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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的使各种具体的科学都从属于哲学的做法,通过他们所具有的哲学学派的组织表现出来了;这种组织不仅是讨论各种原则的中心,而且也是进行明确的调查研究的实验场所。就这些学派而言,仅仅通过不多的几代人,许多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就被建立起来了。我们也许可以假定,即使在柏拉图之前,某种存在于训练过程和共同研究过程之中的秩序和持续性,就已经统一起来了——不仅就毕达哥拉斯学派而言情况是如此,而且,就以前的其他思想家的学生与他们的老师和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而言,情况也同样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根据经过明确证明的历史,我们就会看到,这里的学园和逍遥学派都是一些合法的组织——在这些组织之中,基本的哲学思想所具有的统一体,把各种具体科学都集中起来,而追求有关真理的纯粹知识的激情,则把某种生命和与整体的关系,赋予了所有各种明确的研究工作:这就是有关这样一种组织所具有的创造力的一个无与伦比的例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柏拉图的学派一直都是数学研究和天文学研究的中心。但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中心的学派,则在一个地方、在及其短暂的时间内,完成了前无古人的、最伟大的科学研究工作。在这个学派之中,有关目的论结构和发展的基本观念,有关描述、分析和比较的方法,都导致了描述性自然科学和分析性自然科学的建立,并且导致了政治学和美学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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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由哲学学派组成的组织之中,希腊人的认为哲学是一种无所不包的科学的概念,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达——这是一个有关哲学的本质方面之一的例子:那些不断通过某种共同的活动而进行哲学研究和论述的个人,都被一个共同的任务联合起来了。因为无论许多个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共同坚持某种意图,这种意图都会使他们相互联系起来。所以,就哲学而言,某种发挥统一作用的力量,就是通过哲学那追求普遍性、追求普遍有效性的倾向表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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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在亚里士多德学派中得到最充分发展的、对于科学研究工作的统一控制,也和亚历山大的帝国一样崩溃了。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具体科学便开始独立地发展,就好像它们都已经成熟了那样。曾经使它们集中起来的纽带完全破裂了。在这些哲学学派之外,亚历山大的追随者们建立了为这些具体科学服务的各种各样的制度。这是第一种因素,它改变了哲学所具有的地位。这些具体的科学逐渐通过某种运动——这种运动到了现代又重新出现,并且迄今尚未结束——接管了由现存的实在组成的全部领域。只要哲学使某个研究领域达到了几乎成熟的程度,这种哲学所哺育出来的人们就会废除它所具有的领导地位。首先,就各种自然科学而言,情况就是如此;然后,在现代,这种分化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自格劳秀斯(5)以来,一般法学已经变成了独立的学科,而自从孟德斯鸠以来,关于国家的比较理论也已经变成了独立的学科。今天,人们为了使他们的科学摆脱各种束缚而进行的斗争,正在赢得心理学家的尊重;随着人们使有关宗教、艺术、教育,以及使社会的各种一般性科学,都建立在对于各种历史事实的研究基础之上、都建立在心理学的基础之上,他们也必定会对这些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提出质疑。可以说,从哲学的外部来看,这种存在于知识领域内部的、由各种力量组成的布局的日益增加的混乱,向人们提出了重新确定哲学的边界的任务。而且,就哲学的内在发展而言,各种与进行这种重新确定边界的任务有关的更加具有说服力的原因,也都展示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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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种外部因素和这些在内部发挥作用的力量的共同作用,便导致了哲学态度所发生的某种变化——这种变化既由于怀疑论者、伊壁鸠鲁学派,以及斯多葛学派的出现而不断发展起来,也来源于西塞罗、卢克莱修、塞涅卡(6)、爱比克泰德(7),以及马可·奥勒留(8)的著作。在这种存在于知识领域之中的、由各种力量组成的新的布局内部,形而上学的失败、怀疑论精神的传播,以及这些逐渐老化的民族向关注内心生活的转化,全都被人们深刻地感受到了。关于生命的哲学得到了发展。就这种哲学而言,我们看到了哲学精神所具有的一种新的态度——这种态度永远都会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就哲学的整个领域而言,人们仍然紧紧抓住这些伟大的体系所具有的问题。然而,对于有关可以对这个问题提出普遍有效的解答的主张,人们却是越来越宽容了。由个别问题组成的等级体系发生了变化;人们对宇宙论问题的探讨开始从属于有关生命的价值和意图的问题。在这种罗马—斯多葛体系之中,这个世界的人们所认为的最有影响的部分,哲学所具有的塑造性格的力量,都被突出表现出来了。这里发生了某种变化——它既是哲学结构的变化,也是哲学的各个部分的秩序和关系的变化。各种新的哲学界定所具有的外表,都是与这种哲学态度的转变相对应的。就哲学而言,西塞罗所看到的是“生活的教师,各种法律的发现者,以及所有各种美德的指导者”,而塞涅卡则把它界定为有关在生活之中进行正确的行为举止的理论和艺术。换句话说,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某种理论,而这样一来,人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用“智慧”这个表述来表达它了。但是,人们如果从这种新的哲学概念返回到它所表达的态度上去,那么,他们就会认为哲学已经得到了发展——只不过这种发展是在各种伟大的形而上学体系之外、以完全连续的方式进行的。它的问题完全受这些新的条件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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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漫长的世纪之中,由于这种流向——当时使这个不断老化的世界转向宗教的——各种事物的深不可测的本质的逆流,受到宗教支配的哲学本身已经不是哲学了。在这个时候,人们针对有关共相和普遍有效的知识的问题的态度,以及这样一来出现的哲学的各种概念,严格说来都与对它的本质揭示无关。人们也许会通过有关这些和宗教之间的各种联系环节的理论,来对它们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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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已经通过哲学的各种界定表现出来的现代哲学的各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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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文艺复兴运动的准备——在这种运动之中,已经世俗化的艺术、文学,以及有关生命的、自由的和具有文学色彩的哲学,从文化角度来看都处于支配地位——以后,各种自然科学都最终被建立起来了,而各种有关社会的科学也第一次即将在经验性的研究秩序之中,变成一个来源于某种观念的连贯的群体。这样一来,与经验有关的各种科学,就都试图运用它们自己的方法来认识这个宇宙了。在这种脉络之中,17世纪曾经出现过一种新的、由各种文化力量组成的模式。在处于领导地位的各个民族之中,到处都流行着追求严格的和普遍有效的知识、追求运用这种知识来转化这个世界的热情。由于这种知识把哲学与各种具体科学统一起来了,所以,它们开始与宗教态度处于极其尖锐对立的状态,并且因此而把艺术、文学,以及把关于生命的哲学远远抛在了身后。因此,在这些新的条件下,诸如此类曾经在古代那些伟大的哲学体系之中流行过的、追求普遍有效的宇宙学知识的倾向,便比以往更加坚持不懈地、更加有条理地继续发展下来了。而这样一来,形而上学这个概念以及它所具有的特征,也就都被改变了。它曾经从某种针对这个世界的天真朴素的态度出发,通过怀疑而向清晰地理解思想与这个世界的关系迈进。现在,由于意识到了它自己所特有的方法,它便超越了各种具体的科学。现在,它还在存在那里找到了它所特有的对象,而对于我们来说,这种存在并不是通过任何一种具体科学本身给定的。但是,这种新的形而上学的发展所具有的独特特征,却是方法论方面的对于严格的普遍有效性的要求,以及对于形而上学方法的日益增强的反思。这种要求把形而上学与各种运用数学的自然科学结合起来了,然而,普遍性所具有的方法论本性,和从第一原理出发进行证明的做法所具有的方法论本性,又把形而上学与这些具体科学分离开来了。因此,现在已经到了确立适合于这种新的方法意识的方法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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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的形而上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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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立了力学以后,笛卡儿马上就开始运用他那新的建构性的方法来确定哲学的本性。这种与具体科学的方法形成对照的方法所具有的第一个特征,就在于对待这个问题的非常一般的观点,就在于在这种观点之中、从这些第一假定回归到某种最高级的原理上去。在这里,与以前存在的任何一种哲学体系相比,这种方法只不过是把潜在于哲学本性之中的各种特征,更加明确地表达出来了而已。但是,它那独一无二的光彩却是通过他进行这种表达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运用数学的各种自然科学都包含着各种预设前提,而这些预设前提却存在于数学、力学,以及天文学的研究领域之外。如果人们通过明确的概念和命题把这些预设前提呈现了出来,并且理解了它们为什么具有客观有效性,那么,他们就可以在这些预设前提的基础上,建立某种建构性的方法了。通过这种方式,机械论的观点首先赢得了它所具有的确定性,并且表明了进一步进行扩展的可能性。笛卡儿极力用这种方法来反对伽利略,而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也看到了哲学家相对于物理学家来说所具有的优越性。此后,霍布斯和斯宾诺莎也运用过这同一种建构性的方法。斯宾诺莎那由精神和自然构成的新泛神论体系,正是在他把这种方法运用于实在的过程中出现的——当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始终都是以这种实在的各种特性为预设前提的。他的体系是在单纯和不证自明的真理的基础上,对经验性实在进行的某种整合。从这种有关同一性的形而上学之中,产生了关于心理状态的因果关系网络的学说——通过由各种激情强加给人们的束缚,这种学说就可以使人们获得自由。最后,莱布尼茨比以往的任何人都进一步运用了这种方法。终其一生,他一直都在致力于完成下列赫拉克利斯(9)式的任务,即把他自己的新的普遍逻辑当做某种建构性的研究程序的基础来加以详细阐述。自从17世纪以来,把方法当做某种哲学标准来加以运用的做法,在各种形而上学体系之中都一直延续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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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这些思想家所运用的这种建构性的方法,便受到了由洛克、休谟,以及由康德进行的知识批判的支配——尽管在莱布尼茨那里,认识论的各种基础都幸存下来了,但是,这些基础却只是在最近才得到了人们的充分重视。事实证明,所谓单纯的概念所具有的清晰性和独特性、简单命题所具有的不证自明性,都能够证明它们的客观有效性这样一个论题,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各种有关实体、因果关系,以及意图的范畴,都被人们还原成了进行认识活动的意识所不可或缺的条件。虽然数学所具有的确定性为这种具有建设性的方法提供了保证,但是,康德却通过直觉表明了数学证明所具有的独特的基础。而且,正像我们就法律和自然神学而言已经看到的那样,事实证明,就精神科学而言,这种建构性的方法也无法公正地对待历史世界就思想和政治行动而言所具有的完满性。因此,为了避免人们对所有各种——从特征的角度来看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方法的拒斥,我们必须对形而上学的研究程序进行彻底的改革。而且,曾经推翻了这种建构性的形而上学方法的康德,本身也表明了走向这样一种改革的道路。就他称之为先验方法的这种方法而言,他认为他毕生的批判工作所具有的独特方面——对于他来说,这样一种批判就是哲学的主要关注点之所在——就是哲学本身所具有的独特的方面。他打算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宏伟的哲学大厦,就应当建立在他这样发现的真理的基础之上,而从这种意义上说,他保留了“形而上学”这个术语。他甚至已经把握了新的、关于内容的原理,而谢林、施莱尔马赫、黑格尔、叔本华、费希纳,以及洛采(10)在建立其形而上学的过程中所依赖的,正是这种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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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洛克、休谟,以及康德所提出的有关这种新的认识论哲学的、伟大的真知灼见来看,外部世界只不过是某种现象而已。实在是通过各种与意识有关的事实给定的(对于英国思想家们来说,这种给定是直接的;而对于康德来说,这种给定则确实是概念性的,它会受到意识的各种条件的支配)。但是,这种实在——就康德的立场而言,这一点显然是极其新颖的——就是精神的系统性统一体,而且,任何一种存在于外部世界之中的统一体,都可以还原成为这样的统一体。因此,那些曾经被进行建构的哲学变得至关重要的、单纯的概念和命题,都只不过是这种统一体所具有的、被这样的理解和抽象的系统表述孤立起来的成分而已。从康德的观念出发,德国的新的形而上学就展现出来了。因此,从谢林到叔本华的德国形而上学家们,都以仇恨和轻蔑的态度来看待“反思”和“理解”——它们所处理的都是各种实体、因果关系和意图这样一些作为某种活生生的事物的抽象成分而存在的东西。通过运用他们的新方法,通过从精神的这种系统的统一体出发进行研究,他们就有可能公正地对待各种精神科学了,而在此之前,后者一直都是通过对那些与反思有关的概念的运用,而得到肤浅和无关紧要的发展的。而且,正是这种关于精神统一体的假定,使已经在自然界之中得到经验证实的进化这个概念,转化成了关于发展的卓有成效的观念。它是最后一种,也是最完全的一种系统表述适当的哲学方法的尝试。它真是一项只有巨人才能够做出的努力!但是,即使如此,它也不得不走向失败。的确,把握这个世界的秩序的可能性就存在于意识之中。而且,至少意识在进行这样的把握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各种形式方面的运作,都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即使这种形而上学方法也没有找到存在于作为关于我们的意识的一种事实的必然性和客观有效性之间的桥梁。而且,它寻求从意识的系统统一体出发,走向认为这种统一体就是实在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纽带的真知灼见的道路的做法,也完全是徒劳无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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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德国,形而上学方法的各种可能性都一种又一种地被人们彻底地实验过了,而他们所得出的结果都同样是否定的。在19世纪,这些可能性之中的两种可能性曾经为了获得支配地位而展开过竞争。谢林、施莱尔马赫、黑格尔,以及叔本华,都曾经从这种意识的系统统一体出发有所前进,因此,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发现了自己关于这个宇宙的原理。通过以赫尔巴特(11)为基础,洛采和费希纳便试图从作为经验总和而存在的、通过意识给定的东西出发证明,只有通过把既定的感觉世界还原成各种心理事实和联系,关于这里给定的东西的连贯的概念性知识才是可能的。第一批从康德和费希特出发的人,曾经以把哲学提升成为普遍有效的科学为奋斗目标。而第二批人则主要回到莱布尼茨那里去了——对于他们来说,有关这个世界的说明从来都只不过是某种具有充足理由的假说而已。就这里的第一种运动而言,谢林和黑格尔这两位最引人注目的思想家,都是从费希特的下列命题出发的,即通过经验自我表现出来的、普遍有效的、系统的意识统一体,产生了宇宙的系统统一体。这个命题本身是对各种与意识有关的事实的错误解释。但是现在,由于他们相信他们有能力把他们就意识而言所假定的这种统一体——因为这种统一体是以在意识之中出现的这个世界为预设前提的——变成宇宙本身的系统统一体,有能力把纯粹自我变成世界的基础,所以,他们便超越了可能存在的经验所具有的各种界限。通过从费希特和谢林的理智直观出发直到黑格尔的辩证方法的永不休止的辩证运动,他们一直在徒劳无益地寻求某种研究程序,以证明逻辑连贯性和事物本性的一致性,证明存在于意识之中的统一体和存在于宇宙之中的系统统一体的一致性。存在于他们如此发现的和谐宇宙和由经验科学所确立的现象法则组成的秩序之间的矛盾,彻底摧毁了他们的立场。但是,另一种以赫尔巴特为出发点的、以洛采和费希纳为主要代表的、决心根据有关精神统一体的假说获得有关既定之物的连贯概念性知识的运动,却与某种内在的、同样具有破坏性的辩证运动发生了冲突。这种无法由任何一种观察来加以证明的、通过各种概念而从各种经验材料走向所有各种事物的源泉的道路,使他们陷入了漫漫长夜之中——在这里,“各种真实的东西”或者“单子”、暂时的东西或者永恒的东西、某种与无意识相当的普遍意识,也许能够通过意味深长的说明而被发现。他们堆积了许许多多的假说,而在处于经验范围之外的、无法理解的领域之中,这些假说却既找不到任何坚实的基础也找不到任何与之相抵牾的东西。在这里,一组假说和另一组假说一样,都只不过具有貌似合理性而已。就这个世纪所具有的各种重大的危机而言,这种形而上学怎么可能实现为个体和社会的生活提供确定性和保证这样一种使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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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即使人类精神进行的这最后一种最雄心勃勃的尝试,也没有找到与经验科学的研究程序有所不同的、可以使人们以之作为根据而建立某种形而上学的哲学方法。通过运用与他们的形而上学方法不同的形而上学方法,人们是无法使这个通过经验而给定的世界——各种具体科学研究的目的就在于获得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变成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的东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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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哲学的新的非形而上学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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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所具有的内在的辩证运动,迫使思想去寻求其他的可能性:这就是获得某种能够不依赖于具体科学而独立存在的、关于哲学的本性的概念。即使除了各种经验科学以外,人们根本找不到能够保证形而上学这个标题存在的任何方法,哲学也必定能够以各种新的方式,满足精神追求普遍性、追求理论基础,以及追求把握实在的需要。即使就这种新的研究领域而言,我们也必须克服怀疑主义的立场。在不断摸索前进的过程中,哲学一直都在寻求某种意识态度——这种态度可以公正地对待由新近确立起来的经验科学造成的情境。而且,即使我们无法找到使哲学得到它自己的对象——得到也许可以使具体科学的那些结论得以推导出来的诸如实体、上帝,或者诸如灵魂这样的存在——的方法,思想也可以接下来考虑下面的可能性,即从这些具体科学本身所提供的客观知识出发,寻求通过知识论来为这样的知识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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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哲学具有一个无可争议的、完全属于它自己的领域。即使这些具体科学已经对既定的实在领域进行了瓜分,而且每一种具体科学都处理这种领域的一个部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也恰恰会通过这种方式而产生出来,它就是由这些科学本身构成的领域。当我们把注意力从真实的东西转向有关这样的东西的知识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里存在着一个处于这些具体科学的范围之外的领域。自从人类的反思发现这个领域以来,他们一直承认这个领域就是哲学的领域——而哲学也就是关于各种理论、逻辑,以及关于认识论的理论。如果人们全面地看待这个领域,那么,哲学就会把关于知识的逻辑基础的全部理论都包含在内,而这种知识则既涉及人们认识各种事实的过程、确定各种价值观念的过程、确立各种目标的过程,也涉及为万事万物立法的过程。因而,如果哲学现在的对象就是这种整体性的关于知识的概念本身,那么,哲学就会包含着这些具体科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包含着它们必然构成的秩序,包含着任何一种新的科学以以前的各种科学为预设前提、由于它自己的研究领域的事实而超越这些科学的过程。由于这种认识论观点,即使在这些具体科学本身之中,这种有关基础、有关连贯性的精神也得到了发展。这些科学在各个大学和研究院之中所具有的社会推动力也强化了这种精神,而且,哲学在这些制度之中所具有的重要任务,就是使这种精神保持活力。就这些经验科学本身而言,赫尔姆霍兹(12)就是这种认识论立场的经典代表。他曾经把哲学对于具体科学范围之外的领域的权利,建立在下列事实基础之上,即哲学的独特对象存在于知识之中。人们始终会把必不可少的、“考察我们的知识的各种源泉、考察为这种知识进行的辩护所能够达到的程度”这样的任务留给哲学,而“从康德和(我所理解的)老费希特的意义上说,哲学作为关于这些知识源泉和认识活动的理论,在这种由科学组成的圈子之中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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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虽然把哲学的基本活动转移到认识论领域之中了,但是,哲学与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关系仍然被保留下来了。认识论曾经完全通过人们对客观地认识世界秩序和世界的基础、客观地认识至高无上的价值和终极目标这样一种目的的批判,而得到了发展。有关人类知识的各种界限的探究,就是从这种没有取得多少成果的形而上学研究活动之中产生出来的。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之中,认识论逐渐开始领悟意识那与它的各种材料有关的、最普遍的立场——由于这种意识与其材料的关系,这种立场也最充分地表达了我们与世界之谜和生活之谜的关系。柏拉图已经承认的正是这样一种立场:哲学就是根据精神的所有各种一般性态度及其终极预设前提,而对精神进行的反思。康德也曾经和柏拉图一样,为哲学指定了这种立场。他的观点所具有的广度,是通过他把他那具有批判性和建构性的认识论,同样扩展到关于各种事实的知识、扩展到对于各种审美价值的判断、扩展到对于包含在解释自然的过程之中的目的论原则的考察,以及扩展到对于各种道德律的普遍有效的推导过程而表现出来的。而且,正像任何一种哲学立场都会包含着从对于实在的把握出发,到确立各种行为举止规则的尝试那样,这种认识论立场也同样始终都是通过它那些最伟大的,强调哲学所具有的实践影响和改革影响、强调哲学那塑造人的性格的力量的倾向的人,而不断得到发展的。的确,康德就曾经宣称,作为追求知识在逻辑上的完全性的目的而存在的哲学这个概念,只能是一个学术概念。“但是,”他又补充说,“作为有关所有知识与人类理性的基本目标的关系的科学的、关于哲学的通俗概念,也是存在的。”用康德的话来说,我们目前所关注的,就是找到存在于这个学术概念和这个通俗概念之间的联系。当前存在的新康德主义学派,已经通过一些杰出的研究工作达到了这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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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那些个别的研究者组成的学术圈子之中,出现了一种不同的、非形而上学的立场。这种立场满足于从概念上描述这个现象世界,满足于根据试验性的考验和那些从理论角度预先计算过的影响,对于这个世界的合法秩序进行的证明。如果认识论从这些具体科学的结论所具有的实证本性出发进行研究,如果它无法为这些科学补充任何新的、有关客观知识的东西,并且无法从存在于这种由它们组成的体系内部的原理出发,找到任何新的证明,那么,这里就只剩下永远坚持这些科学的结论所具有的实证特征,找到这种新的哲学化过程——在它们那已经经过实际证明的对于领悟既定之物来说的自给自足之中——所寻求的固定的点,以及把所有各种有关它们的普遍有效性的反思,都当做徒劳无益的做法加以拒斥的可能性了。而且,即使人们循着由认识论推理、在这个领域之中构成概念所面临的各种困难,以及由各种派别的斗争组成的长长的链条前进,那么,这些方面也都会变成选择这种新的哲学立场的富有影响的动机。因此,哲学便把自己的研究重心转移到与这些科学的逻辑体系有关的意识上来了,而且,就这种新的立场而言,哲学似乎最终会达到某种客观的、摆脱了形而上学研究和认识论研究的世界观。如果说这些经验科学考察的是实在所具有的各种特定的部分或者侧面,那么,它们给哲学留下的任务就是,理解这些科学相互之间的各种内在关系——只有通过这些关系,这些科学才使我们能够认识实在所具有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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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更加高级的哲学的意义上说,哲学是一部关于这些科学的百科全书。在各种具体科学都已经独立出来的古代时期的后半部分,出现了各种百科全书。学术活动需要它们,而且,人们也需要一份有关古代世界的各种伟大著作的详细目录。此外——而且这一点在这里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斯堪的纳维亚民族入侵以后,随着西罗马帝国的建立,随着各种日耳曼国家和罗马国家在由古代文化及其各种手段组成的土壤之上的第一次建立,自从马蒂安努斯·卡佩拉(13)以来,这样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都保留了存在于这些科学之中的、涉及对于这个世界的描述的古代思想(尽管这些著作仍然非常粗糙)。在博韦的樊尚(14)的三部伟大著作之中,这样一种百科全书概念已经被最完全地表现出来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哲学百科全书,就是从这种在中世纪过程中始终存在的、对知识进行编目分类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它的基本著作来源于掌玺大臣培根(15)。从他开始,百科全书才有意识地寻求有关各种科学的必然关系的原理。霍布斯首先通过它们在某种线性系列之中所具有的、由逻辑依赖性组成的秩序之中,发现了这种原理。然后,通过与法国百科全书学派的联系,达朗贝尔(16)和杜尔哥(17)曾经有条有理地运用有关作为一种普遍科学的哲学的概念。因此,在这种基础上,孔德最后才把实证哲学表现为一种体系——一种由这些科学之间的基本的逻辑性相互依赖关系和历史性相互依赖关系,以及由它们在社会学之中的终结构成的体系。人们正是从这种立场出发,对这些科学进行了某种方法论分析。每一种科学的结构都得到了考察,它们的各种预设前提都得到了确立,而且,就这些方面而言,人们也掌握了与这些科学的相互依赖关系有关的原理。我们也许还可以表明,各种新方法究竟是怎样在这种从科学到科学的进步过程之中产生出来的。最后,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出现了对于社会学的需要,并且从方法论的角度把它规划成了哲学所特有的事业。从这个时候开始,这种随着各种实证科学脱离其母体的过程而植根于这些科学之中的、在并不另外参照某种一般的认识论基础的情况下便从这些科学本身出发推导出它们的相互联系的、已经得到满足的倾向,就作为实证哲学而存在了。它是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尝试,是一种使哲学变成客观知识的内在体系的尝试。这种实证主义哲学观是从严格的、关于普遍有效的知识的概念出发的,而这个概念则是在运用数学的各种自然科学之中得到发展的。因此,这种观点对于哲学研究活动来说所具有的更加广泛的重要意义,是通过下列事实表现出来的,即它证明了这样出现的各种主张都是正确的,并且使产生于那些形而上学观念的、有关所有各种无法具体证明的推论的科学,都得到了净化。的确,从历史角度出发来看,通过这种与形而上学的基本对立,这种新的立场便受到了形而上学的制约。然而,更加宽泛地说,既与哲学的这个分支有联系、又与哲学的主干有联系的东西,就是这种追求对这个世界进行普遍的和普遍有效的理解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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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这里的第二种非形而上学立场已经扩展得远远超出了实证主义的领域。通过使精神方面的各种事实都从属于关于自然界的知识,人们便使某种Weltanschauung(世界观)与实证主义结合起来了,而这样一来,这种世界观就变成了处于这种新的立场内部的一种特定的学说。即使没有这种补充,我们也可以看到人们对这种立场的广泛采纳——的确,在精神科学领域之中,也有许多杰出的学者采纳了这种立场。在政治科学和法学之中,这种立场都是以独一无二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即使人们并不是为了证实和确认实证主义的法律,而回到诸如——比如说——公正观念这样的普遍原理上去,他们也可以使关于立法强加给一个国家的公民的各种绝对命令的观点,局限于对通过这些绝对命令表现出来的意志的解释、局限于进行逻辑方面的分析和历史方面的说明。这样一种研究程序隐含着某种与实证主义非常相似的哲学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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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当前的法国,就这种实证主义的突出的解释方式无法公正地对待历史意识的实在和集体生活的价值观念所构成的实在而言,人们发现它的实在观点——尽管它今天在那里仍然非常强大——所具有的说服力是很有限的。而且,正因为如此,所以,这种立场和对于各种法律体系的实证主义解释一样,都无法确立那些有可能引导一个时代进行社会改革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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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哲学的方法论态度而言寻求哲学所具有的独特特征的认识论运动,以及对于哲学自身所具有的方法进行的反思——也就是说,哲学对各种终极性预设前提的寻求,在这种运动之中都取得了进展。另一方面,根据哲学在由这些科学组成的系统内部所具有的功能而寻求哲学的独特特征的实证思想,以及哲学追求普遍性的过程,也都通过这种思想取得了进展。但是,这里仍然存在着为了满足哲学把握实在的雄心,而寻求哲学的特殊对象的可能性。尽管这些强行打开存在于形而上学道路之上的实在之门的尝试都失败了,但是,就意识的实在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而言,这种实在却比以往更加突出了。我们通过内在经验被给予了这种意识的实在,而且,我们同时被给予的,还有像精神科学理解人类精神的各种各样产物那样,从这些产物的源泉出发对它们进行更加深刻的认识的可能性。内在经验既是逻辑学、认识论,以及所有各种有关统一的世界观之产生过程的理论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心理学、美学、伦理学,以及各种相关学科的基础。被如此划分出来的这整个领域,一直被人们称之为哲学的领域。这种情境可以说明有关哲学的本质的、要么把哲学设想成为关于内在经验的科学、要么把它设想成为关于精神的科学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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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曾经为18世纪的心理学提供过经验基础的联想理论得到详细阐述以后,这种立场也得到了发展,因此,它所面对的是一个宽泛的,由这种理论在认识论方面、美学方面,以及在伦理学方面的卓有成效的运用构成的领域。在其《人性论》一书之中,大卫·休谟曾经在有关人的经验研究之中看到了一种真正的哲学。由于他拒斥形而上学,使认识论完全建立在这种新的心理学基础之上,并且还通过这种心理学表明了各种与精神科学有关的原理,所以,这样一来,一种由这些精神科学组成的、从内省的角度出发奠定基础的体系就出现了。在各种自然科学形成以后,这种以关于人的理论为中心的体系,便包含着人类精神所必须完成的另一个更加重大的任务。亚当·斯密、边沁(18)、詹姆斯·密尔、约翰·斯图加特·密尔,以及贝恩(19),都曾经为完成这个任务而努力。和休谟一样,约翰·斯图加特·密尔也曾经希望哲学所表示的是“有关人作为一种理智存在、道德存在和社会存在的科学知识”。在德国,贝内克(20)也代表了同样的立场。他虽然是从英格兰学派和苏格兰学派那里接受了这种立场,不过,只是在对这种立场进行详细表述的过程中,他才受到了赫尔巴特的影响。在其《道德的物理学基础》一书之中,他曾经在这种意义上宣称:“如果我的观点得以流行,那么,整个哲学就会变成关于人类精神的自然科学。”他是以下列伟大的真理作为指南的,即内在经验是可以向我们揭示存在于内心生活之中的完整的实在的,而外部世界则是作为单纯的现象、通过各种感官给予我们的。然后,他便通过他的《实用主义心理学》表明,“我们面对的所有那些作为应当通过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哲学,甚至应当通过形而上学加以认识的主题”,怎样只有“在我们根据人类精神发展的基本法则,像(理论)心理学通过这些主题的最一般的相互联系来呈现它们那样来看待这些主题的时候”,才能得到既清楚又深刻的领悟。在后面这些思想家之中,特奥多尔·利普斯曾经在其《内心生活的基本事实》一书中,非常明确地把哲学界定为关于精神的科学、关于内在经验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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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思想家对精神科学的发展所做出的伟大贡献,都是毋庸置疑的。只是在人们已经认识到心理学存在于这个领域之中的基本立场以后、在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心理学知识运用到这些具体的精神科学之上以后,这些精神科学才开始接近于满足各种与普遍有效的知识有关的要求。但是,就哲学作为关于内在经验的科学所具有的这种新立场而言,它并不能回答关于科学知识的普遍有效性的问题。而且,就它那有限的领域而言,它甚至不可能公正地对待实证主义正确地为自己确立的任务。而这样一来,特奥多尔·利普斯也就推动了某种新的、对于他的立场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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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哲学立场显然揭示了这里的第三种非形而上学立场,与这些形而上学问题的极其重要的关系——这种关系既得到了人们对各种术语的运用的证实,也得到了历史进程的证实。各种自然科学从体验之中提升出来的,仅仅是一些局部的、可能有助于确定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自然界的变化的内容而已。因此,对于意识来说,有关自然界的知识所处理的都是一些表象。另一方面,精神科学的主题则是在心灵深处给定的、由各种体验本身构成的实在。因此,在这里,我们拥有的是某种实在、拥有的是某种经过体验的——的确,仅仅是通过体验的——实在,而这种实在恰恰是哲学持续不断地渴望加以领悟的东西。人们可以看到,即使这种对于哲学定义的概括论述,也是在何种程度上保留了这种定义与它那当初的基本问题的基本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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