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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元前1050年，中原地区众多被商蹂躏的族群开始奋起反抗。商朝经常抢掠粮食的行为无疑激起了众怒，其中尤以羌人的村落最频繁地遭到商人的突袭并被掳走用于祭祀。不过周才是反商联盟的领袖，周是生活在商以西的一个族群，领地位于渭河即将注入黄河之前的那块冲积平原上。在这个反商联盟中除了羌，还有庸、蜀、髳、微、卢、彭、濮等。[30]公元前1046年，周领导的联盟击败了商，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也就是此后享祚700多年的周朝。由于流传至今的文字史料全部来自周，因此基本上我们所能看到的都是周善良而高尚，商邪恶又暴政。其他参与伐商的族群则几乎都从这些史料中消失了，不是通过通婚而并入周，就是被周征服而灭亡。[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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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的核心区域位于渭河流域，后来被称为“关中”，意思是“四关之中”。这里就是旱地农业在中国最先发展的地方（参见前章）。到公元前1000年时，这片黄土沉积的盆地上的人们和他们驯养的动植物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天然的灌木植被，只有海拔3 000英尺以上的秦岭才有一些时段被森林覆盖。同时消失的还有野牛、马、水牛、瞪羚、几种鹿，以及可能包括犀牛和大象这些早于人类和他们的刀耕火种方式之前生存于此的动物。[32]易耕作的黄土可以年复一年地种植而无须休耕，渭河则提供了新鲜的水源，而建造房屋和取暖用的木材可以从南边的秦岭中得到。秦岭的存在还充当了一个天然的屏障，而渭河在注入黄河之前也挡住了东边来犯的通道。周在渭河的南岸建立了都城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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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控制他们新近获得的领土，周的统治者创造了一套权力下放的政治制度，有时也被描述为封建制度。周王派遣他的家族成员、战争中的盟友甚至是可以信任的商朝贵族作为诸侯国君，分别去管理那些以他们名字命名的封地。周王室则在都城周围沿着渭河为其保有相当规模的土地，称为宗周。作为受赐封地的回报，诸侯国君须向周王室效忠，在需要的时候出兵勤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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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所派遣的这些拓殖者也是改造当地环境的执行者。在受封到荒野或新近征服的土地上之后，这些诸侯随即建起城镇或要塞以宣示主权，有的又将土地分封给自己的下属，这些人则开始清除森林开辟农田，并用英雄主义和军事化的语言把这些行为写入了诗歌，将树木森林描绘成敌人，而将毁林开荒和建立城防描述成正义的行为。[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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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控制环境而付出最大努力的是在关中东面的黄河冲积平原，原本住在这一地区的族群被称为（东）夷。这里地势平坦，森林茂密，但由于黄河会定期泛滥，这里不是一个适合务农或建造城池的所在，城池都只能建在河道以南或以北的高地上。尽管如此，这片冲积平原还是相当肥沃的，只要建好堤坝防止黄河泛滥，这里就是定居的乐土。我们将会看到，在此之后，黄河堤坝的建设工作就已开始，而这也给华北平原的环境和历史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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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资料显示，在周朝初期，华北平原甚至周的核心地带渭河流域仍然存在着大片的未开垦土地。举例而言，在公元前800年左右，周的一个诸侯国郑国因某种原因要从原来的封地迁往更东面的地方，这片新的土地位于周的都城也就是宗周附近，但即使在这里，也要“斩之蓬蒿藜藋”，根据历史学者许倬云所述，“到这里定居的人们不得不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来开垦田地”[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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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看到，在周早期（约公元前750年之前），清除森林的范围已经从华北平原上商朝的核心地带向东、东北和西北扩展，这一过程自然也伴随着明显的生态变化。我们对当时位于长江流域的楚国、位于四川盆地的蜀国以及出现在南方的吴国政权都知之甚少。对于这些非周室族群的了解都只能基于考古发现，而证据显示这些族群在技术上的发达程度都不逊于周，甚至在有些方面——尤其是铁器制造上很可能比周还要先进。这些族群的社会同样等级分明，有统治集团和普通务农者。不过因为现存文字史料的关系，我们还是对周早期的社会组织方式更为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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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周虽然在一些基本观念上与商有所差异，但其社会与商非常相似。王和王室处于社会最顶端，坐镇都城统治全国，公元前770年之前的都城在宗周，后来东迁到了洛邑。被周王派遣到封地的王室成员、盟友和一些前商朝的王室也都建立了贵族体系来管理自己的领地并对周王室效忠，当周王召唤时，这些贵族必须出兵。贵族们都居住在有城墙的城市中并从这里发号施令，这些城市与都城之间有道路相连，可以通行战车和货运马车。因为青铜器具的大量铸造，我们可以推测，从商统治的年代起就有大批工匠和铸造工人生活在城市内部或周边；在王室和贵族的土地上耕作的则是受束缚程度不同的农人；几乎所有的东西——食物、衣物等等——都可以在诸侯自己的领地里生产。[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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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约公元前500年铁器得到广泛使用之前，周的农人都是用石制或木制的犁来开垦土地，有些石犁由人力拉动，另一些则要使用一组牛；此外，锄头也是开挖土地的工具之一。在极易受侵蚀的黄土地上，犁地的技术中还包括起垄，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土壤侵蚀。两种稷仍然是主要的作物，不过小麦和大麦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在不向周进贡的长江流域和中国南方地区则依旧种植着水稻。在商代，商王靠占卜来决定播种时间，而到了周时期，对历法的使用和对树木灌丛等开花时间的观察则变得常用起来，显然，这是更加准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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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馥兰曾总结认为，商和周的农业产出都是非常丰富的，能供养一个具有相当规模、不从事农业的统治集团和附属于他们的工匠群体。她同时注意到商朝时就已使用牛拉犁，“没有高产作物，甚至没有灌溉……来提高农业产量，因此商朝的农人肯定是使用了牛拉犁来耕种他们的土地。这样的做法有其经济必然性，他们对动物牵引的原理很熟悉，而用犁耕田的方法……很可能在他们的祖辈那里就已经有所了解，同样处于青铜时代的（越南）东京地区已经使用了这种技术”[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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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商类似，早期的周也拥有大片土地和相对较少的农作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诸侯为了不让手下的农人逃入森林，必然会采取各种方式来对他们进行控制。而我们将在下面看到，进入战国时期（公元前481—公元前221年）以后，情况有所改变，当农人对他们在某一位诸侯手下的前景感到不满并希望能改变命运时，他们可以逃往另一个在雇佣方面更有吸引力的国家。但在周早期，要想不再辛苦劳作供养贵族，唯一的方法只有逃进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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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人必须留在村庄里从事农业生产，因为人口的减少和粮食产量的下降对于一个诸侯国来说是灾难性的。在周朝早期诸侯国相互敌对或者还有草原劫掠者不时来犯的情况下，人口和粮食就是国家的实力，而对这些实力来源的控制对一个统治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它们关注的主题必然始终放在农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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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可供清除的森林面积减少而人口数量却在增加的情况下，土地规模和劳动力供应量的天平就发生了倾斜，防止农人从土地上逃入森林的理由也随之淡化了。这种改变的迹象很早就已出现，在公元前913年，根据一件青铜器铭文的描述，该地区未经开垦的土地已经出现了短缺，一位诸侯国君不得不从他人手中购买土地，在买方支付完成后，卖方却反悔了，由此形成了一场诉讼。一个王室的专门小组听取了这些证据后，判定这些土地已售出，将土地从卖方手中划给了提起诉讼的买方。[37]很显然这只是众多类似事件中的一件，大部分这类案件都由周的司寇来裁定。然而，当周王室的实力和影响力下降时，各地方的诸侯就开始用自己手中的军事力量来解决土地纠纷。而当旧领主被打倒，土地重新分配给新的家族后，后者的入驻又会与邻邦产生新的领土争端，继而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随着周王室的统治日渐衰落，上百个新兴的小国家崛起，对土地和资源的争夺令它们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而这些国家为备战而不断索取资源的行为也使当时的环境承受了更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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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初期的中国渐渐发展出了一种思想，认为人类应该去主宰和控制自然，这个思想在几百年后的汉朝得到了全面的阐述和落实。周用一种新的观念解释了它对商的胜利——天命，这个观念认为，上天授命于商，不仅让它来统治人间，还要求它好好地统治——维持宇宙间的秩序井然。末代的商王滥用了这种信任，周朝的史料将其描绘成了恶魔，随意残杀自己的臣民，令他们饥寒交迫。周对于自己战争胜利的解释是，上天收回了对商的成命，并将其授予了周[38]，周最终战胜商并制服了自然，由此重建了秩序。周统治者于是“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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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早期的记述当中有很多杜撰的成分，不过也的确展现了中国早期关于环境的信条和行动——环境是应该去开发和改变的，这些信条不仅在周初尚武时期很受推崇，对这个国家在和平与文明建设时期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也就是说，正确的自然秩序应该是由人类来主宰环境，野生动物则应被尽数驱赶。当然，虎、豹和大象对人类来说确实是危险的，尤其是在人类持续破坏它们的栖息地、让生存变得愈加艰难的时候。很显然，上古时期的中国对如何按照人类的方式改造环境的兴趣远比“天人合一”要浓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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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春秋战国和第一个帝国的创立，公元前750—公元前2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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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771年犬戎逼迫周王室东迁之后的约五百年中，中国经历了非常显著的变化，所有这些变化也都影响了中国人理解环境和与环境互动的方式。从政治方面来说，周王室对诸侯国控制力的下降促使上百个新兴国家相继建立，它们大多相互之间时有战争爆发，有时还会去联合周边非周室族群。这些战争导致了领土的兼并，到公元前400年，这个列国混战的系统中只有约20个最有实力的主要国家留存了下来。统治集团会伴随着国家的灭亡而崩溃并向社会下层流动，而具有管理国家和作战能力的人则因其军事才能而非出身地位上升。于是，关于一个国家该如何最好地利用自然资源和人力的理论以及如何构建一个理想国家的理论在此时得到了详细的阐述。国家的收入逐渐集中于对收成的课税，这导致了土地的私有化和农人家庭可以自行决定生产，于是土地和农产品市场也发展了起来。一些位于南方和东方并不属于周的国家也逐渐参与到了这场混战之中，从而把其他一些今天也成为中国一部分的地区也拉进了这一政治和军事互动区。铁器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开始出现，其使用范围很快扩展到了农业（尤其是犁）和此后的战争领域（例如大规模生产的铁剑、箭头和弩）。农业产量的提高促使人口显著增加，而战争的规模和破坏程度也随之扩大，有时投入战争的军队人数超过了十万之众。大范围的森林砍伐和环境破坏此时变得显而易见，而一些警告的声音也已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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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状况一直延续到战国之一的秦在约公元前250年发起旨在消灭所有对手的战争。秦最终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国并建立起第一个帝国，在这个帝国兴衰的过程中，影响此后中国两千年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环境的模式也逐渐定型。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从公元前750年到公元前200年的这段时间，就是一个从列国混战的体系到大一统农业帝国的转型期。在这五百多年中，有记录的战争达到1 000多次，其中大部分发生在后二百五十年中，因而将其命名为“战国”（公元前481—公元前221年）也是恰如其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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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竞争性的列国体系对这些国家的组织方式和它们与自然环境的互动方式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所有国家，包括在长江流域及以南活动的吴、楚、越等，都非常清楚，作战、备战和为战争筹款是所有这些国家日常活动的重中之重，因此这些优先事项也创造了一整套符合和熟悉战争需要的政治、社会和宗教机制。对他者的支配意味着要同时支配社会和自然环境，农业发展的主要目的就是提供更为坚实的“战争力量”。[40]国家安全的需求推动了政治概念的形成和农业的创新，当然还有人口的增加，而所有这些都被投入了战争的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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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驱动着政治革新、社会变化和对自然的侵入。为了找到一条获取农业人口财富的通道，一些无情的统治者废除了他们的贵族制度，逐渐创造出一个官僚化的体系，管理民生和军事的官员忠于国君并从国君那里直接获得任命。越来越多的国家收入来自税收，这将贵族的领地逐渐变成了私人的财产。各国之间边境的建立，使得被视为荒地的森林受到重视，统治者纷纷将其开辟为农田以招募农人；那些给出更好“待遇”的国家，包括土地所有权、个人无须考虑出身而有提升社会经济地位的可能性——比如秦、魏、韩、赵——吸引了众多的移民，并由此扩大了农业人口规模。正如许倬云所指出的，“于是，一定数量的平民成为自由的农民，为属于他们自己而非贵族领地的土地耕作”[41]。这也意味着有更多的森林变成了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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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的增长，城市的数量与规模也随之膨胀。说起来虽然有点矛盾，战国时期却是中国城市化和商业化发展的时期。齐国的城市临淄，人口达到35万～40万，其中有工匠、商人和各种服务人员。各国在国内修路，铸币，与其他国家频繁开展贸易往来。如果一个国家实力过于强大，其他国家就会联合起来与之抗衡。总而言之，这段时期的流动性相当大，一些人的社会阶层得以上升，而另一些人则出现了下降；一些人变得有钱有势，而另一些人则失去了他们的财富或政治资本。在这个混合体中，还诞生了一项强大的新技术——冶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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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的铁和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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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冶炼技术在中亚草原的发展早于中国，冶铁也是一样。[42]到公元前1000年，当青铜冶炼技术在周早期日臻精进时，铁器已经成为游牧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生活和战争的各个方面都会用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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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中国的版图内，明确的冶铁证据可追溯到公元前500年，不在中原诸国的核心区域，而在长江以南的吴国。吴国人在周征服商之前就已经居住于此，并拥有相当成熟的青铜技术，他们不仅像周人一样用青铜制作礼器，还将其打造成农具，为水稻种植中使用的木铲加上青铜的刃口，还用青铜制作收割用的镰刀和锄头，由此可见其农业发展程度至少是不逊于周的。到公元前6世纪也就是战国时期，吴国已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北方诸国也承认了它的实力。不过吴国后来被更为强大的越国征服，之后越国的领土又成为位于长江流域的楚国的核心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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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长期以来被看作青铜冶炼的副产品。历史学者华道安（Donald Wagner）推测，吴相较于周来说，等级制不那么明显，对发展农业兴趣浓厚，致力于寻找一种比青铜廉价的材料用于工具的制造。吴国人也确实做到了，到公元前500年，吴国人的墓葬中就有了铁器；而到了公元前4世纪，冶铁技术已经在长江流域广泛传播开来。[43]这种冶炼技术和铁器的高质量可能引起了北方诸国的注意，它们也开始大量制造铁器。由于北方的游牧民族和南方的吴国都拥有冶铁技术，这种技术有可能是由西部的非周室族群向南传入的，也有可能是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而当诸侯国了解了这项技术和它在战争中的用途后，冶铁也就在这些国家中得到迅速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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