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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的农人也养牛（如前述这也是粪肥的一个来源），用木制或石制的犁开垦土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青铜制的犁，不过有朝一日如有出土，农史学家白馥兰也丝毫不会感到意外。白馥兰认为，即使完全没有金属的犁，以商朝当时在新石器世界遥遥领先的农业技术，它的农人要供养一个统治集团、军队和工匠组成的非农人群也是绰绰有余的。已有证据显示青铜曾被制成包括镰刀在内的多种农具，白馥兰认为所有这些技术也推动了农业的扩张和人口的增长。[3]犁和肥料的使用也意味着定居农业的产生，在同一块土地上连续耕作数年的方式取代了刀耕火种。此外，定居也有助于统治集团监视农人，以防他们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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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实际用于清理土地和耕作的工具是木制或石制的，例如被称为耒的木制锹，还有石斧，因此张光直认为农业中最重要的投入是受制于王命的非自由劳动力，他们才是改变华北平原环境的最重要原因。有一条甲骨文是这样记载的：“（王）大令众人曰：协田，其受年。”[4]根据另一位中国史学家的观点，这里的众人“是农夫，是当兵打仗的人。他们……经常处于卑下的地位，与奴隶主贵族相对立。他们对于土地没有所有权……被牢固地束缚在农业共同体中，受奴隶主统治者的支配当兵、纳贡、服徭役。当兵被俘要变成奴隶，不当兵不卖命要一家人（父母妻子）立即变成奴隶。他们的生命财产都掌握在王和贵族手中，他们实质上是王和贵族的工具和财富”[5]。我们将在随后几章中看到，从此以后，中国的政府在驱动经济发展和环境变化中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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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商晚期（约公元前1100年）（北方）人口达到400万～500万，粮食产量达到每亩约一石，那么意味着中国北方应有约4 000～5 000平方英里的橡树森林被清除（若是连续的一片，那么边长为60～70英里）。我们前面已经看到，这样清理出的土地通常会位于森林中间以便于狩猎活动的开展。当然，在安阳、郑州、洛阳周边这些人口密集的都城周围，乡野的土地基本都被清理用作农田了，而其他一些定居点周围的森林则是被一块块清理的。不过，如果从空中俯瞰此时的中国北方，大部分仍然是茂密的森林，只是中间有一些小块的农田。这个景象在一篇甲骨卜辞关于“农”字的图画中得到了佐证，伊懋可形容其显示了“树木之中的持续活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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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还为了夺取农田而与邻国开战。另一位历史学者这样描述道：“殷王国到其他方国去开荒种田，这种事有些奇怪，但也不难理解。古代的许多方国，经济生活不一样，社会发展不平衡，农业的先进国人口增多了，有了开垦的要求，四处找荒地，把邻近的猎区和牧区变成农田。这在古代有个词叫‘寄田’。……所谓‘寄田’就是到旁国种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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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早在三千年以前，中国人已经对当地环境施予了显著的影响，也可能影响到了当时的全球气候模式。农耕在古代中国开创了“文化”与“自然”之间的新界线，并且事实上也是人类与自然互动的新阵线。成熟的稷（或是南方稻）吸引了各种昆虫，有些还能用各种方法驱赶，而大一点的动物例如鹿和野猪，则会破坏大片的庄稼，甚至让一个村落损失大量的谷物。很有可能庄稼的存在让农田边缘森林的鹿和猪数量增加，而它们同样也是虎喜欢的猎物，因此很有可能虎会向这些新的猎物增加地区迁移。我们对商人的民间信仰知之甚少，不清楚他们是否认为虎能够减少鹿和猪的数量，或者对他们也是一个威胁，或者两者兼有。但是虎和象的形象确实出现在了青铜器上，其中最著名的很可能就来自妇好墓。[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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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也生活在中国北方的森林中。还有犀牛，它们喜欢栖息地里有每天可以洗澡的池塘。这三种动物都体形硕大、强健有力，同时也相当危险，不太像是村人捕猎的对象。不过商王室确实有狩猎活动，不仅猎鹿来供应肉食，也猎杀虎、犀牛和象。这三种动物当然能提供肉和其他的美食，但我们可以想象猎杀它们也起到了彰显统治者军事力量的作用，通过展现将野兽赶跑（或至少阻止它们来犯）的能力还可以在民众中建立起统治的威望。王室狩猎大量猎杀周围森林中野生动物的情况也得到了甲骨卜辞的证实，有条卜辞记载，一次狩猎捕获了348头麋鹿。[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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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直认为圈养家畜才是王室餐桌上肉食更主要的来源。狗、黄牛、水牛、羊、马和猪的遗骨或被挖掘出土，或在甲骨卜辞中被提到。“在仪式中使用的牛数量相当惊人：一次用了1 000头，一次500头，一次400头，三次300头，九次100头，另外还有更多的记录……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一些牛群规模大小的端倪。”张光直同时提到，麋鹿虽然不能圈养，但很可能将它们围在一个很大的苑囿里，以方便随时取用肉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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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与战车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两个角度去看待早期中国的土地清理问题。首先，商朝的甲骨文中将黄河简称为“河”，我们已经知道黄河的黄色来源于黄土沉积层遭侵蚀产生的淤泥，黄土沉积层大部分被前述的橡树林所覆盖。刘莉认为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增加了公元前第三个千年里黄河淤泥的数量，从而使得河水泛滥、黄河改道，同样的情况在商朝也发生过，只不过没有引起黄河改道而已。一千年以后的汉朝才首次将黄河命名为“黄”河，在那时土地清理和随后的侵蚀已经向黄河输送了大量淤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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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战车需要大片的开阔空间才能起到作用。事实上，大部分研究商朝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都认为战车并不用在战场上，而很可能是在军官或王室成员监察战事准备工作和进展时用来载乘他们的。战车体积相当大，车轴长度最长可达9英尺，需要多匹马来牵拉。根据巴格利的分析，战车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在华北平原突然出现，意味着这里已有来自中亚的马和熟练的驭手。这也意味着商与西北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已经有了规律的（即使不是友好的）往来，通过他们来提供马和熟练的驭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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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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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生物都需要能量来生长和繁殖。有一些生物能通过地热或化学反应传送的能量来维持生命，除此之外地球上大部分生物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依靠太阳提供能量。植物通过日照生成叶绿素和其他物质，有些动物以植物为食，另一些动物则以食草动物为食，而死去的有机体则被微生物降解，释放出的矿物质在土壤中重新提供给植物作为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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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大部分的历史，亦即本书涉及的大部分时段中，人们都是从每年周期性的日照能量中获取一部分来供给自身所需。耕种得到的食物消化后，产生能量供给肌肉运动而产生热量，有时这就足够保持体温了。衣物和遮蔽物也为御寒提供了保护，但要熬过华北平原的冬季还是不够的。人们需要火来取暖，而烧火需要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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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商朝和中国北方的早期居民而言，幸运的是，这个地区所覆盖的主要是以橡树和榆树为主的落叶硬木林。我们在本章中也已看到，大部分商朝的农田都是由森林砍伐清理得到的。使用的方法是一棵一棵地清除，而非焚烧整片的森林。如果焚烧森林，不仅危险，还会浪费大量可用作燃料的木材。商朝人单棵伐树的方式可能不仅出于自我保护，还有对燃料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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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时期400万～500万的人口每年需要多少木材作为燃料，以及为此要砍伐多少树木，目前还停留在猜测阶段。商王室只占了人口的一小部分，他们自然也会燃木来取暖。不仅青铜工业需要大量的木材，在巨大的青铜器皿内烹煮食物同样需要燃烧很多木料。那么普通民众的情况又是如何的呢？我们一无所知，我们甚至不确定他们是居住在单独的住所里还是群居在较大的房舍中。用来煮制食物的灶台很多就砌在屋内，这样在冬天可以借此取暖。在过去的一千年里，当华北平原的森林已经消失，取暖用的燃料木材日益短缺时，这里的村民在建房时会在屋内的灶火上用砖砌起一个平台，称为炕，到了夜晚就是一家人温暖的床。在三千五百年前也会有类似的设计吗？就像中国的稻田向大气中排放甲烷一样，中国北方为获取耕地而进行的森林砍伐也会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气候学者威廉·拉迪曼认为，自从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以来，这里乃至整个北半球的人类一直在加剧全球变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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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史学家现在越来越倾向于将能量的储存和使用方式作为界定社会和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能量用于劳作，因此越多的能量开发和越有效的使用，就能产生越多的劳作量，于是也就能够实现更多的财富和权力。[12]对商这样的农业社会来说，储存能量以备未来之需永远是一个问题。谷物最多储存几年就会腐烂，树木虽然能存在上百年甚至更长，但砍伐树木也需要消耗人体的能量。显然，日照驱动的农业能量机制中更有效的储存方式还是人和动物。J.R.麦克尼尔称这种工业化之前的能量机制为“肉体能源模式”，因为其运作方式需要依靠人类和动物的肌肉运动。那么，对于这些国家来说，越多的人力受统治者驱使，也就意味着有越多的能量用以抵御外敌或用作其他用途。而对于平民来说，从事农作的耕畜和其他禽畜也是能量的储存，可以通过用它们劳作和食用它们来完成能量向人体的传递。[13]对于这种日照驱动的肉体能源模式来说，到达地表被植物吸收的日照能量的变化对于生存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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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大量的殷商卜辞都是关于农业和年收成的预测也就毫不奇怪了。根据吉德炜的说法，从春季一直到晚秋，“王和占卜师们会持续而迫切地进行一系列旨在保护和维持谷物茁壮成长并保证其采收和储藏安全的祈祷、预测和仪式”。他们担心或早或晚出现的致命的霜冻、干旱、蝗灾、风和雨——更不用说还有敌人的攻击——“一场丰收意味着王朝的持久，也证明了权力的合法性。这是农夫、占卜师和王共同努力的结果。当储存的谷物减少、变陈，以及无情的季节周期再次来袭时，这些仪式、焦虑和最后的胜利又将年复一年地上演”[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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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存在这些对收成的威胁，吉德炜认为，商朝实际上还是经历了一个“相当仁慈的气候以及富饶的环境……给予了人类对自然和生存条件普遍的乐观情绪，这些也构成了早期中国宗教、传说和哲学的特点”[15]。不过与现代社会十分相似的是，商朝人也将他们对自然世界的假设建立在气候稳定的基础上，并对气候变化可能会引起整个社会系统的震荡毫无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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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的变化与商朝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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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时代的商朝气候比现在要潮湿和温暖——温度可能要高出5～8华氏度。华北平原上的降雨也比现在的频率更高，使得这里的农业条件更为有利。甚至有些卜辞描述安阳地区一年内可以成熟一季稷再加一季稻。但是，当生活方式完全建立在气候不变的前提下时，一旦气候发生变化，问题就来了。商在约公元前1100年时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气候学家尚未知晓其中的确切原因。就在商迁都安阳后不久，气候突然变得寒冷而干燥，令商王面临很多棘手的问题，并很有可能加速了商在周的攻击下于公元前1046年左右的瓦解。寒冷的气候缩短了作物的生长期，并在播种和采收的季节带来致命的霜冻，这些都会令粮食减产。一些地区颗粒无收，不仅让当地村民粮食短缺，更重要的是还将使统治集团、士兵和工匠面临饥荒。粮食短缺还会引起生育率下降，人口随之减少，大量村民逃往森林或邻近国家，这也就意味着可供商王室驱使的军事力量和劳动力大幅下降。毋庸置疑，这时的商王会更频繁地占卜问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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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寒冷的气候会影响这里的所有国家而不仅仅是商的农业。事实上，邻国周由于地处更西且海拔更高的地方，相比环境舒适的商而言，它所受的影响可能更大。有可能是农业的减产使得周更好战，对商更加垂涎而动武吗？又或者周在社会或农业方面有了突破和创新，使得它在气候变冷的条件下仍然保持了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的稳定？同样，我们对此还是一无所知，后来的周朝文献中也没有提供这方面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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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的记载只告诉我们商为何灭亡而周是如何取得胜利的：末代商王暴戾残酷，而周王则仁慈善良。用周的说法，这种基于道德的合法性可以描述为“天命”：上天命王来管理天下，天下意指宇宙、自然和人类事务，只要王履行他的职责，他的王权就可以保留。如果扰乱了天下，例如末代商王的暴戾统治，使得他治下的人民生活困苦并纷纷逃亡，那么上天就会收回成命，另觅人选——这就是周。只要周能够保持天下的秩序，就能尽可能长久地将王权留在自己手中，并很可能将气候变冷归咎于商的道德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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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受命于天的说法将它与商置于相互竞争的地位，但为何如此我们并不清楚。周的记载将我们现在知道与商交战过的其他国家全部抹去了，尽管周意图阻断记忆和重构历史，事实则是战争主导了当时的整个中国：备战，参战，然后再备战。从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我们称之为方国间战争的状态构成了这些方国和人民的日常生活。这个事实对理解上古时期中国的环境变化过程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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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镇豪：《夏商人口初探》，《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亦可参见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第216-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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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转引自Bray，Agriculture，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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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ray，Agriculture，159-161.根据白馥兰的记述，在东京地区（今越南北部）出土了青铜制的犁，而时间上与商是同时代的，并且当时这些国家之间是有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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