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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SEE企业家参与SEE工作，使企业家在公共事务管理中提高社会责任意识，这是SEE成立时的初衷之一。基于这种理想，SEE《章程》第六十九条和第七十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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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设立财务、项目、人力资源、会员发展、国际合作等专门委员会，协助执行理事会指导、协调秘书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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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6名执行理事（除会长和两名副会长外）各自负责组建并分管一个专门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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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会员除了可以参选执行理事会、监事会和章程委员会之外，还可以报名参加由执行理事负责的6个委员会。这些专门委员会的任务是“指导、协调秘书处工作”，这是一个没有清晰界定的描述，如何“指导协调”就看专门委员会成员的个性了。为了强调企业家参与，秘书长就不得不面对过多的“领导团体”。执行理事会、监事会、章程委员会及6个专门委员会加起来，就有9个“领导团体”，如果再加上一些强势企业家不以组织团体名义而是个人名义直接向秘书长提“工作建议”，秘书长要想轻松就绝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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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运行中，本非每个“专门委员会”都积极认真地参与工作，但专门委员会设置为任何企业家会员参与或者说干预秘书处工作提供了法定通道，大家都可以成为秘书长的指导者和监督者。因为这样的制度设置，就有了“一个人干活，许多人领导、指导和监督”的格局。从制度上看，这个格局迄今没有得到改变，也可以说SEE秘书长难做的状态没有得到制度性的改变。如果不从《章程》中取消专门委员会设置或明确专门委员会与秘书处的合理分工，企业家就仍然可能无序参与秘书处工作，SEE秘书长就永远是一个“史上最恐怖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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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6月5日到2007年7月28日SEE第一届领导班子期间，秘书长除了受到企业家会员自上而下参与方面的压力外，还受到部分强势员工要求“民主参与”秘书处决策的由下往上的压力，这些员工甚至要求参与到员工招聘及奖金薪酬发放的最终决策中来。更严重的是，秘书处外部的一些企业家会员与秘书处内部的一些员工结盟共同反对秘书长，内部反对派员工就更不听秘书长号令了。可想而知，秘书长日子非常不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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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7月28日SEE完成第二届领导班子的换届选举，但第二届班子的秘书长到2007年10月20日才任命。从2007年10月20日到2009年10月28日，秘书长杨鹏针对上届班子存在的问题，在会长王石和监事长任志强的支持下，在秘书处内部强调“交流无禁区，决策讲程序”，开除了不执行命令的员工，在秘书处内部建立了执行命令的制度。在秘书处外则抵制一些企业家会员对秘书处内部人事及事务的干预，同时对企业家的业务参与，要求走执行理事会决议的路。强调执行只听“执行理事会的决议”，监督只听“监事会的决议”，制度完善只听“章程委员会的决定”，对企业家会员在执行理事会、监事会、章程委员会这样的正式组织以外的意见，不视为决定，只视为建议。这个调整过程花了约整整一年的时间，直到2008年6月以后，才有了秘书处相对自主顺畅的决策执行空间，顺畅地做了一年多的业务。王石、任志强等人为秘书处扛住了不少压力。当然，也可以想见，这种做法自然会积累下不小的矛盾。一些热心参与的企业家会员感到被排斥了，被开除的员工也满腹牢骚。第二届秘书处留下的遗憾，是没有把最终形成的秘书处自主执行的格局转化为法定的制度，而是建立在个人性格之上，这是不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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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SEE来说，在强化监事会及财务总监监督力度的同时，一定要给会长和秘书长足够的日常决策和执行权力。对上而言，秘书长最多只能对会长、监事长和章程委员会主任三个人负责，对下而言，秘书处员工只能对秘书长负责，这样才可能有基本的组织效率。不然，就只是热热闹闹不断扯皮但却做不了多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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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5年实践说明，基于对权力的不信任和约束权力的诉求，加上无比高涨的参与激情，民主转型下一定会有一个蔑视权威的无序参与的过程，这个过程会造成巨大的摩擦，组织协调成本巨大，使组织效率大打折扣，这种状态如果不能及时控制和调整，组织就可能陷入涣散状态，最终使大家对民主必然带来的党争失去信心。组织效率与民主参与一定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要保障执行层面的高度统一和有效，不能让泛民主无序参与的混乱毁了民主宪政的共和理想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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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终于完成了SEE 5年实践的梳理。做事的人总是处于困难之中，总处于不断解决困难的努力中。这么多SEE会员围绕环保和民主治理的理想而努力，对中国社会的转型及可持续发展不会没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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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益而共和：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治理之路 附录 中国青年报《企业家们的公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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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28日，SEE举行2009年会员大会当天，《中国青年报》发表了记者包丽敏写的《企业家们的公共生活》一文，报纸及时送到了SEE会员大会会场。这是一份从公共治理角度对SEE治理的系统报道。自SEE成立以来，媒体关注的往往不是SEE的环保业务，而是SEE的内部民主治理方式。SEE秘书处试图将媒体的兴趣引向SEE具体业务，向媒体介绍SEE在阿拉善草场梭梭林保护方面的项目，介绍受SEE资助的环保组织的业务进展情况，介绍SEE会员企业在环保方面的努力，但总的来说这些业务内容并没有引起记者的兴趣。也许记者们认为，SEE做许多事，但SEE最有社会意义的可能就是内部的民主治理模式，这是中国社会中少有的对民主治理的探索和经验。记者们将自己对共和民主的期望，投射到了SEE民主治理经验之上。记者包丽敏为写这篇报道，采访了许多人，花了近两个多月的时间。兹引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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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光当初脑子一热，四处打电话召集他的企业家“哥们儿”成立这个协会时，是想做一件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事儿。5年过去了，看起来，他也的确留下了一笔，至少打开新浪网你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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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国庆前夕，这家门户网站携同各地媒体共同梳理共和国60年来的地标，试图“用这些地标拼出一串新中国发展的历史足迹和大图景”。在这幅图景上，1958年，共和国的地标是成立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河南遂平，1978年是安徽小岗村，1979年是广东蛇口，1990年是上海浦东。而2004年的地标，是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阿拉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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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理由是：“2004年，中国环保的代名词，代表着中国新兴的企业家阶层努力承担社会责任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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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刘晓光们起初发起成立“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时，是冲着治沙尘暴去的。因为听说阿拉善是北京沙尘暴的源起地，他们便“试图要扫清北京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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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出乎意料的是，这个协会最被媒体关注的，却是其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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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反倒像协会副会长张树新后来总结的，这帮人聚到一起，要做环保，立马就牵涉到公共治理。“大家在20世纪80年代学习做企业，现在学习如何参与公共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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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把中国的企业家们弄到一起治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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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起初谁也没有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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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这一切的起因是，北京九汉天成公司的老总宋军在阿拉善腾格里达来沙漠腹地的月亮湖边建了一所度假酒店。2003年10月，北京首创集团总经理刘晓光跟十几个企业家受中国企业家论坛邀请去那里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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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描述，这位京城房地产大亨当时“跪在沙地上，望天长叹”，慨叹“人类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在毁灭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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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就有这种想法，能不能把中国的企业家们弄到一起治沙？”刘晓光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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