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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各样的、使这种宗教沟通过程得以发生的方式,把使宗教Weltanschauung得以在其中发展的各种历史阶段和历史形式区分开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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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最早认识到的那些对于宗教态度的表达之中,我们发现有一种信念和一种实践持续不断地联结在一起。它们相互以对方为预设前提。因为无论这种存在于人们周围的生命力量、意志力量和活动力量之中的信念究竟可能怎样出现,只要我们能够通过人种学和历史学而对它进行追溯,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由——使各种宗教对象完全通过人们追求它们的行动表现出来的——方式表明的这种信念的发展。而且,反过来说,信念接下来也决定宗教仪式,因为宗教活动首先是在这种信念那里获得其目标的。对于那些原始民族来说,宗教是一种影响那不可思议和无法接近的东西、使之仅仅发生机械变化的技术,是一种吸收和同化这种东西所具有的种种力量的技术,是一种使自己与它结合起来的技术,也是一种保护与它形成的令人想望的关系的技术。这样一些宗教活动都是由于一个个体、由于首领,或者说由于巫师—祭司,才得到完善的。这样一来,为了管理这些活动而存在的职业阶层就产生出来了。在任何一种男性职业刚刚开始分化的时候,这种由巫师、巫医,或者说由祭司组成的职业就出现了——这虽然是一种神奇怪异、不怎么受人尊敬的职业,然而,人们却是带着某种敬畏的心情来看待它的,而现在,人们则以既恐惧又期待的心情来看待它。它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有组织的、进行所有各种宗教沟通活动的阶层,发展出各种与巫术、赎罪和涤罪有关的技术。在某种具有自主性的科学完全脱离它之前,这个阶层一直是知识的占有者。通过禁欲苦行,这些人必定可以使自己摆脱世俗的事物,从而一心追求神。而通过各种使他们就他们的神圣性和价值而言有别于其他所有人的自我克制,他们就必定可以证实他们与灵性世界的关系。这就是第一种把宗教理想表现出来的有效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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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种——由各种特殊的人为了趋善避恶而进行的——与灵性世界的沟通出发,各种原始的宗教理想就在这种宗教态度的层次上都得到了发展。它们都是以创造神话的想象过程与有关这种想象过程的心理学法则的一致性为基础的。人类所具有的原始的生命力和整体性之中已经隐含着下列可能性,即在他们与外部世界的所有各种关系之中,他们都能够发现对于具有生命的东西的种种表达,而且,这就是宗教交流所具有的普遍假定。各种宗教活动的进行都必然会使这种解释形式得到强化。虽然这些实际信念都是主观的、不断变化的和形形色色的,但是,在任何一个游牧部族或者游牧部落之中,它们都会通过共同的宗教经验的存在而保持同样的面目,而这种共同的宗教经验所具有的独特的类比逻辑,则使它们能够赢得确定性。无论在哪里,只要人们不把这种确定性与科学的证据进行比较,那么,这样的确定性和一致同意就会得到更加容易的发展。只要各种梦想、幻觉,以及所有各种不正常的精神状态,都作为神迹而进入了日常生活,这些神迹就会为宗教的逻辑提供特别适合于证明灵性世界的种种影响的经验内容。这些信念所具有的暗示力量,当这些信念第一次确立起来时随着同样的宗教逻辑而出现的它们的相互证实过程,此后出现的由——经过具体证明的某种物神或者由某个魔法师的操纵过程所产生的——效力提供的接近于实验的具体证明(就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根据来源于那些朝圣之地的图画和报告确立起来并且得到病人证明的圣坛所具有的力量那样),还有之后出现的那些巫师、那些传神谕的祭司,以及那些僧侣所进行的行动,各种由禁食、喧闹嘈杂的音乐和某种陶醉导致的暴力活动和异乎寻常的状态;所有这些方面,都可以强化宗教所具有的那种确定性。不过,至关重要的事实在于,就我们所知道的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而言,与那个时代的人类本性和他们的生活条件相一致的宗教信念,都曾经运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有关出生、死亡、疾病、幻觉,以及有关疯狂的各种经验,为实现它那些原始的宗教理想服务,因此,在任何一个地方的相似的形式之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这样的经验。在任何一个活生生的肉体之中,都栖居着某种第二自我,都栖居着灵魂(我们也许可以把它当做某种多元状态来考虑),它在生活之中可以暂时地离开肉体,由于死亡则会永远离开肉体,而且,通过肉体那难以捉摸的生存状态,它便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了。整个自然界都由于各种具有精神的存在而变得富有生机了,它对人产生影响,而人则试图通过巫术、牺牲、仪式崇拜和祈祷,努力进行着对他有利的安排。苍天、红日和星辰都是各种神力的存在场所。(在这里,请允许我们仅仅指出另一组观念,它们都是在那些发展层次比较低的民族之中产生的,所涉及的则是人类的起源或者世界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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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原始观念构成了宗教Weltanschauung的基础。它们都得到了改造和合并,而且,文化状态发生的任何一种变化,都会对这种发展产生影响。在这种宗教态度发生逐渐变革的过程中,对于推动某种世界观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这种与灵性世界的沟通具有的本性所发生的变化。在正式的崇拜形式及各种寺院庙宇、牺牲和仪式以外,这里还出现了一种更加自由的、灵魂与灵性世界的具有神秘教义所说的关系。有一组——由于受到更加大量的宗教磨炼而异乎寻常的——人与神形成了这种特殊的关系,他们不仅使自己置身于其中而与世隔绝,有时候也允许其他人进入其中。就各种宗教奥秘而言,在隐居生活之中,以及就宗教预言而言,这种新的关系都获得了权威。宗教天才把人格在领悟这个世界、评价生活,以及组织各种生活事务的过程中所具有的、达到整合的力量,都揭示出来了。可以说,各种宗教经验以及它们那些因此而出现的观念,都变成了另一种模式的组成部分。宗教信徒与那些受到他们影响的人的关系,呈现出了某种不同的内在形式。人们虽然并不体验或者追求各种具体的效果,但是,他们的全部心灵却都变成了这种内在契合的组成部分。这些伟大的人物不再受制于那些不可思议和难以理解的力量,而是通过有关这些力量的滥用和堕落的神秘意识,既感到喜庆,又感到痛苦。这种新的、更加纯粹的关系所隐含的危险,与其他关系有所不同:来源于这些力量对于信仰者的影响、来源于人们与这种无形的存在之契合的自我意识的提升,认为某种特殊关系的特征就起源于这种隐含的存在。但是,在从这种新的关系之中产生出来的各种美德之中,最具有说服力的美德之一就是,它通过某种内在的联系——宗教性契合的各个侧面,以及这种契合的各个方面,都是在这种联系之中出现的——而为人们形成统一的世界观开辟了道路。只要人们所具有的能力、所处的境遇能够允许他们进行正常的发展,那么,他们就会形成某种Weltanschauung——无论在人们走向这种世界观的各种各样的地方究竟需要多么漫长的时间才能出现这种变化,无论他们需要跨越哪些发展阶段,无论这些伟大的宗教人物的名字是否被人们遗忘,情况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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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种方式发展进化的Weltanschauung所具有的结构和内容,都是由宗教契合和通过这种契合而不断发展的经验决定的。因此,这些原始的观念虽然都在不断地发生变革,但是,它们仍然以异乎寻常的韧性保持着它们所具有的力量。而这样一来,在各种宗教世界观之中、在各种评价之中,以及在各种生活理想之中,它们便得到了他们所特有的形式和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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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与宗教沟通有关的经验,人们就可以发现,他们自己都是由某种存在于自然界内部的、能动的、不可思议和无法抗拒的东西决定的。这种东西是具有精神和意图的。这样一来,随着宗教世界观在神话、在各种仪式活动、在对于各种感性对象的崇拜,以及在圣典所具有的寓言性诠释之中得到流行,宗教世界观的基本形式就出现了。在这里,有关宗教见解及其证实的方法——这种方法取决于有关灵魂的信仰和对日月星辰的崇拜,并且在人们与无形的存在进行的原始沟通之中得到了发展——达到了适合于这种Weltanschauung的发展阶段的内在连贯性。人们根本无法领悟这种理解过程,而是只能对那些似乎隐含在这种方法之中的假定进行区分。在这里,具体的和有形的东西所指示的,是某种比自身的表象更加丰富的东西。这种关系虽然不同于各种指号的意指过程、不同于判断所具有的意义、不同于艺术所运用的符号,但是却与它们非常相似。它包含着某种非常特殊的表现,因为虽然任何一种有形的和显而易见的东西都仅仅意指那无形的东西,但是却与这样的东西相同一。这就是有形的世界与神的关系。无形的东西所具有的有效的力量,就存在于这种关系之中。因此,即使在这个与这种无形的东西进行内在契合的阶段,这种关系对具体的有形之物的阐明、它在这里导致的行动,以及对于它本身在各个个人和各种宗教行为的存在的神圣的启示,也都是持续存在的。而且,即使与这个阶段联系在一起的对诸神进行联合的过程,也只有在少数民族和少数宗教之中,才能一劳永逸地克服这种宗教观点所具有的这种特征。从以前的那些时代开始,人们就一直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把各种神圣的力量融合成为一个最高级的神圣力量。大约在公元前600年左右,这种转变就已经在东方的绝大多数最重要的民族之中发挥作用了。对于各种神的名称的统一,由胜利来最具有说服力地加以证明的神所具有的至高无上性,神的独一无二性,对于神秘的宗教对象的所有各种差异的解除,有关日月星辰的和谐秩序的真知灼见:这些方面和其他一些绝对风马牛不相及的出发点,共同导致了有关一种无形的神的学说。而且,由于在这种处于各个东方民族之中的、范围广泛的运动存在的几个世纪之中,这些民族都持续不断地进行着非常活跃的交流,所以,这种情况无疑有助于这些时代的各种最伟大观念的传播和普及。但是,这种对于世界发挥调节作用的统一体所具有的这些敏锐洞察力之中的每一种洞察力,都通过它那对于善、对于具有远见的真知灼见,以及对于其与人类需要的关联的包含,表明了它所具有的宗教起源的种种标记。就这些直觉之中的绝大多数直觉而言,有关宗教理解的基本范畴,都把神圣描绘成为由各种力量围绕着的中心,而这些力量则是通过这个有形的世界表现出来的。或者说,神圣必定会作为上帝而在这个世界之中表现出来;它与各种恶魔的力量作斗争;它本身就是通过各种圣地或者通过各种奇迹表现出来的;它在各种宗教仪式之中都发挥作用。涉及神性的宗教语言必定总是既具有感性色彩又具有精神色彩。诸如光、纯洁和高度这样一些符号所表达的,都是人们会认为的神圣的存在所具有的价值。对于各种事物那由神控制的连贯性进行的最一般、最明确和理由最充分的解释所具有的图式,就是目的论对于这个世界的建构。有某种精神秩序存在于外部对象的联结背后,存在于这种联结之中,存在于这种联结之上,而神的意图本身就是通过这种精神秩序表现出来的。在这个关节点上,宗教Weltanschauung就完全转变成了哲学的世界观,因为从阿那克萨格拉到托马斯和邓斯·斯各托(34)的形而上学思想,一直主要是由目的论的世界秩序概念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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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与灵性的世界进行内在的契合,生命的天真朴素意识便经历了某种转变。宗教天才的目光越是关注彼岸世界,他就越把他的灵魂投入到这种关系之中,而这种渴望对所有各种世俗价值的吞噬就越多——只要这些价值无助于这种与上帝的契合,情况就是如此。而这样一来,有关圣徒的理想就形成了,因而,试图破坏存在于个体那里的短暂成分、贪欲成分和感性成分的禁欲技术,也就随之出现了。运用概念的思想是无法表达这种从感性世界向神圣世界的转变的。在各种截然不同的世界所共同使用的符号语言之中,这种转变都被称为重生,而它的目标则是使人类的灵魂与这种神圣的存在形成爱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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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行为举止和各种制度构成的领域之中,除了使各种世俗关系的圣化以外,从宗教契合之中还产生了一种新的组成部分。因此,所有那些与神进行契合的人便形成了一个共同体,而且,正像宗教关系比其他任何一种制度都具有更加重要的价值那样,这种共同体也比其他任何一种共同体都更加高级。各种存在于这种共同体之中的纽带所具有的内在的深度和力量,都在宗教的这种符号语言之中得到了适当的表达:这些成员都被称为兄弟、都被称为上帝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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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Weltanschauung所具有的这种特征,可以说明它那些主要类型及其相互之间的关联:宇宙的进化;世界精神在社会秩序和自然过程之中的无所不在;某种存在于所有各种分工背后的、精神性的大全——灵魂正是把自身托付给了这样的大全;由好的、纯洁的、神圣的秩序和恶魔的秩序组成的二元状态;有关自由的伦理性一神教。宗教Weltanschauung所具有的这些基本类型,都是通过宗教交流在人性和神性之间、在肉体感官方面和伦理方面之间、在多元性和统一性之间,以及在社会秩序和宗教的善之间建立的各种价值关系,来理解神性的。我们可以把它们当做各种哲学Weltanschauungen的前发展阶段来加以认识——它们所转变而成的,也恰恰就是这样的哲学Weltanschauungen。就所有各种已经达到哲学层次或者说正在走向这个层次的民族而言,宗教和神秘主义都是先于哲学而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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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化是与一种更加一般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而后者则是以宗教Weltanschauung的形式发生的。各种宗教观念又一次转化成了另一种模式。由于所有这些变化都是非常缓慢的,因此,宗教和宗教Weltanschauung也都是在并不取代直觉方面的情况下,逐渐被变成这种概念形式的。不过,虽然各种比较低级的宗教交流仍然处于更加高级的宗教交流之外,但是,在任何一种经过更加充分地发展的宗教那里,它们都是作为这样的宗教的比较低级的层次而继续存在的。巫术在宗教仪式之中受到那些被赋予了魔力的祭司的支配,而在同一种宗教之中、就同一种宗教信条而言,最粗俗的、对于各种宗教圣地和宗教意象的感性信仰,也是与从宗教性契合的最纯洁的内在性之中产生出来的深刻的神秘主义,一起持续存在的。同样,宗教的符号体系所具有的象形文字,也仍然在神学的各种概念形式之外保持了它们所具有的价值。不过,虽然宗教交流的各种阶段——作为比较低级的阶段和比较高级的阶段——相互联系在一起,但是这样一种关系在各种各样的宗教Weltanschauung形式之间却并不存在。当然,这是因为这种关系存在于所有各种宗教经验都具有的、为它们的客观有效性寻求保证的本性之中,而人们却只有通过以概念的形式存在的思想才能实现这个目标。然而,恰恰是这种概念方面的工作却揭示出,这样一种事业完全不适合于这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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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印度宗教和基督教所具有的宗教态度,可以对这些过程进行最彻底的研究。在吠檀多(35)哲学之中、在大阿尔伯图斯(36)和阿奎那的哲学之中,这样一种变化已经实现了。但是,就这两种情况之中的任何一种情况而言,事实都已经证明,人们根本不可能克服这种内在的、植根于宗教态度所特有的本性之中的障碍。这种态度(它的各种预设前提也同样存在于一组比较古老的教条之中)曾经导致过人们对于逃避由出生、工作、回报,以及由开发知识组成的链条的直观,而通过这样的直观,灵魂就可以领悟它与梵天(37)的同一性。这样一来,存在于令人敬畏的实在——有关这种实在的教义包含着由实行者、行为和受难过程组成的、无法逃避的循环——和形而上学学说所要求的、所有各种特殊事物的虚幻本性之间的矛盾,便得到了发展。当初,基督教是通过第一组教义表现出来的:创世记、人的堕落、上帝的启示、基督与上帝的结合、救赎、牺牲,以及上帝与人的和解。这些宗教符号及其相互关系,都属于一个与理解领域截然不同的领域。但是现在,某种内在的需要却促使思想去澄清这些教义的内容,促使思想去说明这些教义所隐含的、有关神圣的事物和人类的事物的见解。如果人们认为基督教对希腊—罗马的各种哲学原理的采用,是这种宗教所具有的、由它的环境强加给它的外部命运,那么,他们对待基督教的历史做法就是不公正的。基督教的这种做法也同样是一种内在的必然性,是宗教态度本身的各种构成法则所内在固有的一种必然性。然后,在人们使这第一组教义适应各种宇宙哲学范畴的过程中,第二组教义就产生出来了:它们包括有关上帝的各种属性的学说、有关基督的本性的学说,以及有关就人而言的基督教生活过程的学说。通过这种方式,存在于上帝的无限性和他的各种属性之间、存在于这些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属性之间、存在于就基督而言的神性和人性之间、存在于意志自由和得救预定论之间,以及存在于我们的伦理本性和通过耶稣基督的牺牲而出现的、人与上帝的和解之间的无法解决的矛盾,就产生出来了。经院哲学对于这些二律背反的探讨都是徒劳无益的;理性主义运用它们来消除各种教条;而神秘主义则回到某种关于宗教确定性的极端学说上去了。而且,虽然自从大阿尔伯图斯以后,人们使经院哲学走上了把这种宗教Weltanschauung转化成为某种哲学Weltanschauung、走上了使这种宗教Weltanschauung摆脱由各种实证的教条组成的异己领域的道路,但是,即使如此,经院哲学也无法克服基督教与上帝的契合所强加给它的种种限制。通过这种契合而得到假定的神的各种属性,仍然都是与上帝的无限性不相容的,而且,上帝对于人的决定也是与人所具有的自由不相容的。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人们做出了这种克服的尝试,同样的、无法把宗教Weltanschauung转化成为哲学Weltanschauung的可能性就会表现出来。哲学是在希腊产生的,在那里,完全独立的人们直接把目标确立为追求关于这个世界的普遍有效的知识。而且,在现代的各个民族之中,哲学也是由那些独立于各种基督教教会制度、把解决同样的世界知识问题确立为自己的目标的研究者重新建立起来的。由于哲学这两次建立都是通过与各种科学的联系来完成的,所以,与宗教对这个世界的各种评价相反,它取决于这种通过某种固定的因果联系框架存在的世界知识的建立。由于哲学,某种经过改变的精神态度便流行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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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分析可以表明,宗教Weltanschauung与哲学Weltanschauung究竟在哪些方面相同,在哪些方面不同。就宽泛的概括性描述而言,它们具有相同的结构。就这两者而言,认识过程、评价过程、决定过程和调控过程,都具有同样的和必不可少的关系。这里都存在同样内在的系统性统一体——在这种统一体之中,人格是由于各个方面的集中而形成的,并且得到了保证。正因为如此,所以,有关这个客观世界的知识才包含着塑造个人的生活和社会秩序的力量。由于这两种Weltanschauung是极其接近、极其相似的,它们——从它们都试图支配的领域的角度出发来看——也是极其一致的,所以,它们必定始终都发生冲突。因为它们与——早在它们得以建立起来之前就已经流传开来的——世界之谜和生命之谜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截然不同的;这种不同就像宗教的交流与人们和所有各种实在的宽泛关系的不同那样不同,就像就其目的而言坚定不移和本身确定无疑的宗教经验,与某种客观公正地和平静地对任何一种内在活动和内在态度进行反思的生命经验的不同那样不同。在宗教之中,对于某种绝对的、无限的和客观的价值——所有各种有限的价值都受这样的价值支配——进行的重要体验,对于无限的个人价值与这种无形的对象的契合进行的重要体验,既决定了有关全部可见对象的观点,也决定了对于各种目的的选择。的确,人所具有的有关某种精神存在的超验性意识,本身只不过是最重大的宗教经验的投射而已——通过这种投射,他便意识到了他的意志是独立于整个自然秩序而存在的。宗教Weltanschauung的这种起源,使它的所有各种特征都变得生动而可信了。由这种起源强加给这种世界观的见解和证实的基本形式,秘密地、危险地、令人无法抗拒地控制着所有各种宗教创造过程。另一方面,就哲学而言,这里存在的则是由各种精神态度构成的、宁静柔和的平衡,是对于它们之中的任何一种态度所提出的东西的承认,因而既是对这些具体科学的某种运用,也是某种存在于各种世俗制度之中的快乐。但是,这里也存在着持续不断的、其目的在于发现某种存在于所有这些方面之中的普遍有效的连贯性的劳动;也存在某种不断持续增长的,有关知识的各种界限、有关不可能把通过这些各种各样的态度给定的东西客观地结合起来的经验——因此,也存在有关放任自流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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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样一来,各种存在于这两种已经被人们通过术语、定义和历史事实建立起来的Weltanschauung之间的历史联系,就都产生出来了。宗教的态度具有主观性,是由各种具体的体验决定的。这里存在着某种不可解说的、极其具有个人色彩的成分——对于那些并没有分享这些体验的人来说,这种成分似乎必定是荒谬可笑的。就片面的、受到历史和个人限制的宗教经验而言,这种态度则受制于各种界限——这些界限既是它的起源所内在固有的,也是宗教性直观所具有的内在形式和追求超验之物的努力所内在固有的。但是现在,当这种宗教态度在其文化脉络之中遇到科学的结论、遇到概念性思维、遇到世俗的教育的时候,它便开始逐步认识到——就它那全部的内在力量而言、就它那存在于任何一种有关沟通和四处流传的影响的主张之中的种种界限而言——它所具有的脆弱性了。认为自己所达到的深刻程度足以使自己觉察这些障碍、足以受到这些障碍困扰的宗教人,必定会为克服这些障碍而奋斗。认为各种一般性观念都只有通过具有概念形式的思想才能得到完善的精神法则,将会迫使他进入这同一种过程。宗教Weltanschauung将会为了变成哲学Weltanschauung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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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历史关系的另一个方面却是通过下列事实表现出来的,即就宗教Weltanschauung的概念性表述和逻辑基础而言,这种世界观已经为哲学Weltanschauung提供了广泛的准备。首先,人们所做出的、把宗教性知识从各种原理之中推导出来的种种尝试,对于哲学来说是都非常富有建设性的。无论就奥古斯丁遗留给笛卡儿的各种命题而言,与奥古斯丁的独创性有关的事实究竟是什么,奥古斯丁仍然对这种新的认识论方法提供了某种促进成分。另一组信条是来源于从神秘主义到库萨的尼古拉之后再到布鲁诺的发展过程,而就笛卡儿和莱布尼茨对于永恒真理和事实的秩序所进行的区分——人们只有根据意图才能理解这种区分——而言,他们都曾经受到过大阿尔伯图斯和托马斯的影响。而且,我们还可以越来越多地看到,经院哲学的逻辑概念和形而上学概念,对于笛卡儿、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影响究竟有多么广泛。宗教Weltanschauung的类型和哲学Weltanschauung的类型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相互关系。由琐罗亚斯德(38)所具有的宗教态度传播给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关于善的领域和恶的领域的实在论,被包含在人们根据具有生成性的力量和质料对于实在进行的分析之中,而这样一来,它便使柏拉图主义具有了某种独特的色彩。在巴比伦王国和希腊出现的、关于从比较低级的神圣的存在向比较高级的神圣的存在进化的学说,也为关于这个世界的进化的学说铺平了道路。中国人关于自然界的精神秩序的学说,印度人关于感性的多样性所具有的幻觉和苦难、关于统一体的真理和天恩的学说,都有助于确定这两种使客观的观念论得以发展的方向。最后,犹太人和基督教徒对于某个神圣的创造者所具有的超验性的信仰,也为那种既在基督教的世界之中也在伊斯兰教的世界之中得到最广泛的传播的哲学Weltanschauung的类型,做出了准备。而这样一来,宗教Weltanschauung的各种类型就都对哲学Weltanschauung产生过影响,尤其是它们还包含着两种哲学Weltanschauung的基础:这两种哲学Weltanschauung就是客观的观念论和关于自由的理想主义。关于gnosis(诺斯)的学说为那些影响最大的泛神论著作创造了各种图式:这个具有多个方面的世界的流溢过程;这个世界所具有的美和力量,以及人们由于有限性和分离而遭受的苦难;向神圣的统一体的回归。新柏拉图主义者、斯宾诺莎,以及叔本华,都已经把这种学说发展成为某种哲学。而且,基督教所具有的Weltanschauung,即关于自由的理想主义,首先展现了神学的各种问题及其解决办法,之后,这种Weltanschauung既对笛卡儿产生了影响,也对康德产生了影响。而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理解,宗教方面的著作家们究竟为什么必定能够以及在哲学的历史连续性之中的什么地方必定能够确定他们的位置,甚至可以被人们称作哲学家了。然而,我们还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为什么没有一种受宗教态度决定的著述,可以声称它在整个哲学系统之中具有某种地位——在这里,各种具有以普遍有效性的方式来解决各种哲学问题的可能性,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内在逻辑的辩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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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哲学与诗人的生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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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某种独特的、在各种界线内部突出表现出来的东西而言,任何一种艺术都可以使人们看到一些超越了这个具体对象的关系,而这样一来,这个对象也就获得了更加一般的意味。由米开朗基罗的各种人物图像或者由贝多芬的各种交响曲导致的有关崇高的印象,都来源于通过这些艺术作品体现出来的意义所具有的独特特征,而这种独特特征则是以一个坚定的、强有力的、始终如一的和完整的人格为预设前提的——这种人格会将其所面对的任何一种东西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但是,只有一种艺术有资格表达比这样一种精神性构造更加丰富的东西。其他所有各种艺术都只能局限于有效地呈现某种感性的对象;它们所具有的力量和局限都在于此。只有诗歌能够不受任何限制地既处理实在的领域又处理观念的领域。因为通过语言,它就能够表达所有各种可以在人们心灵之中出现的东西——各种外部对象、各种内在状态,以及各种价值和决策,因此,这种作为诗歌的表达手段而存在的语言,已经包含着诗人通过思想对既定之物的把握。所以,如果说有某种艺术作品对世界观进行了表达,那么,这种艺术作品就是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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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都在试图处理这里出现的各种问题,因此而忘记了我有必要提到那些存在于美学立场和心理学立场内部的差异。从最富有即兴创作色彩的民歌,到埃斯库罗斯的《奥瑞斯忒亚》或者歌德的《浮士德》,所有各种诗歌作品在下面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即它们都表现了某种事件——在这里,我们应当认为“事件”这个语词既包括了可能的经验和实际的经验,包括了我们自己的经验和其他人的经验,也包括了过去的经验和现在的经验。通过诗歌对一个事件进行的表现,是有关某种实在的虚构的表象——人们可以重新体会这种表象,它也为人们提供了重新体会它的机会;诗人已经把它提升得超越了人们的生存脉络、超越了我们的意志关系和旨趣关系。因此,它是不会引起任何公开的反应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些事件就会促使观察者采取行动,而不是引起观察者的被动态度了。它们既不会在观察者那里导致任何抑制过程,也不会导致任何冲动。只要一个人在艺术领域之中逗留,那么,实在的所有各种压力就都会从他的心灵之中消失。如果一种体验被提升到这种表象世界之中,那么,它在阅读者或者倾听者那里所激起的各种过程,就与那些正在体会它的人们内心之中所具有的过程有所不同了。为了更加精确地把握这些具有初始性的过程,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各种重新体会过程,与那些作为效果而伴随着我们把握其他人的体验的过程区别开来。我用来捕捉科迪莉亚(39)的各种情绪和意志张力的意识流,是与这种重新体会过程所产生的赞赏和同情有所不同的。因此,对一个故事或者一出戏剧的单纯的理解包含着某些进一步的过程,而这些过程则超越了正在这个情节所涉及的各种人物的内心之中发生的种种过程。正在阅读一首叙事诗的人,为了能够把这首诗的语词转化成为关于这个事件的图画,进而把这种图画转化成为内在的体验系统,就必须把主语和谓语、语句和语句、外部和内部、动机和行为,以及把所有这些方面和各种后果,都联系起来。要想理解实际存在的内容,他们就必须使这种内容接受隐含在这些语词之中的各种一般性观念和关系的支配,而且,他们越是全神贯注于这种事件,他们的那些回忆过程、统觉过程和联系过程,就越有可能超越诗人已经通过这种叙述表达出来的东西,达到诗人可能恰恰希望他们所达到的言外之意。他所关注的东西很可能多于他已经表达出来的东西。通过诗歌详细描述的东西,读者们就可以理解某种生活情境所具有的一般特征,而通过这种一般特征,他们就可以理解诗歌所讲述的故事了。而这样一来,观看一出戏剧的人们也可以对他们在舞台上所看到和听到的东西进行理解,因而构成一个涵盖范围更加广泛的整体。情节使人类的行为接受命运裁决的方式,向观看者们揭示了生命所具有的一个侧面。他们就像使自己与生命本身联系起来那样,使自己与舞台上正在进行的事情联系起来。他们是根据这种具体事情所具有的具体脉络来解释这种事情的,或者说,他们是把它当做某种一般性情境的案例来加以解释的。而且,即使他们并不需要注意这种事情,诗人在这个过程之中也会成为他们的向导,引导他们从他所描绘的事情出发,得出某种超越这种事情的结论。而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对于读者、听众或者对于观看者来说,无论史诗还是戏剧之中的诗歌,都可以表现某种使其意味得到把握的事件。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只要一个事件揭示了某种与生命的本性有关的东西,我们就会把它当做具有意味的东西来把握。诗歌就是生命的理解过程所具有的器官;而诗人则是对生命的意义加以辨别的、具有异乎寻常的洞察力的人。而且,正是在这里,解释者的理解过程和诗人的创作过程相遇了。因为这种创作过程是一个具有神秘色彩的,对某种体验组成的坚硬、粗糙、原始的矿石进行加热,并且以对于解释者来说具有意味的形式重新塑造它的过程。莎士比亚在他的普鲁塔克(40)的著作之中读到了恺撒和布鲁图(41)的传记。他把这些传记都结合到他对于各种事件的描绘之中去了。因此,恺撒、布鲁图、卡修斯(42),以及安东尼(43)所具有的特征,便可以提供相互的说明;他们针对相互之间的态度都包含着某种必然性。而且,当贪婪、没有思想和具有奴性的大众首领在这些伟大人物之中表现出来的时候,人们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存在于这些首领之中的决定性冲突所具有的必然结果了。诗人了解伊丽莎白这个处于亨利十五的宫廷之中的王室人物,并且也了解其他多种多样的人物。他发现了人类事务所具有的一个基本特征,这个特征可以使普鲁塔克叙述的所有各种事实都连贯地表现出来,并且可以把下列历史事件当做一个特殊的案例来加以说明:实在的主宰、处于支配地位的肆无忌惮的本性,在没有任何声援者的情况下战胜了各种与共和国有关的理想。对于他来说,通过进行这样的理解、感受和一般性概括,这种生活情境就变成了一出悲剧的主题。因为一个主题恰恰就是一个被人们根据其重要意义、从政治角度出发加以理解的生活情境。而这样一来,在这种主题之中就有某种内在的动机方面的力量开始发挥作用,以至于它可以使各种人物、事件和剧情细节相互适应,从而在诗人本身并不加以表达的情况下,表明这些事物的本性所具有的一般特征,或者说就像他能够表明这种特征那样,把这种特征表达出来。由于任何一种生命所具有的一般特征,都是与生命本身的意义联系在一起的,而这样一来,这些一般特征也就是与某种完全不可思议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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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现在便回答了下列问题,即诗人究竟可以在什么程度上表达某种生命观甚至表达某种Weltanschauung。任何一种抒情诗、史诗或者戏剧之中的诗歌,都可以把某种特殊的经验提升到人们通过它所具有的意味而对它加以反思的层次上来。根据这个方面,我们就可以把这样一种诗歌与为人们提供消遣的、机械刻板的诗体散文区别开来了。在并不对这种意味进行任何明确陈述的情况下,它便能够运用任何一种手段使这种意味存在。当然,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诗人都必须满足以诗歌所具有的内在形式把事件的意义表达出来这样一种要求。一般说来,诗歌在这种情况下就会运用某种方式,同时对正在发生的事件所具有的意味提供某种一般性的表达。虽然某些最美丽的抒情诗歌和民歌都时常简单地表达诗人对生活情境的感受,但是,即使当这种感受通过某种有规律的表达扩展开来并且以读者形成对于它的意味的意识为终点的时候,最深远的艺术效果也仍然会产生出来。就但丁和歌德而言,这种程序与具有哲学色彩的诗歌是非常相似的。在这些故事之中,剧情细节似乎会在思想之光照耀它或者说似乎会在对话阐述正在发生的事情所具有的意义——正如就堂吉诃德、迈斯特(Meister)和洛塔里奥(Lothario)的那些箴言而言所出现的情况那样——的时候突然停下来。在一出戏剧的暴风雨肆虐过程中,剧中那些人物对自己和各种事件的反思表现了出来,并且因此而使观众的精神得到放松。的确,许多伟大的诗歌所产生的影响还不限于此。它们通过对话、独白或者通过合唱,使各种关于生命的观念在从那些事件之中产生出来的时候便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对于生命的某种连贯的和具有普遍性的解释。希腊悲剧、席勒的《迈西纳的新娘》,以及荷尔德林的《恩佩多克勒斯之死》,都是与此有关的杰出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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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当人们使诗歌脱离了体验,使它表达关于各种事物之本性的思想的时候,它就会离开它所特有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在诗歌和哲学之间或者说在诗歌和有关事物本性的描述之间,就会出现一个中间领域,而这个领域所产生的影响则完全不同于那些真正的诗歌作品所产生的影响。席勒的《希腊诸神》是真正的、地地道道的抒情诗,因为在这里,诸神就是以体验的形式存在、根据各种情感法则而发展的理想。但是,卢克莱修、哈勒和席勒的其他著名诗歌则属于这个中间领域,因为它们都把各种与感受有关的价值赋予了某种思想的产物,并且都用各种与幻想有关的意象来装饰这种产物。人们虽然可以运用这种中间形式所产生的各种巨大影响来为它辩护,但是,这样的诗歌却并不是纯粹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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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其内容亦即通过具体的体验,所有各种真正的诗歌便与诗人在他自己的内心之中、在其他人的内心之中,以及在有关那些历史事件的各种各样记录之中所发现的东西,非常紧密地结合起来了。与生命有关的经验是一条活生生的溪流,诗人所具有的、有关这些事件的意味的知识就来源于这种溪流。与人们就一个事件而言所认识到的价值相比,这种意味要丰富得多。因为内在的生命所具有的结构会使其因果关系系统与它的目的的本性完全统一起来——就像我们就某种持续存在的、产生各种内在固有的价值观念的强烈欲望而言,以及就人们与任何一种工具性价值形成的某种既稳定又至关重要的关系而言所已经看到的那样。因此,诗人从与生命有关的经验之中吸取其材料,而只要他比以往更加敏锐地看到了与某种内在的东西有关的征兆或者在一个人物那里重新注意到了一组特性,只要他第一次注意到由两个人物的本性导致的某种特殊关系——简而言之,只要他看到了生命的某种微妙之处,他就会使这种与生命有关的经验的内容得到扩展。他就是从这些成分出发来建构某种内在的世界的。他既追溯各种激情的历史,也追溯各种截然不同的人所具有的发展过程。他是根据亲属关系、差异性和各种类型来组织这个由各种人物组成的世界的。当他把握了那些存在于个体之中或者说存在于社会历史生活之中的、具有涵盖性和普遍性的特征的时候,所有这些方面就会得到一个更加复杂和高级的形式。然而,在这里,他对于生命的理解过程还没有达到顶点。他那存在于这样一种生命倾向之中的作品变得越成熟,它的主题就会变得越丰富,因而就会被他提升到与生命的整个系统发生关系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在这种作品内部来看待它,而且,同时也会把它置于各种最高级的关系之中来看待它。任何一位伟大的诗人,都必定会在自己的内心之中体会到这种进展,因为它会持续不断地引导他从《阴谋与爱情》所具有的片面力量出发走向《华伦斯坦》,或者说会引导他从《浮士德》的第一组片段出发走向歌德的后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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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有关神圣的事物和有关人的知识之中,这种对于生命意义的反思才能找到某种适当的基础,而且,只有在某种有关生命的行为举止之中,它才能找到它的结论。所以,它往往会走向某种Weltanschauung。关于生命的理论,亦即哲学,以及存在于诗人周围的各种科学,都会有助于这种存在于他的内心之中的强烈欲望。但是,无论他有可能从这些理论之中采取什么东西,他的Weltanschauung所具有的起源都会使这样的东西具有某种富有特色的结构。由于这种Weltanschauung与宗教Weltanschauung并不完全相同,所以,它在吸收和同化所有各种实在的过程中都是公正无私的,并且具有普遍性和永不满足的欲望。它那有关各种事物的本性和终极性相互联系的观点,始终都是为了越来越深刻地洞察生命的意味,而恰恰是这种意味使它那些理想获得了自由和生命力。哲学家所具有的科学色彩越多,他对各种态度的区分、对直觉的分析就会越细致巧妙;而诗人则是从他的各种力量所具有的总体性出发来进行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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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能力和环境使一位诗人能够发展出某种Weltanschauung,人们也只能从一部具体的作品出发,对这种Weltanschauung进行非常有限的解读。它并不是通过永远无法穷尽的、直接的表达最有效地表现出来,而是通过把多种多样的东西组织成为一个统一体、使各个部分构成一个有组织的整体的力量,才表现出来的。即使对于诗体韵文所具有的韵律来说、对于情绪性的组诗所具有的节奏来说,任何一种真正的诗歌所具有的内在形式,也都是由诗人及其时代所具有的自觉态度决定的。任何一种诗歌所具有的技巧类型,都必定会被当做对于各种各样的个体解释生命的历史方式的表达来理解。但是,由于这样一来便出现了一个其灵魂由一个事件突出表现出来的形体,所以,诗人的Weltanschauung就可以通过这个形体而表现出来了,尽管这种表现只是部分的;只有在诗人的内心世界之中,它才能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因此,真正伟大的诗人所产生的至高无上的影响,首先是在读者们达到他在他那些具体作品之中所描绘的生命诸方面之连贯性的时候,才显现出来。当《托夸多·塔索》和《伊菲格涅亚》(44)在歌德的第一批充满活力的诗歌出版之后面世的时候,它们仅仅对数量非常有限的一些人产生了一般性的影响。但是,在那以后,由于施莱格尔兄弟(45)及其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伙伴们,通过某种个人态度既表明了这些诗歌之间的内在联系也表明了这种联系与风格的关联,因此,它使歌德的影响得到了提高。认为某种来源于美学或者来源于文学史的理解表达各种艺术作品的效果要差得多,这样一种庸俗的成见是极其难以得到辩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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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的Weltanschauung的各种形式,是既无限多样,又无限灵活的。诗人的时代所给予他的东西,与诗人从他的生命经验之中所得出的东西结合起来,既从外部把各种束缚强加给了他的思维过程,也从外部把各种障碍强加给了他的思维过程。但是,这种内在的、从生命经验出发对生命加以说明的强烈欲望,也促使诗人持续不断地克服这些障碍。即使当一个诗人像但丁、卡尔德隆(46)或者说像席勒那样,从外部觉察到他的思想所具有的体系框架的时候,这种进行变革的力量也仍然会在他的内心之中躁动。但是,他越是毫无拘束地从这种生命经验之中吸取材料,他受生命的力量支配的程度就越大——这种生命的力量总是持续不断地把各种新的方面呈现给他。而这样一来,诗歌的历史就揭示了感受和觉察生命的、数量无限多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既包含在人类的本性之中也包含在这种本性与自然界的关系之中。构成各种共同体并且创造传统的宗教关系,以及哲学思维过程所具有的、通过各种稳定的概念结构所具有的连续性表达出来的特征,往往会使Weltanschauung局限于某些固定不变的类型。即使当诗人完全使自己服从生命强加给他的行动的支配的时候,他也是一个真正的人。对于他来说,普通人对生命的反思是极其微弱的,因此不可能在由各种现代的生命观组成的无政府状态之中达到某种稳定的地位。在这种诗人那里,对于一种明确的、总是能够适当地把生命告诉给他的东西表达出来的Weltanschauung来说,生命的各个侧面所产生的影响都过于强烈了,而他有关生命的各种微妙之处的敏感性则过于充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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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的历史既表明了诗人为了根据生命本身来理解生命所付出的努力的增长,也表明了他们进行这种理解的能力的增长。无论就一个具体民族而言,还是就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人类而言,宗教Weltanschauung对于诗人的影响都在持续不断地减弱;人们都可以感受到科学思维的越来越大的影响。这两种Weltanschauungen相互斗争,使它们之中的每一方都把前所未有的、更多的支配人民的力量,投入到这种斗争之中。在那些非常文雅的民族那里,关于思想的学说正在持续不断地减少幻想所具有的势力。因此,对于诗人来说,不带任何成见地对由各种事物组成的现实进行解释,几乎变成了一种方法规则。而且,任何一种现存的诗歌发展趋势,都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完成这种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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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的生命观和Weltanschauung所具有的这些特征,创造了诗歌与哲学的历史关系。这些诗人的观点所具有的结构,是与对于哲学Weltanschauung的概念性表达截然不同的。任何一种从前者出发走向后者的前进,也都是根本不可能的。这里根本不存在人们有可能加以吸收和详细阐述的任何概念。不过,诗歌也会对哲学思维产生影响。在古希腊,诗歌就曾经为哲学的起源铺平道路,后来又在文艺复兴时期为哲学的复兴铺平道路。它一直对哲学家们产生着有规律的、稳定的和持续不断的影响。首先,诗歌曾经在自身内部培养过某种客观的、完全脱离了旨趣和功利的对于世界秩序的考虑,而这样一来,它就为哲学态度的产生作了准备。就这个方面而言,荷马所产生的影响无疑是非常巨大的。对于正在观察这个世界之生命的全部广度的人们的自由运动来说,他的作品曾经是某种典范。对于心理学分析来说,他那有关人类的真知灼见,也变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材料。与那个时代的哲学的所作所为相比,他曾经更加自由、更加清晰、更加富有人情味地表达过有关更加高级的人性的理想。他所具有的生命观和Weltanschauung,曾经决定过一些伟大的哲学家的个人态度。就哲学而言,自从布鲁诺以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们在生命那里找到的新的乐趣,变成了关于这个世界的各种价值的内在性的学说。歌德的《浮士德》就包含着某种新的关于人具有通过静观沉思、通过享受,以及通过行动进入这个整体的普遍力量的概念。因此,除了对先验学派的理想产生影响以外,他还对人类生存的提升过程产生过某种哲学方面影响。席勒所撰写的那些历史剧,也曾经对历史意识的发展产生过非常强烈的影响。歌德所具有的诗人的泛神论,曾经为哲学Weltanschauung的成熟铺平了道路。而哲学所产生的、充满了全部诗歌并且不断洞察它那最核心的关注——即某种生命观的发展——的影响,又是多么巨大啊!哲学所提供的是它那些已经形成的概念,是它那些明确的世界观类型。它引诱诗歌进入圈套——这种做法虽然危险,但却是必不可少的。欧里庇得斯(47)曾经研究过智者派,而但丁则研究过中世纪的思想家和亚里士多德。拉辛(48)来自波尔罗亚尔女隐修院(49),而狄德罗和莱辛则是由启蒙运动的哲学培养起来的。歌德曾经投身于斯宾诺莎的学说,而席勒则变成了康德的学生。而且,即使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和莫里哀不曾投身于任何一种哲学之中,各种哲学学说所产生的无数微妙影响,也都作为他们把握生命的各个侧面所必不可少的手段而充满了他们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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