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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二节 早期帝国的环境变迁，公元前221—公元2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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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帝国”虽然将两个具有显著差异的王朝合并在了一起，但事实上从秦（公元前221—公元前207年）到汉是有明显连续性的。最重要的一点是，秦开创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政体，而汉继承了这一点，并以儒学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柔化整个结构。当秦打败所有对手统一全国之后[1]，许多向秦王建言的谋士都认为重建一个类似周那样的封建制国家体系是最为合理的。而他们当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人——李斯却认为秦王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将封建制度和诸侯国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代之以一套新的制度来管理国家，同时秦王也应该使用一个新的头衔——皇帝。作为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于是任命了一批官员作为他的代表去管理地方事务，如果他们没有充分贯彻那些具体的规章和条令，始皇就会撤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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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不仅仅建立了官僚制度，还尝试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体化。度量衡、货币以及文字都得到了统一，私人武器被没收，国家还试图控制知识及其传授，并且压制那些对国家无用的思想。当李斯听到某些学者“厚古薄今”的言论时，随即建议集中烧毁那些犯上的书籍，根据后世的传说，还活埋了460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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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朝的短命有很多原因，不过主要是因为秦始皇死于公元前210年而他的诸子治国乏术，国家课税很高，还强征大量劳动力修建始皇的宫殿和陵寝以及加固长城。这些工程都异常浩大，为了供应修建宫殿所需的木材，内蒙古高原和附近山中的森林都遭到了破坏，一段250英里的长城也耗尽了附近所有的森林。[2]因此，当起义在修建长城的农民之中爆发时，几乎没有任何支持秦的声音出现，而对这种变革却颇有赞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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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内战当中，效忠于布衣将领刘邦的军队最终战胜了贵族（项羽）的部队。刘邦建立了汉朝，并沿用了秦新创的头衔，自称为“皇帝”。由于秦的统治被公认为是苛政，刘邦于是恢复了周朝那种松散的控制体系，将大量土地分封给他的家族成员和部下作为诸侯国让他们去统治，但保留了任命地方官员和向他们问责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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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的封建制度的弱点很快就显现了出来，于是汉朝第五任皇帝武帝（公元前141—公元前87年在位）意图遏制贵族的力量并将其税赋收归中央。为此武帝需要财政收入和军队，然而富有的地主——汉朝的贵族以及聚敛土地的商人——阻挡了他的道路，武帝于是利用各种借口没收了他们的庄园，并强行规定这些人的后嗣都有平等的继承权，借此拆分他们的土地、财富和势力。最后，国家成了最大的地主。为了获得治理国家的人才，他与儒家学者达成了谅解，在首都长安建立太学，传授儒家经典，并将其作为官员的培养场所。为给国家和军队积聚更多财富，他还垄断了铁、盐、酒的生产和销售，并控制了粮食批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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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的拓殖政策、匈奴的结局以及荒漠化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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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时的匈奴已经组织成为一个更加强大的联盟，因此，扩充军队抵御匈奴的侵犯也就成为促使汉武帝重新确立中央权威来为国家增加财富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在前面曾提到，公元前215年秦在河套地区侵吞了游牧民的大片土地，并筑起长城巩固战果。在这些损失的刺激下，草原上的首领集结了各个游牧部落并组成一个大联盟，称为匈奴。在秦王朝覆亡之后，匈奴仍然在陆续收编其他亚洲内陆的游牧部落并借由它们继续壮大自己的势力。[3]在很短的时间内，匈奴就控制了亚洲内陆草原的大片区域，面积很可能达到200万平方英里（大于秦和汉早期的控制范围），人口也超过了350万。“此外，”历史学家张春树认为，“基于他们游牧的生活方式，每一个身强力壮的匈奴人都是一个具有战斗力的骑兵——一个天生会骑射的士兵——而他们的人数达到50万之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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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的先辈们都曾试图应对匈奴的威胁。刘邦刚刚建立汉朝两年之后，就派遣了战车辅以步兵的军队去与匈奴作战，但匈奴骑兵轻而易举地打败了移动缓慢的汉朝军队，刘邦不得不求和。和约中不仅包括给予匈奴粮食、布匹和黄金，还要求汉朝送一个公主来和亲，以显示匈奴与汉朝平起平坐。以长城为界，匈奴统治长城以北“所有控弦之人”，而汉朝则统治长城以南的这些峨冠博带者。[5]这个“和亲”政策随后维持了70年，而匈奴和汉朝也都在不断增强自身的实力。在此期间，匈奴一共袭击了汉朝13次，其中2次威胁到首都长安。站在汉人的立场来看，“和亲”政策是无效的，但他们当时还未从内战中得到恢复，并且甚至也没有一名骑兵来与匈奴对抗。显然，在与华北平原农业文明养育的笨重汉军的竞争中，草原生态环境下培养出来的以马背上的骑兵为主的灵活机动的军事力量取得了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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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武帝着手改变汉朝的军队，装备起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利用匈奴先进的军事技术以牙还牙。在公元前129年开始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经过一系列的交战，汉军摧毁了匈奴和另外五个中亚王国，总计“动员了超过1 250万人……汉军士兵推进到了中亚内陆和戈壁沙漠的边缘”[6]。这些从战场上退下来的老兵又被派遣到遥远的云南西南部和越南地区，去那里开疆拓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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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的这些军事动作和对新领土的征服拥有非常重要的环境和生态基础，而这些行动也给环境和生态带来了非常显著的影响。首先，中国的农业系统在过去（至少两千年中！）还没有多少可以用来畜养动物的牧场，由于中国农业密集地耕种那些不需要休耕的土地，因此农家通常只喂养猪、鸡等家禽家畜，而没有马、山羊或绵羊——这些动物都需要在草原上游牧。[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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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遭受对匈奴作战的失败耻辱之后，汉朝统治者就意识到需要一支骑兵，这就需要马匹。于是在武帝即位之前，汉朝就已经在北部和西部边境地区建起了36个牧场，用于畜养战马，约3万名奴隶被遣往这些牧场负责养马。到武帝时，马匹数量增加到45万多，其中最好的被挑选来进行军事训练，对骑兵的训练也在同时进行，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在武帝用来征服匈奴的50万大军中，有一半是骑兵。新的汉朝移动大军不仅消灭或俘虏了数万匈奴人，还在两次战役中掳获了大约100万马、牛、羊以及其他已驯化的动物。[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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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所希望的不仅是打败匈奴，还要将其彻底歼灭。为了这个目的，杀掳匈奴人是远远不够的。武帝了解游牧生活方式的生态基础，因此决定，彻底解决匈奴问题的方法只有将占领的匈奴土地从草地变为农田，由汉人去那里耕种定居。在两个大型的拓殖方案下，多达百万的汉人从人口密集的华北平原迁到甘肃的“河西走廊”，并由此拓展到西北的塔里木盆地。留在这里的匈奴人并没有被杀掉，而是定居在“河西走廊”附近，汉人预期（或希望）定居的乡村生活和适当的教化能将他们改变成文明的中国人。只要汉朝的势力能够达到这里并有效保护汉人和教化匈奴人，上述努力就是有效的，但这些条件仅限于汉王朝存在的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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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树的研究表明[9]，拓殖和随后的草原环境改造计划详尽到了每一个细节。首先建成军事瞭望塔，随后在水源和可耕地的附近选址修建驻防市镇，由军民将这些处女地开垦成农田；然后建造房屋，配备家具和农具，将迁移来的汉人安置在此并开始耕作。随着拓殖计划的进行和取得的成功，军事统治让位于文官管理，于是整个地区也就并入了汉朝的版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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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曾经被匈奴占有的草原的拓殖带来了持久性的环境影响：当汉朝的势力衰退之后，被犁开的草地开始风蚀和荒漠化。“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张春树总结道，“它表现了一个地区从未开垦的游牧文化区进入农业领域的改变过程……河西走廊的拓殖显示了农业社会对游牧社会的胜利，这在东北亚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这里的游牧民族在农业文明扩张的面前日渐萎缩……这种改变是由汉朝政府通过一项巧妙的设计——屯田来逐步完成的。从汉帝国‘旧世界’来的移民填充了这里的人口，这些移民来自帝国的各个地区，通过系统周详的计划和严格的组织来到这个新世界定居。”[11]再往西去的塔里木盆地则是以沙漠为主，人们在这里“开发”了绿洲而非草场[12]，实践表明，从长期来看，这种方式更具有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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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屯田这种汉朝开发的军事-农业联合拓殖机制被后世很多朝代所采用——尤其是唐（618—907年）、宋（960—1279年）、明（1368—1644年）和清（1644—1911年），在一些重要方面，也为今天的中国政府所采用——都是为了相同的目的，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张春树总结认为：“汉的边境系统对于整个帝制中国的历史和政治来说是一个伟大的遗产。”[13]然而，这个“遗产”的后果也包括了有争议的种群灭绝和环境破坏。不仅仅是非汉族群遭到淘汰，还有从草地转变为农田的区域要完全仰赖中原王朝的保护。即便张春树本人也承认，这些新的拓殖区域“在中国衰落时就不属于这个国家了”[14]。但此时的农田却不能简单地自行恢复为草原，草原的演化需要上千年的时间，当铁犁翻开草皮到达土壤，作物的水分来源不是通过降雨而是从每年融雪形成的河流处引渠而来时，一个新的完全依赖汉人农民维持的“人工环境”也就此形成了。没有他们的维护和水源，曾经是草原的地方就会变成荒漠[15]，这与1930年代美国中西部部分地区成为尘暴区的事件如出一辙。[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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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秦汉时期，我们今天称为“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第一次进入了一个单一政治实体的控制之下。秦的军队征服了南方远达越南的越国，将这块区域也并入了帝国。虽然秦朝存在的时间很短，但此后的汉朝继承了它的军事事业，在公元前第二个世纪向遥远的西北持续推进，切断了匈奴与其青藏高原同盟者羌的联系，并在中亚帕米尔高原地区建立了一个受保护的领地。汉军的规模浩大——10万～30万，战争也持续了很多年。从公元前221年第一个帝国建立开始，在长达4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拥有了广阔的领土和丰富的资源，以供国家调配之需。之所以能够组合和展现出这样的实力，在于中国逐渐增强了自身挖掘和组织人力及自然资源的能力，并创造出了一种交流网络来集中控制这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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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的道路系统和新土地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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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是政治与经济整合的工具，同时在为经济进一步发展而开发新地区以及移民边境时也是必不可少的。所有的经济行为几乎都会带来环境方面的后果，（修建）道路也会促进环境的变化，正如现在的亚马逊雨林所提醒我们的一样。在两千年前的中国，秦和汉不仅是帝国的缔造者，同时也是道路的修筑者。在统一全国之前，秦已经建立了广泛的道路系统，宣布建立帝国之后，秦始皇即下令修筑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通往全国各地的驰道：“（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邪径而托足焉。”[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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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的皇帝延续了秦修建道路的计划，并将从首都辐射出去的主要道路从五条增加到七条。根据李约瑟的描述，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从首都向西南穿过秦岭到达“天府”四川盆地的道路。李约瑟形容此路的修建是“筑路英雄的真正考验”，从这条路的修筑难度来看，这种形容是非常贴切的。这条路修建的目的不仅是保证秦在这里的军事控制，同时也是为了获取这里丰富的农业和环境资源。[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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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道路不仅将整个帝国联结在一起，同时也促进了它们所联通地区尤其是南部、西南部和西北部的农业发展。汉朝的工匠“始开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19]；还有一条道路则进入了朝鲜半岛。虽然这些通往边疆地区的道路一开始是出于战略目的而修建的，但也起到了为中国人“开辟”新定居点和联系帝国其他地区的作用。林业产品从云南运出，沿着西江到达南海（广州），而东北南部、鸭绿江附近的平原地区也为中国人提供了定居和农耕的场所，随着道路的修建，越来越多的环境开始被人类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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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秦、汉两朝一共修筑了2万～2.5万英里的干道。这些干道大都有九车道那么宽：内道是专供帝王使用的，商人和其他人则使用外道。这些道路还是邮政系统的主干（驿道），几乎每2英里就有一个邮亭，备有马厩和信差听候调遣，每10英里有一个可以投宿的驿站，约每15英里有一个供应物资的市场。这些道路和邮政系统发挥效用的时间长达两千年，从汉一直到20世纪初最后一个王朝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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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筑起长城包围草原绝不意味着关上了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联系的大门。为了包抄匈奴，汉武帝派遣使者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来到今天的新疆，再越过帕米尔高原沿着怛罗斯河进入中亚寻找同盟。虽然他并没有找到任何足以遏制匈奴的军事力量，却发现了一些商业发达的城市，甚至是连中国人也称之为“文明”的地方。使者回国后将这些信息都报告给了武帝。于是，一条从首都长安出发向西到达这些绿洲的道路被建立起来，沟通了中国和中亚地区的商贸往来，这就是后来的“丝绸之路”，一路向西最终到达地中海东部和罗马帝国。其最初的两千英里沿线全部由延伸的长城保护，在绕过塔克拉玛干沙漠时分岔为南北两条路，一条从北边绕过，另一条则从南边连起一串高山融雪养育的绿洲。[20]欧文·拉铁摩尔还补充指出了丝绸之路选择在绿洲之间蜿蜒前行的环境原因——塔克拉玛干沙漠可以保护商人们免遭草原游牧民族的劫掠。[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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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丝绸之路，贸易是分段式进行的，很少有人会单独走完全程。[22]桃、梨和杏等蔬果经此从中国传出，而葡萄和苜蓿（后来成为汉武帝马匹的草料）则传入了中国。丝绸当然是从这里运往西方的，同时大量来自南方的肉桂也从这里输出，还有少量中国的铁器（西面的国家此时还不能自行制造）和玉石也属于贸易的物品。在汉朝早期，“骡驴馲驼，衔尾入塞”[23]。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看不见的病菌可能也已经伴随着这些商品而来，导致了疫病的暴发。这个过程与哥伦布来往新旧世界时发生的事件比较相像，只是规模较小。[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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