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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Richardson，ForestsandForestryinChina，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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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Nicholas K.Menzies，Forestry，vol.6，part III，BiologyandBiological Technology，Agro-IndustriesandForestry，of Joseph Needham，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548-549.译者注：关于中国古代森林分布，亦可参见文焕然、何业恒：《中国森林资源分布的历史概况》，《自然资源》197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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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关于森林遗迹特别是佛寺周围遗迹的利用，可参见Robert B.Marks，Tigers，Rice，Silk，andSilt：EnvironmentandEconomyinLateImperialSouthChina（Cambridge，UK and New York，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37-39。中译本见马立博：《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王玉茹、关永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第36-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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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我们在此使用过去时态是因为我们不能确定千年来与人类的交往是否改变了虎的习性，有一本引人入胜的关于东北虎的著作，John Vaillant，TheTiger：ATrue StoryofVengeanceandSurvival（New York，NY：Alfred A.Knopf，2010）。对亚洲象而言，可能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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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John Seidensticker，“Large Carnivores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Habitat Insularization：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of Tigers in Indonesia and Bangladesh，”in Catsofthe World：Biology，Conservation，andManagement，eds.S.D.Miller and D.D.Everett（Washington，DC：National Wildlife Federation，1986），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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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参见E.O.Wilson，TheDiversityofLif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275-278。中译本见爱德华·欧·威尔逊：《生命的多样性》，王芷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第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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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参见Marks，Tigers及Mark Elvin，TheRetreatoftheElephants。中译本见伊懋可《大象的退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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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参见H.H.Lamb，ClimateHistoryandtheModernWorld（New York，NY：Methuen，1982），ch.5。对于古代中国，参见David Keightley，“The Environment of Ancient China，”in CHAC，30-36，以及Robert Orr Whyte，“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Environment，”in TheOriginsofChineseCivilization，ed.Keightley，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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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Keightley，“The Environment，”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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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最近的例子，参见Q.-S.Ge，J.-Y.Zheng，Z.-X.Hao，P.-Y.Zhang，and W.-C.Wang，“Re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Climate in China：High-Resolution Precipitation Data from Qing Dynasty Archives，”BulletinoftheAmericanMeteorologicalSociety（May 2005）：671-679，以及GE Quansheng，GUO Xifeng，ZHENG Jingyun，and HAO Zhixin，“Meiyu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since 1736，”ChineseScienceBulletin 53，no.1（January 2008）：107-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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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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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这张图转引自我的另一本书Tigers，49（中译本见马立博：《虎、米、丝、泥》，第48页），主要基于竺可桢的文章和Manfred Domros and Peng Gongping，The ClimateofChina（Berlin：Springer，198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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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关于竺可桢的更多情况，可参见Chiaomin Hsieh，“Chu K’o-chen and China’s Climatic Changes，”TheGeographicJournal 142，no.2（July 1976）：248-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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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例如，Jean Grove，TheLittleIceAge（London，UK：Methuen，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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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鉴于中国有如此长时段的历史记录，现在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致力于重建中国历史上的气候，参见Manfred Domros and Peng Gongping，TheClimateofChina（Berlin，DE：Springer，1988）；Raymond S.Bradley and Philip D.Jones，eds.，Climatesincea.d.1500（New York，NY：Routledge，1992）；Zhang Jiacheng and Lin Zhiguang，ClimateofChina（New York，NY：Wiley，1992）；and Wang Shao-wu and Zhao Zong-ci，“Droughts and Floods in China，1470-1979，”in ClimateandHistory：StudiesinPastClimatesandTheirImpactonMan，eds.T.M.L.Wrigley et al.（New York，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271-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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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二节 人类聚落与史前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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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章中的自然环境和人类聚落截然分开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人类及其祖先数十万年来一直都是环境的一部分。直到约1万年前，根据一些尚不确定和有争议的考古发现，亚洲的人类还处于普通的进化历程之中。[1]在此我只想简单提一下，爪哇岛上发现的直立人化石遗骸可以追溯到100万年前，这意味着同时期的亚洲大陆很可能也已经有直立人存在；然后还有距今约50万年著名的北京猿人（也是直立人），北京猿人很可能从事狩猎，使用一些粗糙的石质工具，还会使用火，不过目前这些结论尚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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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解剖学上所定义的现代人类（智人）走出非洲并经东南亚进入东亚时[2]，会使用火和工具的原始人早已在那里生活了。这些早期人类在大约5万年前从亚洲大陆消失（在欧洲是3.3万年前至2.4万年前），很可能是因为在与技术更先进的智人争夺食物时落于下风而遭淘汰。这些早期的原始人总人口很可能从未超过1万，因此他们对环境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同理，那些早期的狩猎采集者对环境的影响也是很小的，不过一些古生物学家却认为狩猎活动很可能是导致某些大型哺乳动物例如猛犸和剑齿虎灭绝的原因之一。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人类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实质性转变应该发生在农业出现之后。约九千五百年前，除中国之外，全球至少还有四处地方也产生了农业[美索不达米亚的肥沃新月地区，现在的墨西哥和中美洲安第斯地区，现在的美国东海岸（四千五百年前），很可能还有非洲西部和新几内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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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最早发展农业并以此作为社会支柱的地区之一，农业也因此成为中国环境史的核心话题。读者可以尝试采用这一思路去理解：对于狩猎采集者而言，他们的生存需要维持环境基本不变以保证猎物和各种水果、坚果的供应，他们也许会使用火来清除森林中的矮树丛以让新草长出，以便吸引鹿群来觅食而更易于猎杀[3]，但森林还是会保留下来；然而，定居农业则需要清除森林以便开荒种地，随着农业定居村落的形成，这种对森林的清除会一直继续下去。农耕确保了产量从而增加了食物供给，于是人口增加，继而需要开垦更多的土地。耕作技术和定居农业由此成为人类与生存环境之间重要的互动方式，并且也显著改变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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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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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部分地区人类生存方式向农业过渡的过程，有时被称为“农业革命”，有时被称为“新石器革命”。两者所指代的都是：曾经从事狩猎采集的人类（每年或定期会随着果实和谷物成熟的时间或者鹿群或野鸭群的迁徙路线而迁移）开始种植作物和畜养动物。在每一个发源地，从事农业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刚开始的阶段可能和园艺相似，大部分的食物仍然来源于狩猎采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一些学界仍在争论的原因（但多半应该包括人口密度增加），越来越多——最终全部——的食物都来自播种或全农业方式的生产。这个过程经历了数千年，因而有学者质疑“革命”一词的使用是否适当。但我认为是适当的，因为无论人类用了多长时间从狩猎采集过渡到从事农业，这一改变都使人类在与环境对话时呈现出一种全新和更强有力的姿态，同时也使得一个全新和更强有力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出现成为可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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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对中国农业起源和扩张的认识在过去几十年里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农业首先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肥沃新月地区，早期的研究报告认为农业是从这里“扩散”到全球各地的。但最近的研究表明，全球的农业是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至少五个地区独立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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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一些坚持中国农业原生论观点的学者仍然认为，农业最早是从中国北方发展起来，并随着军事和财富的扩张才传播到全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地区的。[5]而我们现在知道，农业生产实践几乎同时在中国南方和北方一些地区出现，南方种植和采收的是一年生野生水稻，北方则是两个不同品种的稷。[6]我们目前仍然不知道这一切是如何以及为何在中国或世界其他几个地区发生的。有可能是因为末次冰期结束后全球变暖，于是谷物和草的分布范围得以扩散，使得采集、种植和收获它们成为可能；或者，全球变暖之后也可能增加了狩猎采集者的食物获取，导致人口增长，突破了单靠狩猎采集方式能够供养的人口总量。无论是哪种情况，中国的农业从一开始就以两种模式出现：中部和南部的水稻种植以及北部的旱地稷（随后是小麦和大麦）种植。[7]接下来我们会对它们进行深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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