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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Ho，TheCradleoftheEast，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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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Bray，Agriculture，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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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参见Richard Pearson，with the assistance of Shyr-Charng Lo，“The Ch’ing-lien-kang[Qing-lian-kang] Culture and the Chinese Neolithic，”and William Meacham，“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Yueh Coastal Neolithic：A Microcosm of Culture Change on the Mainland of East Asia，”both in TheOriginsofChineseCivilization，ed.Keight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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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Bray，Agriculture，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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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译者注：使空气中的氧分子和氮分子电离并结合生成氮氧化物，再由雨水携带下落至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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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Chang，“The Origins and Early Cultures of the Cereal Grains and Food Legumes，”in TheOriginsofChineseCivilization，ed.Keightley，80-81.亦可参见Ho，CradleoftheEast，7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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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Meacham，“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Yueh，”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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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Ho，CradleoftheEast，116-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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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三节 史前的环境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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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约一万两千万年前末次冰期结束，经过新石器时代，到公元前2000年时，中国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既有自然的原因，也有人类活动导致的变化，这两方面的因素在整个史前时期乃至此后的四千年直至今天，都是相互影响并相互作用的。也许是因为历经了数千年之久，这次最大的环境变迁看起来似乎显得很自然。特别是给中国大陆带来降水的东亚季风，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随着季风在这数千年中的日渐减弱，气候也逐渐变得冷而干燥，于是亚热带森林和其中的动物不得不从华北平原向南撤退到了长江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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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风形势的变化至少对新石器时代黄河的两次改道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新石器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黄河都是向北流入渤海湾，而在公元前3650—公元前3000年之间的某个时间，黄河改道向南经过山东山区南部注入黄海。另一次改道发生在公元前2900—公元前2200年之间，这一次黄河又返回了它北面的河道并固定在此约两千年之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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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华北平原生活和耕作的人们来说，黄河改道即意味着可怕的洪水。按照考古学家刘莉的观点，洪水还会导致海平面升高，继而造成严重的“海侵”，海岸线向西后退可达100公里，于是沿海的居民不得不面对洪水的威胁。刘莉认为，这造成了当时人注意到的大量人口迁移[2]，她还认为：“气候的波动并不是造成洪水的唯一原因。新石器时代黄河中游以及支流沿岸黄土区农业日益发展造成的土壤侵蚀，很可能增加了黄河携带的泥沙量，进而抬高了河床和河岸，导致东部平原的洪泛区范围更加扩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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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无疑成为早期中国大洪水神话的故事背景，它们经过人们世代的口口相传，最终被文字记录成了各种各样的版本。在这些神话中，圣人大禹将原本混沌一片的洪水世界汇聚为四条主要的河流：黄河、渭河、淮河和长江。[4]中国人对自己以及与环境关系的看法对于我们理解环境变化的过程非常重要，这也是后面章节中的一个重要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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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新石器时代黄土高原上耕作的农人对造成洪水是否负有责任，他们的农业确实改变了中国的环境。到公元前5000年，中国的好几个地区都已经出现农业。这些史前区域性的农业社会群体被统称为仰韶文化，它是“中国相互作用圈”（Chinese interaction sphere）中的一员，并在后来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国家形态。鉴于中国如此丰富多样的环境，我们有理由认为还有其他人群也同样开始了向农业生产的过渡，只是目前还没有考古记录来予以证实。但以上所讨论的这些人群的确都采用了农业技术，并在随后的三千年，也就是公元前5000—公元前2000年间，开始通过农业改变中国的地貌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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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的种植发源于黄土高原渭河流域的半干旱稀树草原，随着迁徙的人群先向北扩散（如前所述），然后向东进入森林覆盖的黄河流域和华北平原。这里的土壤多数也是黄土，主要由黄河千年来的泛滥和改道沉积而成。随着农业村落在这一地区的逐渐形成，它们与长江下游种植稻米地区的往来也开始建立，并且当时的气候较现在既暖且湿，于是水稻也成为黄河下游种植的作物之一。由此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华北平原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农业村落，被称为龙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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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需要被预先进行清理，因此仰韶文化的人们逐渐发展出了一套清除森林以开垦农田的方法。起初，在村落附近的森林中开辟出一块土地就够了，但时间一长，随着技术的进步，很可能还有人口增长的压力，更多的森林不得不遭遇毁灭的命运。但即使拥有精心打磨的石斧，伐木依然费时费力，而简单地纵火焚烧森林既不可控也相当危险，需要非常精准的控制。后来的文献中记述了一种通过环剥树皮来清除单棵树木的方法，即从树干上剥掉一圈树皮，阻止从根部吸取的水分和养分向上输送：“草干即放火，至春而开。其林木大者杀之，叶死不扇，便任耕种。三岁后，根枯茎朽，以火烧之。”[5]这样，在预先规划好需要的土地大小和形状之后，即可利用这种方法来精确清除指定数量的树木。于是，在农田和森林之间，“自然”和“文化”之间，出现了一条清晰的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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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本章前面曾提到过，从稻田释放到大气中的甲烷可能在人类历史的极早期就造成了温室气体和全球变暖，但还没有证据表明新石器时代从事农耕的人们曾经大范围改变过中国当地的环境。农人居住的村落一般只有数百人，最大的也就1 000～1 500人，村落占地不过四个橄榄球场那么大。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有多少这样的村落点缀在中国北方的土地上呢？这很难估计，不过一千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2000年，村落的数目可能已达到了1 000个。[6]不管这些新石器时代农业村落是大是小，或者它们的数目达到多少，它们都确确实实是人类开始脱离周围环境的标志。这些人不再生活在林间和依靠狩猎采集来为生——他们或者住在稀树草原上的村落里，或者通过清除森林来给自己还有农田和驯养的牲畜腾出空地，但也因此而使他们的庄稼更容易成为被征用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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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i Liu，TheChineseNeolithic：TrajectoriestoEarlyStates（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27-31.中译本见刘莉：《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刘星灿等译，文物出版社，2007，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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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bid.，186.并可同时参阅第31、193、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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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bid.，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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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ark Edward Lewis，TheFloodMythsofEarlyChina（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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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转引自Bray，Agriculture，97。译者注：《齐民要术》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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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宋镇豪《夏商人口初探》（《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数据推导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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