，他就生活在某种特定的生命系统之中，或者说，他就生活在由这些特定的生命系统组成的某种结合状态之中。恰恰是这种结合状态所具有的内在结构吸引和构成了这个个体，并且决定了他那些活动的发展方向。各种历史成就都是由某种历史性存在的内在结构所具有的种种可能性产生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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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的意义 四、作为艺术作品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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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具有这种高于自传的优势；一个生命到死亡的时候为止所遇到的所有各种外部事件，都可以成为理解的主题；它们所面临的唯一限制，是被保存下来的材料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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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可以利用各种各样的陈述，这些陈述所涉及的，是人们对那作为理解的基础而存在的、充满意义的东西的觉察。有一些书信表明，个体在某个特定的情境之中曾经认为哪些东西是宝贵的；而另一些书信则可以表明，就他过去的那些个别部分而言，他曾经认为哪些东西是有意义的。各种联系既导致了理解，也构成了理解——只有在发挥其才智的过程中，一位天才才能认识到自身；各种境况、错误，以及激情，都有可能妨碍这种才智的发挥，也可以说，某种幸运的环境可以使这位天才的创造力得到强化；他会遇到各种各样来自外界的任务，而这些任务无论如何都会使他超越他自己，诸如此类。然而，下面这种优势始终都是存在的，即任何一种生命历程都会把存在于外部事物和内部事物之间的关系保存下来，而这种关系也就是这种生命所具有的意义；诸如卢梭的《忏悔录》这样的各种记述本身，就表达了这种关系。旁观者已经意识到各种各样的历史影响、意识到这些影响的局限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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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可以揭示著作家在进行写作的过程中所经历的生活。但是，这些书信都会受到下列事实的影响，即它们都是由著作家写给某个收信人的。它们虽然可以表明各种存在于生活内部的关系，但是，其中的任何一种关系都仅仅是由著作家从他自己的立场出发来看待的。然而，如果说我们现在可以评价某种已经完成的，甚至可以说已经变成了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生活所具有的意义，那么，我们之所以有可能这样做，也是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解释各种文献，确定它与过去的种种联系，确定它的环境产生的影响，以及确定它在将来取得的各种成就。这些文献既把这个个体当做对他施加影响的各种力量的核心来表现，也把他当做他所施加的各种力量的核心来表现。但是，只有当我们能够建立某种一般的、可以与这个个人分离开来的模式的时候，我们才能确定他那存在于这种历史脉络之中的生活所具有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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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我们不转而考察一个时期的历史，那么，作为一个艺术作品的传记是无法完成这个任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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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只要我们进行这样的转变，我们的观点就会发生变化。对一个个体的生活的解释之所以是有限的，是因为在以他为中心的过程中，他的传记作家必然会使他成为注意的焦点。因为传记作家要想使他的传记成为一个艺术作品，他就必须找到某种可以用来看待一般的历史视界的观点；与此同时，这个个体必须仍然处于某个动态的、充满意义的系统的核心；没有一部传记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任何一部传记都只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取得成功。我必须非常客观地把由各种各样受历史决定、具有某种特殊价值的力量所造成的，充满意义的脉络表现出来；虽然沿着所有各种方向延伸的、有关无限的意识始终都必定会存在，但是，存在于个体内心之中的参照标准却必定会被保持下来。从这种情况出发，就可以得出下列结论，即作为艺术作品而存在的传记只适用于那些历史人物，因为只有他们有能力变成这样一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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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我们可以称之为传记作家的双重观点的过程所面临的困难，是永远无法完全加以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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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对于历史学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一直在异乎寻常地增长。长篇小说已经预示了这种增长。也许卡莱尔是第一个充分把握了它的重要意义的人，这种情况通过下列事实表现了出来，即自历史学派的发展开始、直到兰克的时代为止，历史学之中出现的最重大的问题，是有关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存在的生活和历史学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这种关系就是历史学应当当做一个整体而加以保存的东西。所有各种有关历史学的价值的终极性问题，都可以在这种关系之中找到它们的答案——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这种关系，人类才开始认识自己。我们并不是通过内省来领悟人的本性的（这是尼采最重大的错误观念。正因为因此，他根本无法理解历史的重要意义）。历史学因此而出现的、更加富有综合性的任务，已经隐含在黑格尔的著作之中了。我们已经通过研究各种原始民族那些相对来说非历史的生命，取得了更大的进步，因为我们在这里所面对的，是各种生活就其内容的同一性而言的千篇一律的重复。全部历史所具有的自然基础都与这种情况相似。人类那些经过最充分发展的伟大人物，曾经导致过一种非常新颖的研究。存在于这两种发展线索之间的，是对各种习俗的研究。卡莱尔的传记，雅各布·布克哈特从某种个别文化的基础出发，对这种不断发展的文化的整体的把握，麦考利(3)对各种习俗的描述，都曾经作为人们进行研究的出发点。这些成就都是一些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作为艺术作品而存在的传记已经获得了新的意义和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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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会受到下列事实的限制，即各种具有普遍性的运动都会在个体的生活之中相互交叉；如果我们打算理解它们，我们就必须到个体的生活之外去寻找各种新的基础。要想使传记变成科学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必须求助于那些并不是从个体的生命之中出现的，新的生命范畴、生命形态和生命形式。对于各种把个体的生存交织在其中的文化系统和文化组织来说，个体只不过是一个交叉点而已；人们怎么能够通过它来理解这些系统和组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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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的意义 五、各种过程在理解过程之中的相互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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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精神科学研究的各种真理是如何取决于经验和理解过程的；但是，另一方面，理解过程也以人们对精神科学研究的这些真理的运用为预设前提。我将用一个例子来具体说明这一点。假定我们正在尝试理解俾斯麦。我们所具有的材料，都是由有关他的异常丰富的书信、文献、趣闻轶事，以及各种说明构成的。所有这些材料都与他的生活有关。为了理解究竟什么东西影响过这个伟大的政治家，理解他究竟取得了什么成就，历史学家必须对这些材料的范围进行扩展。只要这种理解过程还在持续不断地进行，收集材料的过程就不会完成。对从属于这种脉络的各种人、事件以及境况的承认，将会涉及对某些一般性概括的运用。因此，这些一般性概括也会构成理解俾斯麦的过程的基础。这样一些真知灼见，不仅把人类共同具有的各种属性包含在内了，同时也把各种特定的阶级所具有的属性包含在内了。从个体心理学的观点出发来看，历史学家将会认为俾斯麦属于实干家，并且在他的性格之中，勾勒出由实干家共同具有的所有各种性格特征构成的特殊组合的轮廓。而从另一种观点出发来看，历史学家则会通过俾斯麦的本性所具有的独立性，通过他那不断进行领导和支配的习惯，以及通过他那百折不挠的意志，认识到普鲁士拥有土地的贵族所具有的特征。由于俾斯麦漫长的一生在普鲁士的历史上占有某种特殊的位置，因此，历史学家必须用另一组一般陈述，来确定那个时代的人们所共同具有的特征。他的国家的种种境况对于政党的自信所施加的巨大压力，自然会导致极其多种多样的反应。要想理解这种情况，历史学家就需要拥有各种有关某种情境对于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政党及其各个组成部分所施加的压力、有关它们所做出的反应的一般陈述。理解过程在方法论方面所能够达到的确定性的程度，取决于对这种关系的理解所依据的各种一般的真实情况的发展。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植根于普鲁士及其君主制政体的、具有实干精神的大人物，必定经历过以某种独特的方式施加给普鲁士的外部压力。因此，他必然曾经主要从有关国力的观点出发，对关于这个国家的构成的内部问题进行过判断。由于在他的内心之中，诸如国家、宗教，以及国内法这样一些共同因素都集中到一起了，由于他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某种受到这些共同因素决定和推动的力量，而且，由于他同时也不断对这些因素产生影响，所以，历史学家必须具有有关这些因素的一般性知识。简单地说，他只有通过他的理解过程与所有各种精神科学研究的本质的关系，才能使这种理解过程变得完满。任何一种在表达这个历史人物的过程中必须加以详细阐述的关系，都只有当这样的关系是由有关各种个别领域的科学概念决定的时候，才能达到人们所能够设想的最大程度的确定性和清晰性。归根结底，存在于这些领域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某种关于这个历史世界的、具有总体性的观念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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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我们的例子便具体表明了理解过程所涉及的这种双重关系。理解过程以经验为预设前提，然而，只有当理解过程使我们离开经验所具有的狭隘性和主观性、达到总体性和一般性的时候，经验才会变成有关生命的真知灼见。此外，要想使对于一个个别人物的理解过程变得完满，人们就必须具有系统的知识，而这种系统的知识又同样依赖于对个体的生动的把握过程。有关没有生命的自然界的知识，可以通过由各种科学组成的等级体系而得到发展——在这种等级体系之中，比较低级的层次总是独立于它为之奠定基础的那个层次而存在；就精神科学研究而言，任何一种来源于不断发展的理解过程的事物，都是由相互依赖关系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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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在这里并没有分段，我们为了使读者阅读方便，特意从这里断开；下一段也是如此。特此说明。——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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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诗与真》是歌德描述其幸福的童年生活的自传性著作；因此，狄尔泰在这里所谓的“一个人”即是指歌德。——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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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家、政论家、辉格党历史学派创始人，主要著作有《古罗马之歌》、《批评和历史文集》、《英国史》（共四卷，未完成）等。——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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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的意义 第三章 个体的生活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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