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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一节 国家、战争与上古时期中国的环境变迁，约公元前1000—公元前2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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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剩余催生了统治集团，它们建立城市并在其中居住，也与其他结构相似的群体发生战争。到公元前1200年，商只是中国北方诸多相互竞争的政权中的一员。因此，中国不仅是全球少数几个农业起源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少数几个最早出现战争的地区之一。[1]国家、战争和农业，显著地驱动了中国的环境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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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农业、战争与精英集团的共同作用导向了一个新的局面，促使统治者具有强烈的愿望去开发环境资源以壮大自身实力进而与敌国对抗。让我们来更精确地考察一下国家力量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人类需要能量来生存，一个群体所汲取的能量超过自身生存和再生产需要越多，这个群体——通过国家政权——所能支配的力量也就越大。在使用化石燃料之前，绝大部分的能量来源途径只有一个：植物吸收并转换太阳能，再被人类或动物食用并吸收，农业就是人类集中获取稷和稻等作物中所积累太阳能的主要方式。因此，人作为一种能量的储存器，无疑也是很好的俘获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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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世界中，扩张农业就是扩大能源供给；人类和动物本质上就是能量的储存器——就像小电池一样，如果你愿意接受的话。[2]权力即意味着控制和调配这些人类和动物能源的能力，当然这个基于太阳能的能量体制极大地限制了所有前工业时代国家的实力。对商而言，组织和利用能量的方式主要是在统治集团的直接控制下，利用非自由劳动力进行耕作、战争和毁林开荒。商非常善于调配人力来从事改变环境的活动，这促使它将增加人口和农业产出视为头等大事，也在很早的时候就给中国的森林带来了相当的压力。我们不知道具体在什么时间，这种清除森林开辟农田的行为达到了毁林（deforestation）的程度，考古学者吉娜·巴恩斯（Gina Barnes）认为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毫无疑问，新石器及之后历史时期的农业活动造成了绵延黄土地带东部和中原地区的大量森林被毁”[3]，而且还令人惊讶地向大气中释放了大量的甲烷和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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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不仅是树丛，还是一个生态系统，其中所有的生物组成了一张复杂的食物网——微生物以腐烂的有机体为食，释放出矿物质和营养物质供新的植物生长，这些植物（有些）被别的动物食用，如此类推。伐倒树木开辟农田则意味着这些非人类的“野生”物种——不受人类控制的动物的栖息地被迫缩减。我们在前述章节中看到，中国北方的森林曾是众多物种的栖息场所，包括象、虎、犀牛、种类众多的鹿、野猪、鸟类以及各种植物，所有这些动植物都需要在森林中生存。当树木被砍伐、森林被条块分割时，首当其冲受影响的是大型动物，它们的消失可以当作粗略的指标来划定环境变化的范围。例如，我们知道，到公元前1000年前后，象的活动范围从最开始遍布中国（包括华北平原）到向南退到了淮河流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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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公元前1000年时中国北方的落叶阔叶林已经消失，有些言过其实，事实也并非如此。公平地来说，在上古时期的中国，农业和人口的增长、技术的发展、统治者及其观念、战争还有环境变化，所有这些因素纠缠在一起，要分清到底哪个首先出现就如同要分辨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一样困难。在此我只想说，在中国，一个经济、社会、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复合体在公元前1000年就已发展到了相当完备的程度，并作为一个持续的驱动力在接下来的三千年中不断地改变着中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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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所关注的历史时段为约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300年，在这个时段内，了解中国的政权及其行为对理解上古时期的环境变化非常重要。当然，在任何跨越了长达一千三百年的时段内，事物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此一时段始于周征服商，在整个中国北方建立了政权，同时向东方和南方扩张领土。几代过后，周的统治开始瓦解，各诸侯国纷纷独立，从而形成了数百个小国家，它们之间时而发生战争。这些战争导致了不断的吞并，最后剩下更大、实力更强的地方政权在相互争夺。到公元前250年，诸侯国之一的秦开始着手征服其他国家和统一天下，并在公元前221年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帝国。虽然秦祚不长，但其后的汉朝承继了秦的诸多革新，因此我们可以将秦和汉统称为中国的“早期帝国”，其后政权更迭直至公元317年（西晋灭亡），游牧民族入侵终结了（当时）任何再次统一天下的希望。秦汉时期对于中国历史来说如此重要，英语中“China”即来源于秦（发音“chin”），而之后的中国人则自称为“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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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另一个重要之处在于，秦汉所创立的农业帝国模式成为随后两千年中绝大部分中国王朝组建国家的方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我们将看到，中国农业帝国模式的一个特征就是，家庭式农业通过与货币化的市场经济相连接的税收和劳动力，构成了中央集权制官僚政府的基础。[5]这看似很简单，而实际上，这种经由市场联系的中央政权和农业家庭相结合的方式，成为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形式，同时也造就了中国改造自然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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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时期内，由两个完全不同的生态环境，以及身处其中并学会在各自生态系统中开发能源资源的人们之间建立的互动关系，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动态过程之一。到目前为止我们关注的焦点还仅限于农业何以产生于中国北方和南方的环境中，利用突变的植物和其他自然资源为人类维持一个安定的生活方式。而西面和北面的草原地带对人们来说则不是那么热情好客。越往西和北，季风带来的降水越少，气候越发干燥，覆盖地表的草丛也越发稀疏，渐次变为半干旱沙漠和完全的沙漠。在中国人尝试发展农业和组建农业社会的同时，其他人群也正在草原上学习如何开发资源维持生计和组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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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上的游牧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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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起始部分的主题将不再继续关注农业以及它如何影响中国环境，而将目光投向更远的北方和西北方广袤的草原，考察那里的人和环境。这片欧亚大草原自中国的东北地区绵延向西直至匈牙利平原。乍看之下好像有些奇怪，因为它的范围似乎超出了中国环境史探讨的地域界线，但又是必要的，不仅因为中国涵盖了这片草原东部的部分，更重要的是这片草原和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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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中国北部和中部提供了稷、稻农业出现的特殊环境，广袤的欧亚草原同样为人类提供了完全不同的适应条件：成为驰骋于中亚马背上的游牧民。马约在公元前4000年被驯化、放牧，此后不久即有证据显示人们已开始骑马（为了放牧）。有了这项技术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突袭劫掠，不过马上箭术和军事化游牧则很可能要等到铁器时代和复合短弓发明之后，也就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才会出现。在公元前第四个千年，骑马的牧民就已赶着他们的羊群和马群，从黑海以北的乌克兰穿过欧亚大草原向东迁徙至阿尔泰山脉，并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进入了塔里木盆地北部的绿洲。[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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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曾这样评价游牧民族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意义：“虽然在人数上相对较少，并且看起来似乎连基本的国家组织也很缺乏，他们还是在超过两千五百年的历史中设法建立起了伟大的帝国，持续威慑并时而征服那些位于中国北方、伊朗、阿富汗还有东欧的强大的定居王国。”[7]匈奴王阿提拉和成吉思汗只是为欧洲和中国熟知的最为著名的两位，而事实上成功的游牧帝国还有很多。由于它们在与中国人共同建立起的非常重要的共生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中国历史和游牧民族历史进程中的关键驱动力之一——因而事实上也成为中国环境史的一部分——所以，我们需要来考察一下游牧民族产生的环境及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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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大草原的北边以俄罗斯和西伯利亚的茂密森林、沼泽和苔原为界，南部则止于中亚和中国的农业文明，从西端的黑海一直延伸至东端的中国东北地区，其间被阿尔泰山脉、帕米尔高原和天山阻隔分为东西两部分：西边这部分为俄罗斯和哈萨克草原，几乎与海平面等高，与东欧和近东地区接壤；东边这部分则位于蒙古高原，海拔约4 000英尺，进入中国境内。[8]“在历史上，骑马的游牧民族占领了这片草原和高山牧场……（这里有）青草覆盖的起伏平原、灌木林地以及山峦穿插其中的半干旱沙漠。”[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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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人类的肠胃无法直接消化青草，也因为每年稀少的降水使得这里无法发展农业，数千年来欧亚大草原成了人类聚落触角扩张的巨大屏障，从而也将这块广袤土地和生态系统留给了食草的动物们。事实上，在这片草原上生活的动物数量庞大并且种类繁多。其中最重要的是马，马的驯化在游牧生活方式的兴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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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重要的物种是蒙古野驴，它们被描述成“跑得几乎与赛马一样快……差不多一出生就能躲避主要的捕食者狼……就像其他生活在干旱区的有蹄类动物一样，蒙古野驴的适应能力相当强，在某些季节能以干草和苦咸水为生”。而人类对蒙古野驴和普氏野马（即蒙古野马）的驯化从未成功。欧亚草原上另一种原生动物是野生双峰驼，很有可能是现在驯化的双峰骆驼的祖先。高鼻羚羊同样也来自这片草原，它们能够抵御凛冽的寒风和极寒冷的天气：“它那凸出鼻子的作用就像外观一样奇特：鼻孔朝下开合，以免风雪和沙尘进入鼻腔。”这里还有一种体型庞大的鸨，重达30磅，不善于飞，而善于走。在草原上，旱獭会挖掘出连成网络的地洞，将地底的土壤推出洞穴堆成高达4英尺的土堆，由此改变了土质而让羽毛草、羊茅等草类得以生长。[10]这里的捕食者则是草原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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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草原对动物来说并非不热情好客。事实上很可能在公元前5000年前后时，欧亚草原上的马、野驴、骆驼和羚羊的种群数量即使不庞大，起码也是相当可观的。青藏高原的高山草甸上直到20世纪晚期仍有大量的有蹄类动物存在。[11]安德鲁·伊森伯格（Andrew Isenberg）估计，1800年左右的北美洲中部草原上生活着多达3 000万头野牛。[12]由此可以想见，欧亚草原上拥有相似规模的食草动物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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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草原成群的动物自然吸引了人类的目光。人类学家认为，公元前4000年左右，在乌拉尔山以东的中亚地区，人类首次尝试了抓获和驯化马。“这里的环境为饲养动物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也适合于农业生产。”[13]马的驯化最初是用来提供食物的（尤其在寒冷的冬季），并与山羊和绵羊群一同放牧，很可能同时也开始有了骑马的行为，而到公元前3000年则可能出现了马拉货车。“马车和骑马使得一种新的、更为机动的游牧方式的出现成为可能，有了马车满载帐篷和物资，牧人可以将牧群带出河谷地带，持续数周甚至数月在主干河流之间的开阔草原上游牧。”[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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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元前2000年前后，青铜技术使得马车更为轻便，移动性能更强，因此无论在运输上还是在战场上都有用武之地。“离开了河谷的保护，他们带着大批的牧群在草原上迁徙”；到公元前1200年，战车上的游牧部族侵入了伊朗和印度[15]；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看到的，这种马车也几乎同时突然出现在中国的商朝。[16]虽然在古代中国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眼里，游牧民族只不过是野蛮人，或至多也是很落后的族群，然而它们“其实达到了一个相当复杂的经济专业化程度”[17]，并且创造了人类在这一广袤生态系统中生存的方式，利用马、牛、山羊、绵羊、骆驼转化和储存青草中的能量以备人们使用。草原上的人们以放牧为生，因此他们活动的范围就是牧区，而牧群会不停地追寻春天发芽的新鲜青草，他们就随着牧群不断迁移，所到之处也就成了游牧的地区。马和马车能让人们更为有效地适应草原生态系统，也将这些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扩展到整个欧亚大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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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马很可能在马驯化的同时，亦即公元前4000年左右就已开始了，但直到约公元前1000年，马鞍、改良的嚼子和缰绳才让游牧者能够更好地控制他们的马[18]，骑射手们原来只是有经验的猎人，当合成弓出现之后，他们就成为骑兵。“于是草原游牧民族将一个强有力的移动军事体与一个移动经济体结合起来，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迅速取代了那些半游牧的和沿河流农业定居的人群，甚至开始威胁周围的定居文明……为了在中亚草原上更有效地生存，来自中国边境的农人，来自西伯利亚的森林猎人，还有其他草原上的定居人群最后都采用了完全的游牧方式。”[19]换句话说，游牧的生活方式在这个尚未开发的生态系统中是如此成功，使得来自不同地区、操不同语言、拥有不同文化的人们最终都选择了这一方式，并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通用的横跨整个欧亚大陆的草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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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生活也以年度周期为基础，在这个周期当中，牧人赶着他们的羊群、牛群、骆驼群，当然还有马群辗转于各个牧场。这样的转场有时是水平方向的，牧群跟随发芽的新草从南部平原转移到北部；有时则是垂直方向的，由春入夏时，牧人需要将牧群从河谷赶到山上。无论哪一种，牧人都需要跟随季节迁移，他们因此开发出了一种便携式居所，称为穹庐（蒙古包，也称吉尔，gir），可以一年四季跟随他们在固定的营地和牧场中流转。如果一切顺利，牧群会在秋季长得膘肥体壮，可以挺过寒冷的冬季或供宰杀。[20]气候变化也影响了草原上游牧民族的活动。更温暖、更湿润的天气会让草更加茂盛，牧民的牧群规模因此也会更大，而更冷、更干燥的条件会迫使他们为牧群去寻找更好的饲料。无论气候条件改善或恶化都有可能使牧民南迁，与定居的中国农民接触。[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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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民族给草原环境带来了多少影响我们无从知晓，不过某些部分还是可以估计一下的。牧群所需的青草也是其他野生动物的食粮，因此野生动物的数量会因这些驯化的羊群和马群而有相当规模地减少。这些牧群对草原的踩踏是否破坏了旱獭的生存环境，并干扰了它们对改变草原土质的作用？牧群迁移时一路留下的粪便是否让不同种类的青草从一个地方移植到另一个地方？这些粪便是否改良了牧群的草场，又或者更利于牧草而不利于本地物种的生长？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都无法得到，但可以肯定的是，游牧民族肯定不是简单地穿梭于草原生态系统之中而没有通过任何未知但实质性的方式对环境造成任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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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马在牧群中傲视群英，但通常山羊和绵羊才是牧群中数量最多的物种，并且也是游牧民主要的食物来源。这两种动物的繁殖速度比马或牛要快，草原上所有植物几乎都是它们的食物；它们活着的时候提供羊毛和奶——宰杀后还能提供肉和皮。牧群中所有动物的奶都能酿成奶酒，而羊毛则用来制成毛毡，做成遮风御寒的衣物或者蒙古包上的覆盖物。总之，牧群中的动物将草原提供的能量转化成了人类可以使用的物质。如果没有这些重要的联系，人类在草原上的生活将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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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游牧的生活方式，人类在欧亚大草原上安顿了下来，到约两千年前人数很可能已达到了100万。最小的社会群体可能就是跟随着自己的牧群辗转于世代流传的牧场之间的一个个家庭。在冬季，较大的营帐主要由男性成员占据，不过女性在其中也仍然有自己的位置以及很大的活动空间。这些游牧民的群体通常以家族为单位——除非，像下面我们将会看到的，当与外界其他游牧民或者汉人这样的定居社会发生关系时，催生出类似部族或同盟这样的泛游牧组织。[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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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广义政治组织产生的原因之一是，游牧方式在满足基本需求之外能产出的剩余并不多，因此几乎没有给统治集团形成留出多少空间。不过我们的确知道游牧民族发展出了一个武士精英阶层，从中选出他们的领袖（汉人称为单于），其他人都追随他。所有男性的游牧民（有时也包括女性）只要接到命令就要立即成为战士，因为突袭其他部落或农业社会会带来战利品，并由领袖分配给他的追随者。[23]“草原王国的统治者……并不打算从他们的游牧所获中抽取资源以支持其统治，而恰恰相反，他们利用追随者集合的军事力量去外面抢掠，得来的物资不单用来维持帝国的统治，还会用来安抚那些有可能叛逃的部落。”[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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