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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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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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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博（Robert B.Marks）教授新著——《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China：ItsEnvironmentandHistory）的中译本出版，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蒙著者和译者抬爱，命为作序，我深感惶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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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两年我在中国环境史课堂上一直向同学重点推荐该书，还曾与研究生们一起专门研读，开阔了眼界，拓宽了思路，还学到了不少环境史的英语词汇和表达方式，受益良多。原想多谈几点学习体会，但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一则“译者前言”已经详细介绍了该书的主要内容和特色，也中肯地指出了其中的一些偏颇，无须重复；二则慑于相关问题之高度复杂性，深恐率尔妄语可能曲解原意，对读者造成误导。思忖再三，决定只简单地赘言几句，以示隆重推介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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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我国环境史研究迅速热起来，修习相关课程的同学明显增多，越来越多的社会读者希望多了解一些中国环境史。遗憾的是，这门新史学的知识体系尚处于艰苦的构建之中，目前国内尚未推出一个上下贯通、内容综合、繁简适中的读本。这部出自外国学者手笔的新著，不论对历史学、环境科学专业的同学还是对一般读者，都是一本很好的入门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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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之撰成得益于作者多年的教学积累，因此它看起来更像是一本纲要或概论之类的教科书。但个人认为：作者的叙事手法、问题意识和思想观点都有颇多新意，也很值得中国环境史同人认真品读。马立博教授是一位严谨、认真并且擅长宏观构思的学者，他所构设的中国环境史叙事解说框架可能还不非常完美，但很具有创造性，值得借鉴。该书以长时分段建章，以重要事项和问题立目，勾勒出了从史前到现代中国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互动演变的历史脉络，叙述、探讨了非常广泛而复杂的历史环境问题，谋篇布局匠心独运，起承转合洒脱流畅。这看似容易，实则艰辛，若非自己曾经或者正在编纂这样一部上下贯通、内容综合的中国环境史，很难想象作者在没有任何前例可循的情况下为了设计框架、选择材料而来回踱步、往复沉吟的苦思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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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和不久之前刚刚被迻译、出版的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Mark Elvin，TheRetreatoftheElephants：AnEnvironmentalHistoryofChina），属于两部不同体例与风格的著述，两者各有建树。作为老一代西方中国学界之翘楚和西方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开创者，伊懋可教授在提出问题、解读史料等方面或许更显功力，《大象的退却》一书的专题研究性质允许他可以更自由、恣肆地展开叙事和论说；马立博教授的这本书，则因具有“通史”性质，乃不得不在遵循中国历史时间表的前提下，渐次展开自然与社会互动的空间过程，所牵连的历史现象和问题更为广泛且复杂，在框架设计和故事选择两个方面都更加费心劳神，更容易顾此失彼。马立博无疑是成功的，他的这本书更具综合性、汇通性，更具有自然与社会历史的交互融入感。按照学术发展的常规趋向，这两部著作似乎反映了中国环境史研究的两个逻辑阶段：前者重在专题开拓，后者重在整体汇通。整体汇通，乃是以大量专题研究作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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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是说该书没有任何开拓和创见。事实上，作者不仅广泛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包括伊懋可的著述），而且提出了很重要的新课题，关于具体问题的论说更是时有新见。例如，他不赞同把中国环境史仅仅描述成数千年人与野生动物的战争史，而是高度重视汉人与其他族群之间的历史生态关系，以很大篇幅讲述了汉人与众多其他族群在生计体系、资源利用方式等方面的差异，解说了中国辽阔大地上多样化的生产方式和政治体系如何逐渐走向“单一化”，这可能是该书最重要的一个开拓，对我们探讨和编纂中国环境史最具启发性。当然，我们并不完全认同作者的观点。由于西方殖民史研究思想话语的影响，其关于汉人与其他族群彼此接触、互相融合以及农耕逐渐替代其他生业方式的故事叙述带有过分浓烈的“铁”“血”腥味，亦显然并不符合中国历史事实。再如，作者注意到数千年中国环境资源破坏与农业持续发展和土地持续利用之间的矛盾现象，曾于多处讲述了地力维持和肥料问题，虽非首创，但持论较为中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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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西方学者，马立博教授自然更熟悉西方学术的传统、动态和成果，对该书故事发生之地的本土学术则未免有些隔膜，因而他对相关西文论著可谓广征博引，对中文论著则几乎完全未予引用。这自然有些遗憾，一些本可讲述的故事因此付诸阙如。更重要的是，作者成长于西方学术环境，其研究视角、学术思想、话语概念、问题意识乃至具体观点，无疑都深受西方环境的熏染和影响，该书中的一些偏颇大多与此有关。例如，作者对20世纪以来中国所面临的生态困境给予了一定的历史同情，这是值得欣赏的；但他对当代中国环境及相关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叙述相当暗涩，不能不令人猜想是受了“中国衰败论”和“中国威胁论”的影响，这些论调在西方世界甚嚣尘上，显著地反映在许多关于中国环境问题的报道和论著之中。尽管本书的作者可能并未意识到甚至并不赞同“中国衰败论”和“中国威胁论”，但他叙述当代中国环境的材料大多援引自西方人士的报道和论著，这些报道和论著有不少带有明显偏见，或多或少地反映在该书中。这是中国读者不能不予以特别留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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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些情况从一个角度看可能是缺陷，而从另一角度看却并非完全是坏事。例如，其中引用的大量西文论著，可帮助我们更多地了解“他者”的视角和观点。“他者”视角中的中国历史镜像往往偏离实际，特别是一些人在主观上就爱“斜视”中国，因而更有可能扭曲甚至颠倒事实真相。作为一名西方学者，马立博博采西方众家之论而撰成该书，难免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不过，“他者”视角中的历史镜像，通过该书反射回到故事发生之地，即便存在扭曲甚至颠倒现象，亦有可能给国内同人带来某些思想上的刺激，引起我们对一些曾被忽视的问题的关注。更重要的是，中国同人要想建立自己的环境史学体系，在国际舞台上讲真相，驳谬论，消误解，正视听，就必须认真地了解“他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感谢作者不惮辛苦提供了多达数百甚至上千种西方学术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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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史是一门相当年轻但成长迅速的新史学。从全球范围来看，它已经进入了国际史学主流。中国环境史研究相对晚起，尚需在思想理论、研究方法和编纂方式等诸多方面进行艰苦摸索。在设计中国环境史的宏大叙事框架方面，马立博教授率先做了尝试，筚路蓝缕，功不可没，相信中国同人拥有宽阔的胸怀和谦逊的态度给予该书以中肯评价。对于书中存在的缺陷特别是思想偏颇，相信广大读者也有足够的辨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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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为小序，向马立博教授和两位才华横溢的译者——关永强博士和高丽洁博士表示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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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8日撰于空如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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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译者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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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出版的《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Tigers，Rice，Silk，andSilt：EnviromentandEconomyinLateImperial SouthChina）一书中，马立博教授曾援引布罗代尔的整体史观来阐释环境史学的研究方法，认为中时段社会史和短时段事件史的研究思路已经被学界广泛应用，而长时段中对人与环境关系的思想则少有追随者。本书就是这样一部长时段的环境史研究。大部分社会经济史著作通常都会在开头部分介绍所研究地区的自然地理情况，但这些大都是将环境作为研究的背景而做的静态描述；而本书则在广泛吸纳西方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中国历史上各时期、各地区的自然环境状况联系起来，对从史前到现代的中国环境及其与人类社会的互动关系进行一次全景式的动态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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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内容主要是按照时间顺序和通常的历史分期方法进行组织的，引用材料虽然很多，但叙述上比较顺畅（翻译中的舛漏则是我们译者的责任），因此我们不必过分干扰读者的阅读，在这里只就我们认为书中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观点、与作者意见不尽一致之处、本书作者与另一位西方环境史学者伊懋可的不同之处以及译者对环境史研究的一点浅见做一些介绍，谨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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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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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治史和经济史研究主要关注人类的政治、经济活动和赞赏农业对人类社会的积极贡献不同，环境史更多关注的是自然和生态的变迁，而认为农业的发展导致了自然生态环境多样化的减少。本书即指出，中国数千年来为农业生产和提供燃料、木材而进行的大规模森林砍伐，严重破坏了野生动物的栖息地，造成了大量物种的消失；而森林砍伐和水利灌溉工程，又共同引发严重的水土流失和泥沙淤积，进而导致了大面积的生态退化；发达的农业在养活了大量人口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态系统的单一化，并且在19世纪以后变得日益不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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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认为，在中国数千年来农业发展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经由市场联系的中央政权和农业家庭相结合的方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中国政府在战国时期就意识到了家庭农业对国家财政的重要意义，并建立了小农家庭经营、政府从农家收税的基本制度，这深刻影响了中国后来的农业发展和环境变迁。汉朝开创并被后世所沿用的屯田政策，就是通过政府的军事保护和家庭农场来共同把边疆地区新的陌生的自然环境转变为自己已经熟悉的环境，从而增强政府对土地和人民的控制能力。在政府和农业家庭共同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市场和私人产权也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市场体系和劳动分工可以放大或加剧人类对环境的影响，有时甚至会导致某些地区极为严重的生态单一化；市场体系也可以把单个地区对某些商品的有限需求汇聚成为规模巨大的市场需求，在当代的全球化过程中，国际市场的巨大需求就加剧了中国的土地、空气和水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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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还指出，虽然春秋时期就出现了道法自然、重视土地管理与水土保持以及节制开发自然资源的思想观念，道教、儒教和佛教也都表达了对动物命运和福祉的忧虑，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但环保思想在历史上的实际影响却似乎是微乎其微的，与人口、经济和政治等物质因素相比，对自然的爱恋和对生态退化后果的认知并没能阻止环境的继续恶化，而这也尤其值得今天的我们去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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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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