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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在中国的分布很广，因此一旦这项技术广为人知，冶铁的作坊便很快扩散开来。矿山大多会开在森林中周围有小溪或河流经过的矿石沉积层上，冶铁场实际上更像是一个森林中的大工厂（需要木材烧成木炭供给熔炉熔炼铁矿石），它还需要溪水或河流提供水力（来鼓动风箱）。华道安估计，年产800吨生铁——这应该是这些冶铁场能达到的产能——需要约4平方英里的森林。“前工业时代冶铁业的稀缺资源，”他认为，“是木材而非矿石。”[44]于是，继人口膨胀、农业扩张和战争之后，冶铁业的出现又新增了对木材的需求和对空气中二氧化碳的排放，这对环境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到了公元1000年左右，华北平原和附近的山丘已被砍伐殆尽，再没有木炭可供炼铁之用，不过此时煤炭却适时被发现并用于相同的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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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可用来制成剑、刀、钻头、锯、弩的部件、皮带钩、头盔以及拘押奴隶用的手铐、脚镣、枷锁等，在农业方面则有锄头、铁锹、铲子，特别是犁头，很多铁匠都因此变得非常富有。无论在农业上还是战争中，铁器的使用都提高了效率，增加了产出，为各国人口增长做出了贡献，同时也扩大了军队的规模并增强了它们的破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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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铁场所需的木炭是否也加剧了森林减少还存有争议。李安敦认为：“不加选择地砍伐树木生产木炭造成的森林减少会导致严重的侵蚀，甚至永久性地改变气候。在一次汉朝发生的悲惨事故中，有100多名工匠因此而丧生。这个故事是以一个名为窦广国的少年口吻记述的，他年幼时家境贫穷，年仅四五岁（约公元前190年）就被人掳走并出卖为奴，几经转手之后最终在今河南洛阳附近的宜阳一家私人炼铁场里以烧炭为生，他和其他奴隶同伴的劳作显然已经几乎伐尽了附近山坡上的树木。一天夜里当他们都睡下后，整个山体突然垮塌，将100多人全部掩埋，唯独他侥幸逃生。”[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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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华道安则认为冶铁业并没有造成森林的减少。他指出，用来生产木炭的树木数量固然很多，但一片专用于生产木炭的森林在适当的管理和维护下，有充分的能力提供足量的木材而不会造成生态的破坏。[46]不过在本章下一部分有关资源约束的讨论清楚地表明，这样管理森林的水平在早期帝国似乎还没有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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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以及对自然资源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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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和列国体系的出现，伴随着新阶层崛起而旧阶层没落的社会快速变化，城市化所带来的人口集中和通过货币与市场获得自己并不生产的粮食和物品，以及新的冶铁技术的出现，所有这些都给自然资源带来了压力，也催生了一种新的观念，认为自然资源并不是无限的——这一全新的观念为战争中的国家以及它们对自然的索取带来了一线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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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于约公元前250年的《管子》一书中这样写道：“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故曰：‘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不通于若计者，不可使用国。”[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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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一书还对如何节俭加以细述。“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罔罟必有正。舩网不可一财而成也，非私草木，爱鱼鳖也，恶废民于生谷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泽之作者，博民于生谷也。’”[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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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管子》表达了一种意识，即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一个成功的国君应该对开发本国资源的行为做出严格的限定，以免资源枯竭。但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来说，首要问题是如何保持这个国家的实力，而不是保护环境。似乎有点矛盾的是，战国时期鲜有国家实际取得了成功，因此《管子》无疑是在众多国家失败例子的基础上对统治者提出的警告。不过，战争带来的压力相比节约资源的建议，显然更加不可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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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统治者来说，增加粮食产量从而保持和增加人口以便调遣显然是最重要的事情。因此，《管子》对如何进行成功的农作提供了很多农业和生态基础方面的信息，其中首要的就是农业历法。书中还将地下水位的高度和旱涝的可能性进行了联系，并用一整节来叙述土壤的分类（《地员》）。译者李克（Allyn Rickett）注意到，《管子》“在土壤和植物生态方面细致入微的描述独树一帜，并且毫无疑问也是这个领域当中全世界最早的著述之一”[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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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根据植被特征、地下水位高度和哪一种谷物最适宜在此生长，将土壤分为五类，并将植物品种与其特定的生长环境联系起来。例如，“山之上命之曰悬泉，其地不干，其草如茅与走，其木乃樠，凿之二尺乃至于泉。……山之侧，其草葍与蒌，其木乃品榆，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于泉”[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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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如此详尽的生态知识与巨大环境压力甚至环境破坏的同时出现，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后文将会谈到）现代环保运动也是在类似的情况下兴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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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诸侯国与非周室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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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诸国不仅相互之间争斗，还与非周室族群发生战争。周在将这些族群归类为蛮夷时，部分依据的也是这些族群的饮食喜好及方式：“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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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和狄分布的地区从中原诸国的西北方一直到东北方，多半是牧民，但并不游牧，担当着更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和中原诸国之间的缓冲角色。狄可能是“在此生活了几千年的山民后裔”[52]。在与诸国长期接触（多半因为战争）的众多非周室族群中，狄虽然令诸国头痛，但也在无意间分隔了周文明和北方草原游牧民，中原诸国很有可能甚至从未知晓游牧民族的存在。狄与周各诸侯国争斗了几百年，也筑起城市，组建军队，发展经济来保卫领土；而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狄也构筑了针对北方草原游牧民的防御工事。虽然狄和戎并非游牧民族，但周仍将其认作野蛮人，“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目不别五色之章为昧，心不则德义之经为顽，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嚚”[53]。我们没有狄或戎的任何资料，但或许也会相当好奇，它们是如何看待其南面的周朝诸国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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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历史学者狄宇宙认为，从公元前9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整个欧亚草原“马、牛、羊等牧群在不断地增长……在亚洲内陆各个地区，伴随着（游牧）经济的成长，一个好战的军事贵族阶层逐渐兴起”[54]。换句话说，当中原诸国相互征战之时，戎、狄以北的草原人民却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不断发展壮大。而狄宇宙认为中原人似乎对“草原上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毫无察觉。[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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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周确实十分关注戎和狄，并不断侵占它们的土地。公元前771年，戎的进攻迫使周王室放弃了关中的都城东迁至洛邑。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周的诸侯国尤其是齐国，留下了不计其数与戎交战的记录。公元前7世纪，戎最终为诸国所灭。而另一个诸侯国晋国则对狄的土地颇为觊觎：“狄之广莫，于晋为都。晋之启土，不亦宜乎？”[56]晋在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无数次袭击狄，掳获战利品并侵吞土地，最终导致狄在公元前5世纪灭亡，融入了中国的版图。到公元前400年左右，（由于各种原因）戎和狄都已消失，因此位于北方边境的秦、赵、燕等国家就不得不直接面对草原游牧民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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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民和游牧“侵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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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上的人们与不断扩张的各诸侯国之间是注定要在约公元前450年至公元前330年间发生军事冲突的，问题是双方基于自身立场的述说完全不同：中国的典籍倾向于将这种关系描述为“蛮族”不断袭击和侵略中国，而游牧民族则视诸侯国向北扩张是为了侵占它们的土地。根据狄宇宙的观点，在戎和狄消亡之后，中原诸国开始向北推进，它们的军队与游牧民对峙，在缺乏马匹或骑兵的情况下，诸侯国采用了它们在互相交战和与南方楚国作战时所用的技术，修筑城墙。第一条“长城”由齐国筑成，用来防御楚的攻击。之后诸国也陆续仿效，在它们之间纷纷筑起了类似的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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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各诸侯国都学会了如何用夯实的土石筑起蜿蜒的长城。它们将游牧民族赶出牧场和家园，随即筑起长城防御它们的攻击：魏在公元前353年，秦和赵约在公元前300年，燕在公元前290年。按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描述，“修筑长城的目的在于粉碎游牧民族的骑兵袭击战术，或采用（某个）同类战术的诸侯国的攻击”[57]。于是，到公元前300年左右，长城在“一大片草原的中间”建立起来，区隔了北方的游牧民和长城以内（或以南）的牧民与农耕人群。在随后的一个世纪中，中原人对游牧民——中原人统称之为“胡”——土地的侵占迫使分散的游牧部落联合组成了草原上的强大联盟——匈奴，匈奴也逐渐成为中原人“可怕的对手”。[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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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匈奴联盟击退了中原的势力和移民，于是秦国开始修建一条“长”城来巩固其在草原上的利益。从这个角度来说，秦汉所筑的长城其实是为了保护它们从匈奴手中夺取的土地而做的防御工事，匈奴与中原人作战是对中原进犯的回应，而并非“野蛮”的匈奴侵袭“文明”的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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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时所筑的长城（在15世纪又建立了类似的长城，参见第五章）确实成为一个重要的分界线，分隔了两种迥异的生活方式及其与自然之间的互动方式。中原人和游牧民族在边境上的关系也成为之后两千年中国历史的一个关键部分。秦长城规模如此浩大，以至于一些学者如李约瑟表达了对其“过度干扰自然界固有面貌”的担心。将军蒙恬受始皇派遣负责长城的设计和施工，在始皇死后即被赐死，蒙恬感叹道：“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堑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59]这有可能是后来中国人风水信仰的一个早期佐证，当然，也有可能不是。但它的确表达了一种矛盾的心理，既希望主宰自然，同时又为这样的行为感到歉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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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并没有完全阻隔农业的中原和游牧的草原，所有的互动方式——借用一位蒙古史学者的话[60]，“和平、战争和贸易”——使得中原人在随后的两千年与马背上的游牧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不过在这里，关于游牧民和长城之间还有两点值得一提。第一，长城的确在其南面定居的农业中国和其北面草原的游牧民族之间起到了某种边界的作用，只要中原人还无法征服游牧民族，他们就会一直视其为威胁。基于对不同环境的适应而产生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在东亚地区建立了起来，通过持续的接触和互动，他们都将彼此定义成“对方”。第二，汉文史料总是将他们自己描绘成“文明的”，是被觊觎粮食和丝绸的“蛮族”无端抢掠的受害者，游牧民与汉人缔结的和平条约中也的确经常包括定期奉送粮食、丝绸和黄金。但草原上的游牧民并不（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把中国农业生产的粮食作为自己获取充足碳水化合物的唯一方式，根据狄宇宙的研究，只要条件允许，牧民随时随地都会种粮，而汉人不是他们用马匹交换粮食的唯一选择。因此对游牧民而言，并不存在一个结构性的需求来袭击中原，反倒是中原地区的国家更有可能需要草原上的资源，尤其是骑兵所需的马匹和放牧用的草场。[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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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们经常性的接触，至少到公元前200年，中原人和草原游牧民在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态系统之间建立了某种共生关系。有时中原国家的领土会推进到大草原上，试图控制或消灭游牧民族的势力，但胜利几乎都不长久；有时游牧势力又会攻击中原国家的前哨阵地，甚至有一次（13世纪蒙古的侵略）征服了整个中国。直到18世纪中期，中国的统治者才对游牧民“问题”尝试了一种“持久的解决方案”，这部分内容将在第五章中涉及。在那之前，游牧民族及其特殊的环境一直是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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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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