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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早期的记述当中有很多杜撰的成分，不过也的确展现了中国早期关于环境的信条和行动——环境是应该去开发和改变的，这些信条不仅在周初尚武时期很受推崇，对这个国家在和平与文明建设时期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也就是说，正确的自然秩序应该是由人类来主宰环境，野生动物则应被尽数驱赶。当然，虎、豹和大象对人类来说确实是危险的，尤其是在人类持续破坏它们的栖息地、让生存变得愈加艰难的时候。很显然，上古时期的中国对如何按照人类的方式改造环境的兴趣远比“天人合一”要浓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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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春秋战国和第一个帝国的创立，公元前750—公元前2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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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771年犬戎逼迫周王室东迁之后的约五百年中，中国经历了非常显著的变化，所有这些变化也都影响了中国人理解环境和与环境互动的方式。从政治方面来说，周王室对诸侯国控制力的下降促使上百个新兴国家相继建立，它们大多相互之间时有战争爆发，有时还会去联合周边非周室族群。这些战争导致了领土的兼并，到公元前400年，这个列国混战的系统中只有约20个最有实力的主要国家留存了下来。统治集团会伴随着国家的灭亡而崩溃并向社会下层流动，而具有管理国家和作战能力的人则因其军事才能而非出身地位上升。于是，关于一个国家该如何最好地利用自然资源和人力的理论以及如何构建一个理想国家的理论在此时得到了详细的阐述。国家的收入逐渐集中于对收成的课税，这导致了土地的私有化和农人家庭可以自行决定生产，于是土地和农产品市场也发展了起来。一些位于南方和东方并不属于周的国家也逐渐参与到了这场混战之中，从而把其他一些今天也成为中国一部分的地区也拉进了这一政治和军事互动区。铁器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开始出现，其使用范围很快扩展到了农业（尤其是犁）和此后的战争领域（例如大规模生产的铁剑、箭头和弩）。农业产量的提高促使人口显著增加，而战争的规模和破坏程度也随之扩大，有时投入战争的军队人数超过了十万之众。大范围的森林砍伐和环境破坏此时变得显而易见，而一些警告的声音也已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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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状况一直延续到战国之一的秦在约公元前250年发起旨在消灭所有对手的战争。秦最终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国并建立起第一个帝国，在这个帝国兴衰的过程中，影响此后中国两千年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环境的模式也逐渐定型。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从公元前750年到公元前200年的这段时间，就是一个从列国混战的体系到大一统农业帝国的转型期。在这五百多年中，有记录的战争达到1 000多次，其中大部分发生在后二百五十年中，因而将其命名为“战国”（公元前481—公元前221年）也是恰如其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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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竞争性的列国体系对这些国家的组织方式和它们与自然环境的互动方式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所有国家，包括在长江流域及以南活动的吴、楚、越等，都非常清楚，作战、备战和为战争筹款是所有这些国家日常活动的重中之重，因此这些优先事项也创造了一整套符合和熟悉战争需要的政治、社会和宗教机制。对他者的支配意味着要同时支配社会和自然环境，农业发展的主要目的就是提供更为坚实的“战争力量”。[40]国家安全的需求推动了政治概念的形成和农业的创新，当然还有人口的增加，而所有这些都被投入了战争的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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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驱动着政治革新、社会变化和对自然的侵入。为了找到一条获取农业人口财富的通道，一些无情的统治者废除了他们的贵族制度，逐渐创造出一个官僚化的体系，管理民生和军事的官员忠于国君并从国君那里直接获得任命。越来越多的国家收入来自税收，这将贵族的领地逐渐变成了私人的财产。各国之间边境的建立，使得被视为荒地的森林受到重视，统治者纷纷将其开辟为农田以招募农人；那些给出更好“待遇”的国家，包括土地所有权、个人无须考虑出身而有提升社会经济地位的可能性——比如秦、魏、韩、赵——吸引了众多的移民，并由此扩大了农业人口规模。正如许倬云所指出的，“于是，一定数量的平民成为自由的农民，为属于他们自己而非贵族领地的土地耕作”[41]。这也意味着有更多的森林变成了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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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的增长，城市的数量与规模也随之膨胀。说起来虽然有点矛盾，战国时期却是中国城市化和商业化发展的时期。齐国的城市临淄，人口达到35万～40万，其中有工匠、商人和各种服务人员。各国在国内修路，铸币，与其他国家频繁开展贸易往来。如果一个国家实力过于强大，其他国家就会联合起来与之抗衡。总而言之，这段时期的流动性相当大，一些人的社会阶层得以上升，而另一些人则出现了下降；一些人变得有钱有势，而另一些人则失去了他们的财富或政治资本。在这个混合体中，还诞生了一项强大的新技术——冶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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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的铁和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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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冶炼技术在中亚草原的发展早于中国，冶铁也是一样。[42]到公元前1000年，当青铜冶炼技术在周早期日臻精进时，铁器已经成为游牧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生活和战争的各个方面都会用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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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中国的版图内，明确的冶铁证据可追溯到公元前500年，不在中原诸国的核心区域，而在长江以南的吴国。吴国人在周征服商之前就已经居住于此，并拥有相当成熟的青铜技术，他们不仅像周人一样用青铜制作礼器，还将其打造成农具，为水稻种植中使用的木铲加上青铜的刃口，还用青铜制作收割用的镰刀和锄头，由此可见其农业发展程度至少是不逊于周的。到公元前6世纪也就是战国时期，吴国已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北方诸国也承认了它的实力。不过吴国后来被更为强大的越国征服，之后越国的领土又成为位于长江流域的楚国的核心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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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长期以来被看作青铜冶炼的副产品。历史学者华道安（Donald Wagner）推测，吴相较于周来说，等级制不那么明显，对发展农业兴趣浓厚，致力于寻找一种比青铜廉价的材料用于工具的制造。吴国人也确实做到了，到公元前500年，吴国人的墓葬中就有了铁器；而到了公元前4世纪，冶铁技术已经在长江流域广泛传播开来。[43]这种冶炼技术和铁器的高质量可能引起了北方诸国的注意，它们也开始大量制造铁器。由于北方的游牧民族和南方的吴国都拥有冶铁技术，这种技术有可能是由西部的非周室族群向南传入的，也有可能是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而当诸侯国了解了这项技术和它在战争中的用途后，冶铁也就在这些国家中得到迅速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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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在中国的分布很广，因此一旦这项技术广为人知，冶铁的作坊便很快扩散开来。矿山大多会开在森林中周围有小溪或河流经过的矿石沉积层上，冶铁场实际上更像是一个森林中的大工厂（需要木材烧成木炭供给熔炉熔炼铁矿石），它还需要溪水或河流提供水力（来鼓动风箱）。华道安估计，年产800吨生铁——这应该是这些冶铁场能达到的产能——需要约4平方英里的森林。“前工业时代冶铁业的稀缺资源，”他认为，“是木材而非矿石。”[44]于是，继人口膨胀、农业扩张和战争之后，冶铁业的出现又新增了对木材的需求和对空气中二氧化碳的排放，这对环境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到了公元1000年左右，华北平原和附近的山丘已被砍伐殆尽，再没有木炭可供炼铁之用，不过此时煤炭却适时被发现并用于相同的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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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可用来制成剑、刀、钻头、锯、弩的部件、皮带钩、头盔以及拘押奴隶用的手铐、脚镣、枷锁等，在农业方面则有锄头、铁锹、铲子，特别是犁头，很多铁匠都因此变得非常富有。无论在农业上还是战争中，铁器的使用都提高了效率，增加了产出，为各国人口增长做出了贡献，同时也扩大了军队的规模并增强了它们的破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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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铁场所需的木炭是否也加剧了森林减少还存有争议。李安敦认为：“不加选择地砍伐树木生产木炭造成的森林减少会导致严重的侵蚀，甚至永久性地改变气候。在一次汉朝发生的悲惨事故中，有100多名工匠因此而丧生。这个故事是以一个名为窦广国的少年口吻记述的，他年幼时家境贫穷，年仅四五岁（约公元前190年）就被人掳走并出卖为奴，几经转手之后最终在今河南洛阳附近的宜阳一家私人炼铁场里以烧炭为生，他和其他奴隶同伴的劳作显然已经几乎伐尽了附近山坡上的树木。一天夜里当他们都睡下后，整个山体突然垮塌，将100多人全部掩埋，唯独他侥幸逃生。”[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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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华道安则认为冶铁业并没有造成森林的减少。他指出，用来生产木炭的树木数量固然很多，但一片专用于生产木炭的森林在适当的管理和维护下，有充分的能力提供足量的木材而不会造成生态的破坏。[46]不过在本章下一部分有关资源约束的讨论清楚地表明，这样管理森林的水平在早期帝国似乎还没有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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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以及对自然资源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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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和列国体系的出现，伴随着新阶层崛起而旧阶层没落的社会快速变化，城市化所带来的人口集中和通过货币与市场获得自己并不生产的粮食和物品，以及新的冶铁技术的出现，所有这些都给自然资源带来了压力，也催生了一种新的观念，认为自然资源并不是无限的——这一全新的观念为战争中的国家以及它们对自然的索取带来了一线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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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于约公元前250年的《管子》一书中这样写道：“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故曰：‘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不通于若计者，不可使用国。”[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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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一书还对如何节俭加以细述。“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罔罟必有正。舩网不可一财而成也，非私草木，爱鱼鳖也，恶废民于生谷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泽之作者，博民于生谷也。’”[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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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管子》表达了一种意识，即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一个成功的国君应该对开发本国资源的行为做出严格的限定，以免资源枯竭。但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来说，首要问题是如何保持这个国家的实力，而不是保护环境。似乎有点矛盾的是，战国时期鲜有国家实际取得了成功，因此《管子》无疑是在众多国家失败例子的基础上对统治者提出的警告。不过，战争带来的压力相比节约资源的建议，显然更加不可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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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统治者来说，增加粮食产量从而保持和增加人口以便调遣显然是最重要的事情。因此，《管子》对如何进行成功的农作提供了很多农业和生态基础方面的信息，其中首要的就是农业历法。书中还将地下水位的高度和旱涝的可能性进行了联系，并用一整节来叙述土壤的分类（《地员》）。译者李克（Allyn Rickett）注意到，《管子》“在土壤和植物生态方面细致入微的描述独树一帜，并且毫无疑问也是这个领域当中全世界最早的著述之一”[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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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根据植被特征、地下水位高度和哪一种谷物最适宜在此生长，将土壤分为五类，并将植物品种与其特定的生长环境联系起来。例如，“山之上命之曰悬泉，其地不干，其草如茅与走，其木乃樠，凿之二尺乃至于泉。……山之侧，其草葍与蒌，其木乃品榆，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于泉”[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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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如此详尽的生态知识与巨大环境压力甚至环境破坏的同时出现，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后文将会谈到）现代环保运动也是在类似的情况下兴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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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诸侯国与非周室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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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诸国不仅相互之间争斗，还与非周室族群发生战争。周在将这些族群归类为蛮夷时，部分依据的也是这些族群的饮食喜好及方式：“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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