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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下的工商业发展，自然会将人从家庭和家族血缘系统的圈子中拉出来，拉向陌生人交易的世界，将人与人的关系从追求“义务”的等级依附中解脱出来，形成以“权利”为纽带的平等契约关系。这对以“忠孝”为组织原则的社会系统谐态具有危险的解构作用，因此传统农耕君主的社会系统谐态建立在将工商业边缘化的前提下，这就是中国朝廷历来比较“重农抑商”及中国“士农工商”社会政治位序确立的原因。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社会系统谐态被打破，传统社会结构开始解体，中国进入了新社会结构艰难生长、寻求新的社会系统谐态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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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百年现代化的追求，尤其是30多年的对外开放及市场化的改革，工商业已日趋成长为中国经济和国家税收的主导力量，而农民劳动者阶层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日趋降低。2006年中国全面免除农业税，农业人口对国家税收的贡献归零，以地主小农为基石的社会结构进入历史性的终结。(6)在工商力量开始主导中国经济的同时，中国企业家从无到有，迅速成长为中国新阶层中具有主导性地位的阶层，他们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位序中已升到上层阶层。(7)中国企业家已成为中国日常经济生活的主导力量，他们直接控制和管理着中国从事第二、三产业的700多万个经济法人单位，间接支配和影响着800多万其他经济活动组织及2000多万户个体工商户；他们直接影响着中国城镇35507万就业人口的经济生活，而且以购买原料、提供就业及农村生产消费所需的商品和服务的方式，间接影响着8亿中国农村人口的经济生活状态。(8)以工商经济为基础，以企业为中心的时代到来了，庞大的城市工商群体成为中国经济与社会的核心力量，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地影响和决定着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工商群体的经济制度取向已明显表现为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对外开放和现代企业制度，工商群体的社会组织形态及政治组织形态的取向会是什么呢？本书研究的正是工商群体的社会公共组织形态，这样的社会公共组织形态发展将成为国家政治形态变革的重要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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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共领域的未来走向是由社会各阶层的公共领域取向间的互动塑造的，主导性社会阶层的取向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和决定性。与过去“士农工商”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位序不同，现在民间习惯用“官产学媒”来描述中国今天的主导性社会阶层，而产业工人和农业劳动者，在政治权利、经济资源和话语影响力的层面上已属于中国社会的下层。“官”指的是党政官员，他们主导政治，掌握政府，并通过政府去影响和控制“产学媒”。“产”指的是工商企业家，他们主导经济，并通过经济去影响舆论和政策法律。“学”指的是专业人员和学者，他们掌握专业知识，发表公共意见，影响思想变化。“媒”指的是媒体，尤其是以互联网为主的市场化媒体，他们提供传播渠道，传播各种信息和观点，学者与媒体人共同掌握话语权，影响舆论及政策取向。那些具有更大的政治力、经济力和话语力的阶层的取向，必然影响和决定着社会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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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产学媒”的力量对比已悄然发生历史性变化，“官”的力量处于历史性的收缩进程之中。改革前的毛泽东时代，党政官员阶层是控制和影响社会的唯一核心力量，他们以政治权力为立足点，把社会各阶层都收入了控制系统之中，建立了政治一元化垂直治理系统。他们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意识形态一统的背景下，通过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清除了非政府的经济活动，直接全面地控制了经济；通过清理改造非政府社会组织，建立起了完全从属于政府的社会团体；通过各种运动把知识界转化成了政治附庸；通过宣传监管把全国的编辑和记者变成了官方的政治传声筒。改革的过程，很大程度上是党政官员收缩对经济和社会直接管制范围的过程，同时也是多元的经济及社会力量开始兴起并独立发展的过程。总体来说，党政官员阶层目前仍然是主导性社会阶层中的主要影响力量，但它的相对影响力量在日趋降低，而企业家、知识界和媒体界的独立性在不断增加，影响力在持续增长。政治权对经济权和话语权的直接控制力在减弱，经济权及话语权处于一个历史性的迅速上升期，并将反过来作用于政治权本身的变革和演化。随着中国企业家和学界媒体阶层的独立性和实力的持续成长，中国的权力格局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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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的力量历史性收缩的同时，企业逐渐发展成为越来越独立的市场运行主体。政府除了对国有企业保留人事任命的微观控制外，对经济的控制逐渐从微观控制转向了宏观的财政、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的控制，企业家的独立选择空间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国学术界与媒体界的独立空间也不断扩大，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拓展了思想和言论表达的自由空间，知识界和媒体的独立性在迅速成长。而且，媒体市场化的进展促进了资本与媒体的联姻，企业家也事实上逐渐成为市场化媒体的内在影响力量。群体与组织的关系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方面。中国新社会阶层(9)的兴起必然牵动中国的社会变革。新社会阶层中最有力量的企业家群体的诞生和发展对中国的社会组织乃至今后可能的政治组织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一个很吸引人但却缺少实证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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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君主制度崩溃百年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变革之中，迄今为止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稳定的新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组织形态的谐态系统。新社会阶层兴起，在积极争取自己空间的同时会塑造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社会结构？中国未来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在互动中演化？新社会关系的萌芽在各种不同组织形态中是如何生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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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的政治组织形态，主要由政党组织和政府组织构成，其正式制度表现为《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其成员主要由各级党政官员、公务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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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的经济组织形态，在市场经济大框架下，主要由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农家庭组织构成，其正式制度的内容表现为《公司法》、《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法律，其成员主要由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从业人员、产业工人等组成。在经济组织形态中，企业的组织形态占据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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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组织来看，以家族祠堂为中心的社会组织系统已全然解体，其社会公益功能已基本消失，家族不再是今天中国的主要社会组织形态。今天中国的社会组织形态，主要指各种社会团体、民间公益组织，其正式制度的内容表现为《社团管理条例》及《基金会管理条例》等法律，其成员主要由各种从事公益的人士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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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还没有人系统研究过政治性的《宪法》、《党章》与经济性的《公司法》、《民法》、《合同法》及社会组织性的《社团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这三种不同类别的组织形态的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更没有人系统研究过三者之间的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复杂关系。大体而言，中国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组织形态之间仍然存在诸多不协调，中国仍处于持续的变革之中，还远远没有进入一个成熟稳定的新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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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是一个由企业家自愿组成的环保公益组织，它的产生及发展，说明它与组建和管理它的企业家会员的公益价值观及制度取向是统一的。也就是说，它充分说明了会员企业的经济组织形态与SEE本身的社会组织形态的内在统一性，它们处于经济—社会两者的“系统谐态”中。对SEE来说，这种内在统一性十分重要。在完全自愿的原则下，如果没有这种会员的经济组织与社会组织的内在统一性，会员企业如果因不满意而选择退出，不再向SEE捐赠会费，不再参与SEE的活动，SEE就会自然消亡了。对社会而言，这种经济组织与社会组织的内在统一性也是极其重要的，它是一个成熟稳定的国家最重要的价值观与制度的基础。深入研究SEE组织规范的生成过程，研究它已成形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研究它在实际运作中与会员企业的经济组织的内在关系，研究它的价值观和制度取向与当前政治组织形态的关系，研究它的会员企业在社会组织层面的价值观和制度取向，能使我们把握中国新兴的企业家阶层在公共领域的价值观和制度取向，从而了解中国公共领域变革的可能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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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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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参与式研究SEE的最便利的条件。2004年1月12日，我以专家身份开始参与SEE的策划与筹建工作，完成了成立SEE的最早的策划案。我是SEE早期重要文本如《阿拉善宣言》、《章程》、《选举办法》的主要起草者，是后来三次《章程》修改的主要执笔人及《SEE议事规则》的修改人和审稿人，也是历次会议工作报告及决议的起草人或审稿人。2004年6月5日到2007年10月20日，我在SEE担任专家，参与了SEE最初3年创建时期的所有重要工作。2007年10月20日到2010年1月1日，我在SEE担任秘书长，主持SEE秘书处工作。2010年1月1日到2010年12月3日，我在SEE担任专家委员会主席。我亲历了SEE从策划、筹建、成立到发展5年多的发展历程，参与了SEE几乎所有重要文件的起草审稿和所有重要活动的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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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本研究的时间跨度设定在2004年2月14日到2010年1月1日，5年多的时间，从SEE第一次筹备会到我结束在SEE的工作。2004年2月14日是西方情人节，这天下午，SEE召开了第一次有16人参加的筹备会。成立以来，SEE不断完善内部治理结构，进行了许多具有社会理想的项目尝试，建立了可供查询的相对完备的档案系统，有历次主要会议的文字记录和视频资料，有所有项目和财务的严谨数据，有媒体对SEE的所有报道资料。我记录了所有对SEE制度发展具有意义的人和事，熟悉每位对SEE的历史发展起到过重要作用的成员，可以方便地采用社会学研究中所强调的调查研究、实验研究、文献研究的诸多办法。唯一需要提醒自己的，就是自己5年多的生命融进了SEE的成长之中，我必须避免研究过程中的情感偏爱因素，必须避免将个人恩怨带入写作过程，努力使自己的研究保持独立性与客观性。我提醒自己，本书不是SEE前秘书长在宣传SEE，而是一位独立客观的学者在研究SEE，研究其组织规范的成长过程，研究是什么样的价值观在引导SEE企业家会员的环保结社行动，研究企业家会员们创设了什么制度来调整他们的公共关系并协调他们的集体行动，研究企业家的公共价值观及制度取向与现有企业制度及政治制度间的内在关系。我希望本研究能将SEE组织规范及中国企业家公共领域的价值观和制度取向清晰地呈现出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企业家阶层如何影响中国社会变革的可能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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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家群体：指的是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他们大体是以董事长、总经理为主的企业所有者、管理者的代表，包括了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等经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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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共领域：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进行了分析。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概念，指的是私人利益以外的涉及公共利益的部分，如公共舆论、公益组织、政治组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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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第3页：“社团组织之所以具有进步意义，与其说是因为其组织形式，不如说是由于其显著的功能。启蒙社团、教育联合会、共济会秘密结社及启蒙秘密会社等协会是通过私募而由私人成员自愿组成的。在协会内部，人们平等交往，自由讨论，决策依照多数原则。在这些一定程度上还把市场排斥在外的协会中，后来社会的政治平等规范得以贯彻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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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组织结构，包括国家、经济与社会三大组织。《当代中国社会结构》（陆学艺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323页写道：“在现代社会，从宏观角度看，主要有国家组织、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三大类型。”我认为“国家”是一个比较含混的概念，它包含了共同疆域、共同利益、公共组织等方面的内涵。“政府”这个概念比较清晰，它包含政府组织与政府官员这个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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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孝经译注》第31页，胡平生译注，中华书局1996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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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全部免征牧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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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一书中，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位序排列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从业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企业家”包括了处于第二、第三位的私营企业主及经理人员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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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以上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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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新社会阶层：指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如企业家、企业工程技术人员、个体工商户、律师、会计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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