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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四节 中国相互作用圈的形成，公元前4000—公元前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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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定居农业是由于哪些原因，以及何时何地通过何种方式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建立起来，气候变化毫无疑问都会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一个变冷或变暖的气候会是刺激农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吗？现有的证据都相当含混不清。在我们探讨的这数千年里，中国的气候既有变冷也有变暖，但农业始终在向前发展。不过，我们也基本可以相信，一个温暖湿润的气候确实会促使农业的收成增加：一方面，生长季变长，甚至在一个生长季中可以收获两种农产品；另一方面，农作物在更多水分以及更多日照下自然长势也会更好。收成的增加意味着新石器时代的农人可以有更多的余粮储存以抵御其他人、动物或者气候等外来的威胁；同时，余粮的存在也意味着有部分人无须再在田间劳作也能衣食无忧，而通过他人自愿或被迫向他们供给所需，于是统治集团产生了。总体更加暖湿的气候、余粮储存的增加以及统治集团的出现，在公元前4000—公元前2000年的两千年间，逐渐在中国北方形成了一个由数个政权和政权雏形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系统，史学家张光直将其命名为“中国相互作用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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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以农业为基础的地区性文化开始出现到公元前4000年的这一两千年中，农业技术和基于农业的人类社会都日趋复杂，这些政权之间的互动也变得愈加频繁。张光直总结道：“当我们按照时间顺序仔细探寻各种类型的文化和系统时会发现，很明显到约公元前4000年时，一些相邻的地区性文化之间开始了接触，而这也是（领土）扩张的必然结果……”[1]对张和其他一些研究者来说，这些“相互作用圈”的形成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这是第一次……这个相互作用圈可以被称为‘中国的’。……到公元前3000年时，这个中国相互作用圈已经可以正确而恰当地被称为中国了，因为自此之后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国的历史全面展开，其中有定义明晰的角色、事件、动机和叙事线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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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由于农业带来的财富和实力，这个“相互作用圈”在中国北方以最快的速度得以强化，考古学家在这里发掘并研究了大量村落遗址，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形态也在这里出现。为什么这一切都发生在华北平原，而不是中国南部、东部或中部呢？我们至今还没有答案。无疑中国北方特殊的环境条件使得稷能够在最大范围内广泛种植，而水稻所要求的那种潮湿环境显然没有那么多，而且也不那么容易复制。考古学家确实在中国南部、东部和中部找到了一些能反映出农业和社会复杂程度的遗址，但其数量却远不如中国北方。因此只有在北方，农业积累的财富才将社会引向了一个可区分为统治集团与务农人口的新结构。正如何炳棣所指出的，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已经相当发达，一个农业家庭所生产的农产品足以养活超过本家庭的人口数量，“从而释放出部分人口从事非农业劳动，由此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工；同时也为人口持续增长奠定了基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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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些以村落为基础的从事农业和具有一定社会分工的混合体之中很可能发展出了某种村落联合体，以便团结一致抵御外侮。在这些村落联合体中，第一个国家形态出现了。我们难以确知发生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但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确认在公元前2400—公元前1000年间，中国出现了三个政权——夏、商和周——在时间和空间上或许会有重叠。它们是相互斗争和抗衡的政治团体，但拥有共同的文化。张光直认为夏首先出现，核心区域位于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的边缘地带，也就是农业最初发展的地方；商随后在夏的东面、丛林密布的华北平原建立起了国家；最后是周，位于西边的渭河流域。根据张光直的考订，夏存在的时间为公元前2400—公元前1200年，商为公元前1800—公元前1100年，而周为公元前1400—公元前700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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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这些位于北方的文化正是基于一个不断从事战争的统治集团以及供养这一集团的众多农业人口，才形成了早期的国家。由武士和巫师组成的统治集团并不从事农耕而完全由农业生产的剩余来供养。社会分层出现的证据主要来自整个中国相互作用圈里的考古墓葬发现，这些证据清晰地表明少数人聚敛了明显多于其他人的财富，并用众多的随葬品来彰显其政治权力。我们不知道当时的人们如何看待来世，但这些行为清楚地印证了古代历史学家所称“万邦”的产生，它们的统治集团负责征收、分配财富和组织对外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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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尚不清楚夏朝和早期商朝的城市发展程度。这里的城市指的是大量非农人口（数千人）聚集的地方，这些人主要包括统治集团、武士、祭司和工匠。统治集团当然会希望将其墓葬安置在他们认为重要的地方，很可能就是他们的住处附近。我们无法知道他们是怎样从农人手中征收谷物的，但其中无疑会包括一些军事和原始宗教的力量，尤其对于新近征服的农人更是如此。我们在下面即将看到，到约公元前1500年，商实际上已经建立了城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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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统治者中很可能会有一些人更擅长于从农人手中聚敛财富，更善战，更善于制造有力的武器，或者更善于开疆拓土、增加人口。正如后来一种文献中对这些早期政治体的描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5]。当然这很可能是个渐进的过程，从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历经了两千年之久。到公元前2000—公元前1500年，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除已经明确形成了一些中心城市及彼此间存在战争的国家外，还产生了青铜制造技术和文字。[6]在结合了统治集团、对外的战斗力、先进的技术以及一套书面记录当地和宇宙事件的方法的基础上，第一个明确的中国国家——商，在华北平原出现了。在深入讨论商朝的细节之前，我们还需要对青铜——这个商朝统治者掌握的强有力的新技术做一些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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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hang，“China on the Eve of the Historical Period，”in CHAC，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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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bid.，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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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o，CradleoftheEast，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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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见K.C.Chang，“Sandai Archeology and the Formation of States in Ancient China：Processual Aspects of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in TheOriginsof ChineseCivilization，ed.Keightley，495-522；K.C.Chang，Shang Civilization（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0；中译本见张光直：《商文明》，张良仁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特别是第二部分；K.C.Chang，“The Rise of Kings and the Formation of City-States，”in TheFormationofChinese Civilization：AnArcheologicalPerspective，ed.Sarah Allen（New Haven，CT and London，UK：Yale University Press，2005；中译本见张光直、徐苹芳等《中国文明的形成》），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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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hang，“China on the Eve of the Historical Period，”in CHAC，64.译者注：《左传·成公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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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但这并不意味着青铜的使用引起了社会变化并导致了“文明”的产生，前哥伦布时期一些清晰可辨的美洲文明，就没有使用任何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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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五节 中国的青铜时代：技术与环境变迁，公元前2000—公元前1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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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当人类试图从自然界中获取能量以维持生存并进行再生产时，技术是人类赖以与环境互动和改变环境的工具。简单来说，获得的能量越多，人口增长的可能性就越大，技术变革则通常表现为获取能量和利用资源时更高的效率。火的利用和农业的兴起就是这样的技术，而在所有人类创造的伟大技术飞跃中，以青铜为起点的冶金技术即是一例。青铜一开始似乎并不用于农具，而是铸造统治集团使用的武器，用以控制人民和从自然环境中攫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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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是一种以铜为主，加入锡（有时还有其他金属元素）以提高其硬度的合金。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铸造地位于西北地区最西面的边缘地带，时间约在公元前2000年。虽然出现的时间要晚于伊朗和伊拉克，不过研究中国青铜器的专家确认，中国的青铜技术是独立产生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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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和锡需要从地层沉积的矿石里提取，而与金、银等矿物质以及煤炭、石油等有机物质一样，这些矿石并非均匀地分布在地表。它们的形成，也是构成大洋和大陆的宏大地质过程所造成的结果。正如一些地区有煤炭和石油的沉积一样，在另一些地区也有铜和锡的沉积。[2]中国相互作用圈所在的位置之下恰好拥有大量的铜矿和锡矿。没有这些矿藏或对它们的挖掘，这里的人们就不可能发明青铜器，后来的中华“文明”很可能也就不会这样向前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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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铜工业的发展有别于世界其他地区，部分是由于好运气（大量的矿藏），部分也是由于中国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大量非农劳动力来从事这项工作。此外，当时已很先进且复杂的陶瓷工业也提供了很多专业人员，他们熟悉黏土容器加热和成型的一般原则，知道将金属加热熔融后更容易铸造成他们熟悉的各种形态。经过这样的一系列工序，中国青铜器就通过铸造而非捶打的方式制造出来了。由于铜和锡的充裕供应，中国当时生产了大量的青铜礼器、武器和工具。考古学者罗伯特·巴格利（Robert Bagley）注意到，铸造会对社会产生显著的影响：“相较于捶打而言，铸造更能鼓励劳动分工，对于那些规模仅受限于资源和统治者要求的工场而言，铸造也更有利于引入高效的组织管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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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富兰克林（Ursula Franklin）所总结的：“在早期中国的背景下，青铜的制造规模和它精美的工艺一样令人叹为观止。如此高水平的青铜工艺需要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即组织严密的大规模开采和冶炼工业。在我看来，没有一个数量庞大的强制劳动力群体是不可能支撑起这个工业的，其数量甚至要远远大于真正从事青铜器制造的劳动力数量。”[4]我们将看到，商朝社会秩序的特征之一就是有大量的非自由劳动力，他们或者被迫务农，或者从事采矿和冶炼这样令人不快而危险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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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青铜产业的规模很小，但到公元前1500年时，已经有规模达到三个橄榄球场面积（1万平方米）的大型铸造场在日夜忙碌了。这些大型铸造场分布在现在的洛阳周边以及更南面长江支流上的江西省新干县，很可能还有其他地区，但考古证据暂未发现。[5]在世界其他产生青铜铸造技术的地区，这种铸造厂或者只临近铜矿，或者只位于锡矿附近，这就需要长距离的贸易输送。就我所知，对中国的金属制造工人来说，这两种矿石供应都很充足，不过仍然很有可能是属于不同的方国，因此发生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就是某些政权出于战略需要希望能够同时控制两种矿藏而无须再通过贸易获得矿石。在商朝晚期约公元前1200年时，铜和锡甚至可能是从数千英里以外的地方运到都城安阳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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