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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中国史学者并不需要完全依靠代理记录才能重建过去的气候。有些更直接的证据可以在文字记录中找到。在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当中，中国拥有最长的不间断的文字记录。早在公元前1500年，当统治者想获知是否应该采取某种行动时，他会求助于占卜者，后者则声称能从烧裂的龟甲和动物肩胛骨的裂纹状态中读取确切的答案。有时这些问题和答案会被刻在龟甲或兽骨上，这就是所谓的“甲骨文”（见图2-1）。甲骨文于1899年被首次发现。两千年前，这些象形文字的书写已标准化，成为今天都能方便阅读的文字。此后的中国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记录，修史者则定期将它们总结成王朝的历史。约一千年前出现了印刷术和书本，从那之后更多的文字史料被完整或部分地保存了下来。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1644—1911年），在位于故宫博物院内世界上最大的历史档案馆中留下了超过900万种独立文献。正是在充分利用这些文献的基础上，气候学家对中国历史上的气候状况进行了重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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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利用这些资料重建起中国历史环境一个重要方面的学者是气象学家竺可桢。气候变化这一观点是晚近才提出来的，直到20世纪初，人们才对人类历史上的气候基本保持不变这一假设提出了质疑。困扰早期气候学家的一个问题是仪器记录的气象数据只能回溯到19世纪末。竺可桢（1918年获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则将目光投向了中国浩瀚的历史资料，并在回国后开始了这项整理工作。此后的五十年中，竺可桢从多个方面研究了中国历史上的气候，研究成果于1972年发表并谦虚地题为《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19]。他的研究成果可总结为图2-2[20]，图中以20世纪中期平均温度（摄氏度）为标准，曲线显示了他所重建的历史上的气温与标准线之间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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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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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维基共享资源，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3AShang dynasty inscribed scapula.jpg.使用许可CC-BY-SA-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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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图非常重要（也是实至名归），不仅因为这项研究的成果，还因为竺可桢利用中国文献史料的创新研究方法。[21]他将这些史料分成四个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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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竺可桢重建的中国气候变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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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马立博：《虎、米、丝、泥》，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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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元前3000—公元前1100年（考古时期），信息主要来源于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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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元前1100—公元1400年（物候时期），信息主要来源于历代的史书，但除一些诗歌和文学作品外，很少有详细的区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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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元1400—公元1900年（方志时期），信息主要来源于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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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元1900年以后（仪器观测时期），信息来源于仪器观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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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甲骨文中，竺可桢汇编了那些有关雨、雪、秋收、春耕和目击动物（例如在中国北方看到大象和犀牛）等的卜文，从这部分史料中得到的结论是：考古时期通常要比20世纪温暖。历代的史书和其他补充资料则留下了大量物候观测记录（比如花木开放、候鸟迁徙的日期等）以及降雪、霜冻、河湖封冻等一些特定日期的记录。14世纪之后，地方官员开始组织编修各府县的地方志，现存超过5 000种，这些地方志提供了数量更加庞大的物候记录，使竺可桢重建的历史气候在空间上更加细化。由此得出的结论之一就是，1620年代至18世纪早期是相对较冷的时期，这个发现要领先于后来欧洲对“小冰期”的研究。[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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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历史气候变迁的原因非常复杂。我们知道数千年来中国的气候的确发生了变化，而人类、动物和植物对温度以及降雨的时间和量这两方面的变化都做出了响应。[23]但是气候变化并没有完全主宰人类的行为，因此也不可能决定其具体的历史和文化形式；人们通过多种多样的办法缓解了气候和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这类行为也可能会引发其他的问题，但这里的重点是，人类并不是简单地去适应环境——他们也会去改变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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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我们今天称为中国的这个物理空间内囊括了众多的生态系统，从南方的热带雨林和珊瑚海到西部的世界最高峰，再到西北的沙漠和草原，还有从南方直到北部草原之间那绵延不断的森林。由于中国拥有如此众多的生态系统和小生境，而且从未被冰盖所覆盖，因而为不计其数的动植物提供了栖身之所这一点也就毫不令人惊讶了——中国是个物种极其丰富的地方。这样的环境对于同样也谋生其中的另一种动物——人类——来说，自然也是好客而友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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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Xu Guohua and L.J.Peel，eds.，TheAgricultureofChina（Oxford，UK and New York，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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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obert Orr Whyte，“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Environment，”in TheOriginsofChineseCivilization，ed.David N.Keightley（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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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关亚洲古环境的科研成果，详见Robert Orr Whyte，ed.，TheEvolutionof theEastAsianEnvironment，2 vols.（Hong Kong，HK：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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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Zhao Songqiao，GeographyofChina：Environment，Resources，Population andDevelopment（New York，NY：John Wiley and Sons，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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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onrad Totman，Pre-industrialKoreaandJapaninEnvironmentalPerspective（Leiden，NL and Boston，MA：Brill，20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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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Joseph Needham，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vol.6，BiologyandBiologicalTechnology，part I：Botany（New York，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33.中译本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6卷，《生物学及相关技术》，第1分册，《植物学》，袁以苇等译，科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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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S.D.Richardson，ForestsandForestryinChina：ChangingPatternsofResourceDevelopment（Washington，DC：Island Press，19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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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一本非常有价值的参考书是任美锷的《中国自然地理纲要》（商务印书馆，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