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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生活也以年度周期为基础，在这个周期当中，牧人赶着他们的羊群、牛群、骆驼群，当然还有马群辗转于各个牧场。这样的转场有时是水平方向的，牧群跟随发芽的新草从南部平原转移到北部；有时则是垂直方向的，由春入夏时，牧人需要将牧群从河谷赶到山上。无论哪一种，牧人都需要跟随季节迁移，他们因此开发出了一种便携式居所，称为穹庐（蒙古包，也称吉尔，gir），可以一年四季跟随他们在固定的营地和牧场中流转。如果一切顺利，牧群会在秋季长得膘肥体壮，可以挺过寒冷的冬季或供宰杀。[20]气候变化也影响了草原上游牧民族的活动。更温暖、更湿润的天气会让草更加茂盛，牧民的牧群规模因此也会更大，而更冷、更干燥的条件会迫使他们为牧群去寻找更好的饲料。无论气候条件改善或恶化都有可能使牧民南迁，与定居的中国农民接触。[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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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民族给草原环境带来了多少影响我们无从知晓，不过某些部分还是可以估计一下的。牧群所需的青草也是其他野生动物的食粮，因此野生动物的数量会因这些驯化的羊群和马群而有相当规模地减少。这些牧群对草原的踩踏是否破坏了旱獭的生存环境，并干扰了它们对改变草原土质的作用？牧群迁移时一路留下的粪便是否让不同种类的青草从一个地方移植到另一个地方？这些粪便是否改良了牧群的草场，又或者更利于牧草而不利于本地物种的生长？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都无法得到，但可以肯定的是，游牧民族肯定不是简单地穿梭于草原生态系统之中而没有通过任何未知但实质性的方式对环境造成任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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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马在牧群中傲视群英，但通常山羊和绵羊才是牧群中数量最多的物种，并且也是游牧民主要的食物来源。这两种动物的繁殖速度比马或牛要快，草原上所有植物几乎都是它们的食物；它们活着的时候提供羊毛和奶——宰杀后还能提供肉和皮。牧群中所有动物的奶都能酿成奶酒，而羊毛则用来制成毛毡，做成遮风御寒的衣物或者蒙古包上的覆盖物。总之，牧群中的动物将草原提供的能量转化成了人类可以使用的物质。如果没有这些重要的联系，人类在草原上的生活将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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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游牧的生活方式，人类在欧亚大草原上安顿了下来，到约两千年前人数很可能已达到了100万。最小的社会群体可能就是跟随着自己的牧群辗转于世代流传的牧场之间的一个个家庭。在冬季，较大的营帐主要由男性成员占据，不过女性在其中也仍然有自己的位置以及很大的活动空间。这些游牧民的群体通常以家族为单位——除非，像下面我们将会看到的，当与外界其他游牧民或者汉人这样的定居社会发生关系时，催生出类似部族或同盟这样的泛游牧组织。[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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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广义政治组织产生的原因之一是，游牧方式在满足基本需求之外能产出的剩余并不多，因此几乎没有给统治集团形成留出多少空间。不过我们的确知道游牧民族发展出了一个武士精英阶层，从中选出他们的领袖（汉人称为单于），其他人都追随他。所有男性的游牧民（有时也包括女性）只要接到命令就要立即成为战士，因为突袭其他部落或农业社会会带来战利品，并由领袖分配给他的追随者。[23]“草原王国的统治者……并不打算从他们的游牧所获中抽取资源以支持其统治，而恰恰相反，他们利用追随者集合的军事力量去外面抢掠，得来的物资不单用来维持帝国的统治，还会用来安抚那些有可能叛逃的部落。”[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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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民通过这样的方式进入“历史”：那些被他们袭击的人，例如伊朗人或中国人，他们拥有文字，并将这些袭击者写入了史册。对华北平原的中国人来说，这样的接触往来直到约公元前500年的战国时期才开始，本章稍后将会讨论到这一时期。由于所有关于游牧民族的记录都来自受到他们威胁的人群，例如汉人，这些记录也就会反映出这些“文明人”对他们世界内部和周围其他人群的看法。而实际上，游牧民族对中国人来说远不是“戎狄”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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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非周室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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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中原人自称为夏或华，认为他们的住地处于中原（中国），围绕着他们周边生活的族群，无论是已知的还是想象中的，都不如他们“文明”，于是这些人群就只是各种“野蛮人”。北方的统称为“狄”，南方的统称为“蛮”，东方的都是“夷”，而西方的全为“戎”。在这些粗略的大类当中，中原人对于攻击过他们的人还给予了其他具体的称呼。根据考古学和语言学上的证据，我们现在知道上古时期在中国的土地上，曾经生活着一大批拥有不同文化和语言的族群，其中就包括了北方的游牧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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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这些族群的名字散落在中国的典籍当中，而这些典籍总是倾向于把其他的族群都定义为“蛮夷”。这样的标签很多都出现在中国的神话作品当中，而在其他作品中它们指代的又是不同的人群——又或者，在同一个地方，生活的族群已经更换，而中国人仍然以相同的名字来称呼它们。马思中（Martin Fiskesjö）注意到，中国的“文明”其实是需要“蛮夷”来衬托和区分的，并在他的著作中举了一个宋朝（960—1279年）汉人重新发现“古苗族”的有趣例子。[25]白海思（Heather Peters）则在将可以通过考古明确辨识的古代越文化，与一些后来的族群和现代的民族（特别是傣族）联系起来时探讨了类似的问题，越人曾经生活在长江以南，也从事水稻种植，利用水牛耕田，在水边的木桩上建造他们的房屋并在脸上刺青。[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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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立本（E.G.Pulleyblank）认为，汉人称为苗和瑶的族群居住在南方从长江流域直到操泰语和越南语（孟-高棉语族）族群生活的区域。泰语族群的语言是现在泰国和老挝的官方语言，该族群在上一个千年前后迁出了中国南方（可能是被汉人排挤出去的）。其他中国南方操泰语的民族有侗族、壮族、湖南的（五）溪，可能也包括西南的仡佬族或仫佬族。[27]南岛语族的分布范围非常广，从夏威夷一直到马达加斯加，台湾岛内的一些语言也都与其相关。越人沿着东南沿海分布，他们的语言则属于孟-高棉语族，就像生活在淮河沼泽向北远至山东的夷人一样。继续向北进入河北东北部后则是貊的领地，而再往北进入东北南部和朝鲜半岛，则生活着濊貊和东胡。[28]我们现在无法一一确定，不过所有这些操不同语言具有不同文化的族群肯定在各自独特的生态环境中找到了生存的方式，有些从事农耕（定居或游耕），不过大部分还是依靠狩猎、采集、捕鱼为生。考古发现也证实了在周的境内及周围，有数量众多且各自不同的非周人部落存在。[29]当中原人巩固势力并向外扩张到这些族群的领地上时，我们会更多地关注到他们。这种扩张将这些族群放在了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中，也迫使他们在面对更强大的汉人时选择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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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的征服：拓殖地与森林，公元前1050—公元前7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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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元前1050年，中原地区众多被商蹂躏的族群开始奋起反抗。商朝经常抢掠粮食的行为无疑激起了众怒，其中尤以羌人的村落最频繁地遭到商人的突袭并被掳走用于祭祀。不过周才是反商联盟的领袖，周是生活在商以西的一个族群，领地位于渭河即将注入黄河之前的那块冲积平原上。在这个反商联盟中除了羌，还有庸、蜀、髳、微、卢、彭、濮等。[30]公元前1046年，周领导的联盟击败了商，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也就是此后享祚700多年的周朝。由于流传至今的文字史料全部来自周，因此基本上我们所能看到的都是周善良而高尚，商邪恶又暴政。其他参与伐商的族群则几乎都从这些史料中消失了，不是通过通婚而并入周，就是被周征服而灭亡。[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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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的核心区域位于渭河流域，后来被称为“关中”，意思是“四关之中”。这里就是旱地农业在中国最先发展的地方（参见前章）。到公元前1000年时，这片黄土沉积的盆地上的人们和他们驯养的动植物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天然的灌木植被，只有海拔3 000英尺以上的秦岭才有一些时段被森林覆盖。同时消失的还有野牛、马、水牛、瞪羚、几种鹿，以及可能包括犀牛和大象这些早于人类和他们的刀耕火种方式之前生存于此的动物。[32]易耕作的黄土可以年复一年地种植而无须休耕，渭河则提供了新鲜的水源，而建造房屋和取暖用的木材可以从南边的秦岭中得到。秦岭的存在还充当了一个天然的屏障，而渭河在注入黄河之前也挡住了东边来犯的通道。周在渭河的南岸建立了都城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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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控制他们新近获得的领土，周的统治者创造了一套权力下放的政治制度，有时也被描述为封建制度。周王派遣他的家族成员、战争中的盟友甚至是可以信任的商朝贵族作为诸侯国君，分别去管理那些以他们名字命名的封地。周王室则在都城周围沿着渭河为其保有相当规模的土地，称为宗周。作为受赐封地的回报，诸侯国君须向周王室效忠，在需要的时候出兵勤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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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所派遣的这些拓殖者也是改造当地环境的执行者。在受封到荒野或新近征服的土地上之后，这些诸侯随即建起城镇或要塞以宣示主权，有的又将土地分封给自己的下属，这些人则开始清除森林开辟农田，并用英雄主义和军事化的语言把这些行为写入了诗歌，将树木森林描绘成敌人，而将毁林开荒和建立城防描述成正义的行为。[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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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控制环境而付出最大努力的是在关中东面的黄河冲积平原，原本住在这一地区的族群被称为（东）夷。这里地势平坦，森林茂密，但由于黄河会定期泛滥，这里不是一个适合务农或建造城池的所在，城池都只能建在河道以南或以北的高地上。尽管如此，这片冲积平原还是相当肥沃的，只要建好堤坝防止黄河泛滥，这里就是定居的乐土。我们将会看到，在此之后，黄河堤坝的建设工作就已开始，而这也给华北平原的环境和历史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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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资料显示，在周朝初期，华北平原甚至周的核心地带渭河流域仍然存在着大片的未开垦土地。举例而言，在公元前800年左右，周的一个诸侯国郑国因某种原因要从原来的封地迁往更东面的地方，这片新的土地位于周的都城也就是宗周附近，但即使在这里，也要“斩之蓬蒿藜藋”，根据历史学者许倬云所述，“到这里定居的人们不得不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来开垦田地”[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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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看到，在周早期（约公元前750年之前），清除森林的范围已经从华北平原上商朝的核心地带向东、东北和西北扩展，这一过程自然也伴随着明显的生态变化。我们对当时位于长江流域的楚国、位于四川盆地的蜀国以及出现在南方的吴国政权都知之甚少。对于这些非周室族群的了解都只能基于考古发现，而证据显示这些族群在技术上的发达程度都不逊于周，甚至在有些方面——尤其是铁器制造上很可能比周还要先进。这些族群的社会同样等级分明，有统治集团和普通务农者。不过因为现存文字史料的关系，我们还是对周早期的社会组织方式更为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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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周虽然在一些基本观念上与商有所差异，但其社会与商非常相似。王和王室处于社会最顶端，坐镇都城统治全国，公元前770年之前的都城在宗周，后来东迁到了洛邑。被周王派遣到封地的王室成员、盟友和一些前商朝的王室也都建立了贵族体系来管理自己的领地并对周王室效忠，当周王召唤时，这些贵族必须出兵。贵族们都居住在有城墙的城市中并从这里发号施令，这些城市与都城之间有道路相连，可以通行战车和货运马车。因为青铜器具的大量铸造，我们可以推测，从商统治的年代起就有大批工匠和铸造工人生活在城市内部或周边；在王室和贵族的土地上耕作的则是受束缚程度不同的农人；几乎所有的东西——食物、衣物等等——都可以在诸侯自己的领地里生产。[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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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约公元前500年铁器得到广泛使用之前，周的农人都是用石制或木制的犁来开垦土地，有些石犁由人力拉动，另一些则要使用一组牛；此外，锄头也是开挖土地的工具之一。在极易受侵蚀的黄土地上，犁地的技术中还包括起垄，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土壤侵蚀。两种稷仍然是主要的作物，不过小麦和大麦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在不向周进贡的长江流域和中国南方地区则依旧种植着水稻。在商代，商王靠占卜来决定播种时间，而到了周时期，对历法的使用和对树木灌丛等开花时间的观察则变得常用起来，显然，这是更加准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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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馥兰曾总结认为，商和周的农业产出都是非常丰富的，能供养一个具有相当规模、不从事农业的统治集团和附属于他们的工匠群体。她同时注意到商朝时就已使用牛拉犁，“没有高产作物，甚至没有灌溉……来提高农业产量，因此商朝的农人肯定是使用了牛拉犁来耕种他们的土地。这样的做法有其经济必然性，他们对动物牵引的原理很熟悉，而用犁耕田的方法……很可能在他们的祖辈那里就已经有所了解，同样处于青铜时代的（越南）东京地区已经使用了这种技术”[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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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商类似，早期的周也拥有大片土地和相对较少的农作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诸侯为了不让手下的农人逃入森林，必然会采取各种方式来对他们进行控制。而我们将在下面看到，进入战国时期（公元前481—公元前221年）以后，情况有所改变，当农人对他们在某一位诸侯手下的前景感到不满并希望能改变命运时，他们可以逃往另一个在雇佣方面更有吸引力的国家。但在周早期，要想不再辛苦劳作供养贵族，唯一的方法只有逃进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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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人必须留在村庄里从事农业生产，因为人口的减少和粮食产量的下降对于一个诸侯国来说是灾难性的。在周朝早期诸侯国相互敌对或者还有草原劫掠者不时来犯的情况下，人口和粮食就是国家的实力，而对这些实力来源的控制对一个统治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它们关注的主题必然始终放在农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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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可供清除的森林面积减少而人口数量却在增加的情况下，土地规模和劳动力供应量的天平就发生了倾斜，防止农人从土地上逃入森林的理由也随之淡化了。这种改变的迹象很早就已出现，在公元前913年，根据一件青铜器铭文的描述，该地区未经开垦的土地已经出现了短缺，一位诸侯国君不得不从他人手中购买土地，在买方支付完成后，卖方却反悔了，由此形成了一场诉讼。一个王室的专门小组听取了这些证据后，判定这些土地已售出，将土地从卖方手中划给了提起诉讼的买方。[37]很显然这只是众多类似事件中的一件，大部分这类案件都由周的司寇来裁定。然而，当周王室的实力和影响力下降时，各地方的诸侯就开始用自己手中的军事力量来解决土地纠纷。而当旧领主被打倒，土地重新分配给新的家族后，后者的入驻又会与邻邦产生新的领土争端，继而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随着周王室的统治日渐衰落，上百个新兴的小国家崛起，对土地和资源的争夺令它们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而这些国家为备战而不断索取资源的行为也使当时的环境承受了更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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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初期的中国渐渐发展出了一种思想，认为人类应该去主宰和控制自然，这个思想在几百年后的汉朝得到了全面的阐述和落实。周用一种新的观念解释了它对商的胜利——天命，这个观念认为，上天授命于商，不仅让它来统治人间，还要求它好好地统治——维持宇宙间的秩序井然。末代的商王滥用了这种信任，周朝的史料将其描绘成了恶魔，随意残杀自己的臣民，令他们饥寒交迫。周对于自己战争胜利的解释是，上天收回了对商的成命，并将其授予了周[38]，周最终战胜商并制服了自然，由此重建了秩序。周统治者于是“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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