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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西方学者撰写的第一部中国环境通史，如前所述，本书是在参考和引用大量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而在参考和引用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携带了这些研究的观点，而有些观点则带有深刻的意识形态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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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书中经常套用西方殖民主义的话语体系来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和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认为历代政府之所以采取屯田政策来开拓边疆，是因为统治者们认为彻底解决土著民族威胁的办法就是把他们的生态环境改造成汉人的农田，从而从生态基础上教化和塑造这些蛮夷。书中经常出现汉民族的农业扩张带来了与土著民族之间的暴力冲突，似乎汉人是在和欧洲人殖民美洲一样消灭土著民族；而对草原游牧生活方式和个别土著民族在游耕之后补种植被的过度阐释也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似乎土著民族原有的生活方式更加适应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而汉族取而代之的农业生产则破坏了生态环境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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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上，正如本书中所述，当人们进入新的社会和自然环境并与周围互动、随后双方都因此而发生改变时，对身份的认知也会随之而发生游移。汉人在进入新的地区之后，也会向当地的土著民族学习生产和生活经验，变化的不仅是土著民族，也包括汉人，这种互动的结果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或者陈垣先生所说的“华化”，而绝不是欧洲人曾经对美洲印第安人进行的种族屠杀和血腥殖民。如果读者们仔细阅读本书，就会发现书中同样还明确提到，暴力事件和土地掠夺并不仅仅发生在汉人与土著民族之间，土著民族相互间的冲突也非常频繁；土著民族并未有意识地去保护自己的自然环境，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并不更加有利于生态多样性的保持，而只是他们当时所面临的人口、市场压力还不够大，第四章中的四川诺苏人、第七章中西藏地区和三江并流保护区采取游耕生产的很多民族以及蒙古草原的退化，都表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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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书中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矛盾的表达，关键在于前一种话语体系的出现源于作者大量引用的濮德培、约翰·荷曼、柯娇燕、狄宇宙、罗友枝、米华健、纪若诚、詹姆斯·雷尔登-安德森、林霨、费每尔、贝杜维、蔡红、邵式柏等“新清史”学者的著作，而根据美国学者谢健（Jonathan Schlesinger）近期的一篇文章，环境史正在成为美国“新清史”的研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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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清史”的形成及其影响，国内已经有了很多专业学者的研究，我们无须赘语，这里只将“新清史”潮流与近代日本的东洋史学做一个简单的比较。早在近代日本对中国发动侵略扩张之初，就通过一些学者提出和散布各种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学术观点，包括白鸟库吉的“长城以北非中国论”“满蒙一贯独立论”，矢野仁一的“满蒙藏非中国”“中国非国论”，有高岩的“满洲独立论”等，恶意夸大汉族与中国其他民族间的冲突和差异，主张把中国分裂成若干个小国，这些充分体现了学术为政治先行、以学术为名而行意识形态之实的特点，正如龚自珍所说的“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清史”潮流，则再度夸大了清代的满族特性、民族间的差异和矛盾，主张用涵化取代汉化，以“多种民族、多种文化、多种政治互动”取代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对于这类观点，相信读者一定会有自己的判断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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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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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读者可能都会将本书作者与另一位西方著名的中国环境史学家伊懋可进行比较，这里也简单提一下我们对这两位学者及其观点的一些初步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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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马立博教授更接近于贡德·弗兰克和彭慕兰的观点，很多学者将他也归入了加州学派。马立博在《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生态的述说》（TheOriginsoftheModernWorld：AGlobalandEcologicalNarrative）一书中曾指出，从生态角度而言，前近代的中国和英国都处于旧生态体制之中，面临着同样的生态压力，如果不是美洲殖民地的资源和煤炭的开发，英国也不会发生工业革命，而将遭遇19世纪中国同样的命运；在本书中他也认为中国农业虽然在19世纪以后面临着严重的养分流失，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仍然实现了高度成功的养分循环，这使得前近代的中国农业系统拥有远远超过欧洲的非凡的可持续性。而伊懋可教授则认为中国经历了“三千年不可持续增长”，在前近代已经面临比欧洲严重得多的环境和生态危机；同时还认为导致中国没有像欧洲那样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并不在于生态约束，而在于“高水平均衡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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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伊懋可教授认为，中国古代的文献中并没有形成一种将自然界或者荒野与人类分开来讨论并对其加以重视和保护的思想，所有的“自然”都被看作人类社会的工具，大自然所赋予的资源可能会被明智地开发利用，也可能会被不负责任地滥用。而马立博教授则认为，与欧洲长期以来将自然与人类截然分开的文化不同，中国对自然的看法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处于动态之中，中国人既希望主宰自然，又为这样的行为感到歉疚，道教和佛教中都有像对待自己一样珍爱动物和自然的思想及主张。2014年5月在南开大学的一次报告中，马立博教授还进一步指出，在19世纪，欧洲人仍然认为物种的灭绝是自然进程和物竞天择的结果，而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是人类的活动导致了一些物种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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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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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史的研究除了可以帮助我们拓宽历史的视野、了解环境变迁的来龙去脉之外，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益的视角，即透过历史的进程、借助相对主义的视角来考察各种环境议题，在具体的历史背景和国情中探讨环境变迁的原因、影响和保护环境的办法，既不要将21世纪的环境保护观念强加到古人的身上来对他们求全责备，也应该注意从当前的国情和世情出发，看待我们所面临的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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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然绝不能低估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状况，也不能忽视一些盲目推崇所谓科学和经济发展目标的做法，但正如书中所述，我们同样也需要把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中国放到数千年的环境演变和从旧能源体制向新能源体制转变的具体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事实上，我国在高速实现工业化的同时也一直都致力于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十一五”期间已经实现了单位GDP能耗下降19.1%，并将在“十二五”期间继续下降16%。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类似先污染后治理的过程，而发达国家目前环境污染减轻和森林砍伐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污染工业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和对东南亚、巴西等雨林的肆意砍伐。如果脱离这些具体的国情和世情，片面地主张环保激进主义，就可能会落入一些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陷阱，把环境议题变成所谓自由、民主和人权之后又一个扼杀后发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新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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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需要再一次指出的是，本书的一项重要价值就在于广泛参考了英语世界有关中国环境史及相关议题的大量论著，全书引用的注释超过一千条，中国读者可以通过本书较全面地了解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对于书中引用的文献，凡我们了解到有中译本可供参考的，均在注释中做了提示，以便读者参阅。同时，为照顾国内读者的阅读习惯，方便读者利用，我们将原书的书后注改为脚注，虽然这样做可能会影响到书后“索引”中的个别词条。我们也希望本书的译介能够有助于中国读者博参群议，以资博识，推动中国环境史学的发展和理性环境保护思想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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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译者，我们分别从事经济史和环境科学研究，都不是历史学出身。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得到了马立博教授和王利华教授的热情帮助，马立博教授还对少数几处文字进行了调整，以免引起歧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吕鹏军编辑也对本书进行了极为细心的校对，这里一并致谢。但限于我们的学识和水平，译文中应该还有很多不足甚至错误或遗漏之处，这些都是译者的责任，也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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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于南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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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文初版至今已有六年，在此期间，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环境史的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国内，环境史已渐成显学，由我国学者编写的中国环境史著作相继出版，既深化了我们对中国历史上环境变迁和人类与环境关系的认知，又为理解和应对当前的环境问题提供了历史的关照；在国外，西方学术界特别是一些青年学者对中国环境史的研究兴趣也在迅速升温，相关成果不断刊印发表，本书就对这些西方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了详细分析和探讨。当此之际，为拓宽我们的学术视野，了解西方环境史学者的研究方法、视角与立场，进而推动中国环境史学在国际学术界的传播，我们决定及时对本书的第2版进行译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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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中文第2版除了按照英文版进行对应的补充和修改之外，还试图对书中一些不够精确的历史地图统一进行重新绘制，可惜经与外方出版社反复商榷未果，不得已只好割舍了部分地图。本书的翻译得到了马立博教授、南开大学文科发展基金项目“国家治理机制对经济学体系构建的影响研究”和《（新编）中国通史·中国环境史》课题组的大力支持，也凝聚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王琬莹编辑和夏贵根编辑的心血，在此特予致谢。译文中存在的问题，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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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补录于南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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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2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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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第1版出版之后的五年里，几项研究上的进展促使我做出修订并更新到了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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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过去的五年里中国发生了很多变化，这就需要对第七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对自然环境的“治理”，公元1949年以来）进行更新。2014年中美两国领导人就限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成的双边协议本身就很重要，因为作为地球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两国温室气体排放加起来占到全球的近一半。这一双边协议为2015年在巴黎达成的气候变化国际协议铺平了道路。《巴黎协定》被世界各地的环保人士誉为世界各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能力和承诺的一次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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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和世界所面临的来自无节制排放温室气体尤其是二氧化碳的挑战和危险的清晰理解，也促使中国领导人更加意识到解决所面临的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的必要性。这种变化是很重要的，因为在过去中国政府虽然在国家层面上采取了非常进步和严格的环境保护法律，但由于衡量地方官员的业绩存在唯GDP导向，这些法律在地方层面的执行却不大成功。这种对经济增长的单一关注，助长了地方官员和企业之间的勾结，以“发展”的名义忽视其污染或破坏环境的行为。2014年和2015年，中国政府明确表示，评判官员的职业生涯，不仅要看他们如何促进经济增长，还要看他们如何有效地执行环保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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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五年里，中国在环境方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发展，我也修改了相应章节，以尽可能确保第七章的内容是最新的。除此之外，最近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态度和行动的变化，以及环境法规的实施，让我对中国和世界的环境未来更加乐观，这也反映在我对这一章的构思和修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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