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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Ursula Marius Franklin，“On Bronze and Other Metals in Early China，”in The OriginsofChineseCivilization，ed.Keightley，279-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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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个有用的探讨和地图可参见Barnes，TheRiseofCivilizationinEastAsia，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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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hang，ShangCivilization，152.中译本见张光直：《商文明》，第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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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Bagley，“Shang Archeology，”13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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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agley，“Shang Archeology，”15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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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关于二里头文化的描述和出土的早期青铜器照片，参见Lu Liancheng and Yan Wenming，“Society during the Three Dynasties，”in TheFormationofChineseCivilization：AnArcheologicalPerspective，ed.Sarah Allen（New Haven，CT and London，UK：Yale University Press，2005），144-150。中译本见张光直、徐苹芳等《中国文明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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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Bagley，“Shang Archeology，”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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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Wheatley，ThePivotoftheFourQuarters，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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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Chang，ShangCivilization，248.中译本见张光直：《商文明》，第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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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吉德炜（David N.Keightley）在他的书中翻译了大量甲骨文，参见TheAncestralLandscape：Time，Space，andCommunityinLateShangChina（ca.1200-1045 B.C.）（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2000）。甲骨文首次发现是在1899年。最近在山东省济南市附近又发现了4块甲骨，详情参见“China Unearthed Shang Oracle Bones Again，104 Years after the First Discovery，”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200304/09。译者注：此处所指即大辛庄遗址，在2003年的发掘中发现甲骨文，该遗址是迄今发现的商代中期向东推进最远的据点，按其规格，应为商的一处重要都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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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Keightley，TheAncestralLandscape，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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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Katherine Brunson，Xin Zhao，Nu He，Xiangming Dai，Antonia Rodrigues，and Dongya Yang，“Ancient DNA Reveals the Presence of Aurochs Oracle Bones and Wild Water Buffalo in Ancient China ca.1900 cal B.C.Alongside Domestic Cattle，”JournalofArchaeologicalScience（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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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转引自K.C.Chang，ed.，FoodinChineseCulture：Anthropologicaland HistoricalPerspectives（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7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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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E.N.Anderson，TheFoodofChina（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88），20.中译本见尤金·N.安德森：《中国食物》，马孆、刘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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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Patricia Ebrey，TheCambridgeIllustratedHistoryofChina（Cambridge，UK and New York，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25-27.中译本见伊佩霞：《剑桥插图中国史》，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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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Chang，ShangCivilization，148-149.中译本见张光直：《商文明》，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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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David Keightley，“The Late Shang State：When，Where，and What，”in The OriginsofChineseCivilization，ed.Keightley，538-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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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Magnus Fiskesjö，“On the‘Raw’and the‘Cooked’Barbarians of Imperial China，”InnerAsia 1（1999）：139-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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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六节 环境的变迁，公元前1500—公元前1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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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周的征服与建国放在下一章，在这里我想总结一下我们对公元前1500—公元前1000年的环境变化过程都有哪些了解。大多数情况下，我不得不从确切已知的信息中向外延伸做一些推测，因为关于这个问题几乎没有直接的证据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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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商朝聚落（包括城市和村落）范围北部和西部的边界恰好与今天气候条件下20英寸降雨量的地区边界一致。如前所述，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气候相较于现在更加温暖和湿润，因此这个区域每年的降水量很可能比现在要多。无论具体数字是多少，20英寸雨量线以西和以北的地区都是不适于农耕的草原和沙漠，草地或许可以用来放养山羊、绵羊和马——但没有证据显示周人或商人曾经在这里这样做过，不过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的，其他人群确实开发了这个生态系统。商人定居的南部界线恰在长江以南不远。我们能够确定的是，商文明当时所辖的土地从以橡树为主的落叶阔叶林，向南一直延伸到混合了落叶林和亚热带森林的长江流域，商人也逐渐成为从这些森林生态系统中开发资源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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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人们是以在森林中开荒而突破了他们与环境之间固有关系的话，商人则是用修筑城墙来标记他们与乡野和森林的清晰界线。他们都城的人口通常都有几十万，以公元前1200年的安阳为例，人口达到23万，大部分都是工匠或其他劳动者。而安阳并不是商唯一的城市。有多达700个地方都拥有自己的地名，很可能这些都曾是城墙围起的前哨站点，由那些有族系姓氏的贵族镇守。我们不清楚这类地方的确切数目，不过后来的文献显示有数百个。由于这些“方国”都没有在与商及后来周的竞争中胜出，我们对它们的社会组织形式或人口规模等都知之甚少。不过总的来说，当时可能共有400万～500万人口居住在华北平原的各处地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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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养活如此规模的人口需要多大面积的农田呢？它应该是由农业产量（给定种子数能获得的收成）、狩猎获取的食物数和农业技术所决定的。在本章所涵盖的这上千年中，上述这些因素都出现了变化，农业生产变得更为高效——当然很可能还是比不上后来的情况，公元前1世纪的一篇文献大致反映了当时的农业发展水平，其中给出的北方特别是黄土区域的稷产量比这个时候要高很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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