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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Bagley，“Shang Archeology，”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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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Wheatley，ThePivotoftheFourQuarters，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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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Chang，ShangCivilization，248.中译本见张光直：《商文明》，第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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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吉德炜（David N.Keightley）在他的书中翻译了大量甲骨文，参见TheAncestralLandscape：Time，Space，andCommunityinLateShangChina（ca.1200-1045 B.C.）（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2000）。甲骨文首次发现是在1899年。最近在山东省济南市附近又发现了4块甲骨，详情参见“China Unearthed Shang Oracle Bones Again，104 Years after the First Discovery，”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200304/09。译者注：此处所指即大辛庄遗址，在2003年的发掘中发现甲骨文，该遗址是迄今发现的商代中期向东推进最远的据点，按其规格，应为商的一处重要都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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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Keightley，TheAncestralLandscape，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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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Katherine Brunson，Xin Zhao，Nu He，Xiangming Dai，Antonia Rodrigues，and Dongya Yang，“Ancient DNA Reveals the Presence of Aurochs Oracle Bones and Wild Water Buffalo in Ancient China ca.1900 cal B.C.Alongside Domestic Cattle，”JournalofArchaeologicalScience（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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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转引自K.C.Chang，ed.，FoodinChineseCulture：Anthropologicaland HistoricalPerspectives（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7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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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E.N.Anderson，TheFoodofChina（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88），20.中译本见尤金·N.安德森：《中国食物》，马孆、刘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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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Patricia Ebrey，TheCambridgeIllustratedHistoryofChina（Cambridge，UK and New York，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25-27.中译本见伊佩霞：《剑桥插图中国史》，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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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Chang，ShangCivilization，148-149.中译本见张光直：《商文明》，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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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David Keightley，“The Late Shang State：When，Where，and What，”in The OriginsofChineseCivilization，ed.Keightley，538-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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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Magnus Fiskesjö，“On the‘Raw’and the‘Cooked’Barbarians of Imperial China，”InnerAsia 1（1999）：139-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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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六节 环境的变迁，公元前1500—公元前1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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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周的征服与建国放在下一章，在这里我想总结一下我们对公元前1500—公元前1000年的环境变化过程都有哪些了解。大多数情况下，我不得不从确切已知的信息中向外延伸做一些推测，因为关于这个问题几乎没有直接的证据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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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商朝聚落（包括城市和村落）范围北部和西部的边界恰好与今天气候条件下20英寸降雨量的地区边界一致。如前所述，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气候相较于现在更加温暖和湿润，因此这个区域每年的降水量很可能比现在要多。无论具体数字是多少，20英寸雨量线以西和以北的地区都是不适于农耕的草原和沙漠，草地或许可以用来放养山羊、绵羊和马——但没有证据显示周人或商人曾经在这里这样做过，不过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的，其他人群确实开发了这个生态系统。商人定居的南部界线恰在长江以南不远。我们能够确定的是，商文明当时所辖的土地从以橡树为主的落叶阔叶林，向南一直延伸到混合了落叶林和亚热带森林的长江流域，商人也逐渐成为从这些森林生态系统中开发资源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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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人们是以在森林中开荒而突破了他们与环境之间固有关系的话，商人则是用修筑城墙来标记他们与乡野和森林的清晰界线。他们都城的人口通常都有几十万，以公元前1200年的安阳为例，人口达到23万，大部分都是工匠或其他劳动者。而安阳并不是商唯一的城市。有多达700个地方都拥有自己的地名，很可能这些都曾是城墙围起的前哨站点，由那些有族系姓氏的贵族镇守。我们不清楚这类地方的确切数目，不过后来的文献显示有数百个。由于这些“方国”都没有在与商及后来周的竞争中胜出，我们对它们的社会组织形式或人口规模等都知之甚少。不过总的来说，当时可能共有400万～500万人口居住在华北平原的各处地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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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养活如此规模的人口需要多大面积的农田呢？它应该是由农业产量（给定种子数能获得的收成）、狩猎获取的食物数和农业技术所决定的。在本章所涵盖的这上千年中，上述这些因素都出现了变化，农业生产变得更为高效——当然很可能还是比不上后来的情况，公元前1世纪的一篇文献大致反映了当时的农业发展水平，其中给出的北方特别是黄土区域的稷产量比这个时候要高很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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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的农人也养牛（如前述这也是粪肥的一个来源），用木制或石制的犁开垦土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青铜制的犁，不过有朝一日如有出土，农史学家白馥兰也丝毫不会感到意外。白馥兰认为，即使完全没有金属的犁，以商朝当时在新石器世界遥遥领先的农业技术，它的农人要供养一个统治集团、军队和工匠组成的非农人群也是绰绰有余的。已有证据显示青铜曾被制成包括镰刀在内的多种农具，白馥兰认为所有这些技术也推动了农业的扩张和人口的增长。[3]犁和肥料的使用也意味着定居农业的产生，在同一块土地上连续耕作数年的方式取代了刀耕火种。此外，定居也有助于统治集团监视农人，以防他们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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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实际用于清理土地和耕作的工具是木制或石制的，例如被称为耒的木制锹，还有石斧，因此张光直认为农业中最重要的投入是受制于王命的非自由劳动力，他们才是改变华北平原环境的最重要原因。有一条甲骨文是这样记载的：“（王）大令众人曰：协田，其受年。”[4]根据另一位中国史学家的观点，这里的众人“是农夫，是当兵打仗的人。他们……经常处于卑下的地位，与奴隶主贵族相对立。他们对于土地没有所有权……被牢固地束缚在农业共同体中，受奴隶主统治者的支配当兵、纳贡、服徭役。当兵被俘要变成奴隶，不当兵不卖命要一家人（父母妻子）立即变成奴隶。他们的生命财产都掌握在王和贵族手中，他们实质上是王和贵族的工具和财富”[5]。我们将在随后几章中看到，从此以后，中国的政府在驱动经济发展和环境变化中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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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商晚期（约公元前1100年）（北方）人口达到400万～500万，粮食产量达到每亩约一石，那么意味着中国北方应有约4 000～5 000平方英里的橡树森林被清除（若是连续的一片，那么边长为60～70英里）。我们前面已经看到，这样清理出的土地通常会位于森林中间以便于狩猎活动的开展。当然，在安阳、郑州、洛阳周边这些人口密集的都城周围，乡野的土地基本都被清理用作农田了，而其他一些定居点周围的森林则是被一块块清理的。不过，如果从空中俯瞰此时的中国北方，大部分仍然是茂密的森林，只是中间有一些小块的农田。这个景象在一篇甲骨卜辞关于“农”字的图画中得到了佐证，伊懋可形容其显示了“树木之中的持续活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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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还为了夺取农田而与邻国开战。另一位历史学者这样描述道：“殷王国到其他方国去开荒种田，这种事有些奇怪，但也不难理解。古代的许多方国，经济生活不一样，社会发展不平衡，农业的先进国人口增多了，有了开垦的要求，四处找荒地，把邻近的猎区和牧区变成农田。这在古代有个词叫‘寄田’。……所谓‘寄田’就是到旁国种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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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早在三千年以前，中国人已经对当地环境施予了显著的影响，也可能影响到了当时的全球气候模式。农耕在古代中国开创了“文化”与“自然”之间的新界线，并且事实上也是人类与自然互动的新阵线。成熟的稷（或是南方稻）吸引了各种昆虫，有些还能用各种方法驱赶，而大一点的动物例如鹿和野猪，则会破坏大片的庄稼，甚至让一个村落损失大量的谷物。很有可能庄稼的存在让农田边缘森林的鹿和猪数量增加，而它们同样也是虎喜欢的猎物，因此很有可能虎会向这些新的猎物增加地区迁移。我们对商人的民间信仰知之甚少，不清楚他们是否认为虎能够减少鹿和猪的数量，或者对他们也是一个威胁，或者两者兼有。但是虎和象的形象确实出现在了青铜器上，其中最著名的很可能就来自妇好墓。[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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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也生活在中国北方的森林中。还有犀牛，它们喜欢栖息地里有每天可以洗澡的池塘。这三种动物都体形硕大、强健有力，同时也相当危险，不太像是村人捕猎的对象。不过商王室确实有狩猎活动，不仅猎鹿来供应肉食，也猎杀虎、犀牛和象。这三种动物当然能提供肉和其他的美食，但我们可以想象猎杀它们也起到了彰显统治者军事力量的作用，通过展现将野兽赶跑（或至少阻止它们来犯）的能力还可以在民众中建立起统治的威望。王室狩猎大量猎杀周围森林中野生动物的情况也得到了甲骨卜辞的证实，有条卜辞记载，一次狩猎捕获了348头麋鹿。[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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