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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约束和控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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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战国时期让人们逐渐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自然的恩惠并不是无止境的，需要适时的维护才能防止耗尽这些资源，尤其是食物的来源：“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麛卵。岁凶，年谷不登。君膳不祭肺，马不食谷”（《礼记·曲礼下第二》）。附加的告诫还包括不要破坏鸟巢甚至杀死昆虫：“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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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和汉制定了名为“月令”的法律条文，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已经意识到人类的不受约束的极端行为不只会干扰重要的自然生态过程，还会损害人们的营生，耗尽自然资源，并毫无必要地猎杀动物。其中有两条特别有先见之明，“毋竭川泽，毋漉陂池”和“毋焚山林”。然而虽是“条令”，人们却并没有去遵守。[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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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令”的这些内容表明，人们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同时，对于无节制的采收对自然生长的野生食物所带来的后果，人们也开始提出警告，指出这不仅仅会导致诸如“草木蚤落”，还会让“国时有恐……其民大疫……首种不入”[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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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元前200年，中国人和他们的国家已经学会了如何利用人力和自然资源来将自己的控制范围扩大到其他族群及其所处的环境之上——只要国家足够强大，这种情况一直到早期帝国仍在延续。秉持儒家和道家传统的知识分子可能对这种持续的国家驱动的农业发展提出了一些警告，然而农业发展带来诸多利好的观点总是更加强势，并占据着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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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者许倬云对战国和汉朝时期农业问题的研究在本章中已有过介绍，他的研究还提供了一些关于当时的农民如何理解自然力与收成之间关系的有趣观察。他认为，战国时期的农人已经非常清楚天气条件对收成来说比其他都重要。许倬云总结道：“自然显然比人类对作物施予的影响大多了。”[21]事实上，对于自然的这种认识我们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看到了。而到了汉朝，通过关于土壤和植物的知识和在需要地点兴修水利设施的能力，国家和农人已经大规模改变了地表的形态，于是，它们的能力以及它们对自然的认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人类至少是可以控制一部分自然条件的，如果没有这一信念，汉朝的农人也不会坚持不懈地去找寻提高农业产量的方法。”[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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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有学者文人的相关警告以及一些中国人与环境“和谐共处”的艺术化描述，但这一时期中国式农业的观点仍然可以归结为：农人自信能够——也应该——将自然改造成农田。汉代华北平原的原始森林也确实经历了这一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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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控制自然的冲动在当时非常强烈，但即使是在上古时期，在这种影响之下去改造自然也并非中国人与自然环境相关联的唯一方式。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的居民，都无法看到全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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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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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帝国为疫病的流行和大暴发提供了近乎完美的温床。现代医学发现大多数人类传染病如麻疹、腮腺炎、水痘和流感都起源于家养的禽畜。当这些病原体首次从动物传染到人类身上时，所导致的疾病无疑是致命的，但经过几代的接触之后，人体也建立起了多种免疫反应。即使在三千年前，这些疾病也已成为我们今天所说的“儿童”病，虽然让孩子们讨厌和不适，但除了对那些在童年没有接触和感染过这类疾病的成人以外，它们并不致命。另外，人畜共同生活主要是在农村，因此这些病原体的传播可能也具有局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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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国早期尤其是汉朝，农人的数量逐渐增多，他们与家禽家畜朝夕相处，培育了更多的病原体，而修建的道路和交易的市场还将他们定期聚集到村镇和城市，在那里疾病会迅速在大量、密集的人群当中传播。在这之后，高效的高速路网系统又将疾病扩散至全国，甚至通过陆路和海上通道传遍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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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稍感意外的是，疫病在古代中国的传播——至少通过书面证据显示——却是轻微的。[23]我们所知的至少一起发生在公元前243年的疫情，唐纳德·霍普金斯（Donald Hopkins）认为是在数年前通过欧亚草原上的匈奴人传播到这里的天花。[24]之后几次瘟疫（很有可能还是天花）陆续在汉初和后来暴发，但日益频繁则是在公元151年之后，无疑这是导致汉王朝在公元220年崩溃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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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从得知这是何种疫病——虽然霍普金斯十分肯定就是天花，但无疑是致命的。根据公元16年的一份文献记录，在一个将领的队伍中每十人就有六到七人受感染而死亡，公元46年的另一份记录显示疫病夺去了三分之二人口的生命，公元208年的一次暴发也达到了类似的数量。一位3世纪晚期的医生所描述的患者症状也让我们将之与天花联系了起来：“比岁有病时行，仍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戴白浆，随决随生。不即治，剧者多死。治得瘥后，疮瘢紫黑，弥岁方减。”[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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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段关于“自然”的讨论主要参考了Robert P.Weller，DiscoveringNature：GlobalizationandEnvironmentalCultureinChinaandTaiwan（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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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这些困难的讨论，以及一项有助于我们理解早期关于帝制晚期“自然”概念的探讨，可参见Paolo Santangelo，“Ecologism versus Moralism：Conceptions of Nature in Some Literary Texts of Ming-Qing Times，”in SedimentsofTime，eds.Mark Elvin and Liu Ts’ui-jung，617-656。中译本见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第917-9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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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于汉语“自然”的详尽介绍，可参见Christoph Harbsmeier，“Towards a Conceptual History of Some Concepts of Nature in Classical Chinese：ZI RAN and ZI RAN ZHI LI，”in ConceptsofNature：AChinese-EuropeanCross-CulturalPerspective，eds.Hans Ulrich Vogel and Gunter Dux（Leiden，NL：Brill，2010），220-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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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elwig Schmidt-Glintzer，“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 China，”in ConceptsofNature，eds.Hans Ulrich Vogel and Gunter Dux，526-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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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研究这一问题的两个基本读物是Mary Evelyn Tucker and John Berthrong，eds.，ConfucianismandEcology：TheInterrelationofHeaven，Earth，andHuman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中译本参见安乐哲主编：《儒学与生态》，彭国翔、张容南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和Hans Ulrich Vogel and Gunter Dux，eds.，ConceptsofNature：AChinese-EuropeanCross-CulturalPerspective（Leiden，NL：Brill，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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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个简短的讨论可参见Heiner Roetz，“On Nature and Culture in Zhou China，”in ConceptsofNature，eds.Hans Ulrich Vogel and Gunter Dux（Leiden，NL：Brill，2010），19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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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国山水画的范例几乎可以在任何一本艺术史教材中找到，不过描述特别出色的是Wen C.Fong and James Y.C.Watt，eds.，PossessingthePast：Treasuresfrom theNationalPalaceMuseum，Taipei（New York，NY：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1996）；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特展中的两个图录：《夏景山水画特展图录》（1993），《冬景山水画特展图录》（1996）；以及高居翰（James Cahill）的几本著作，包括那本概论性的ThePainter’sPractice：HowArtistsLivedandWorkedinTraditionalChina（New York，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中译本见《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杨宗贤、马琳、邓伟权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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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John B.Henderson，“Cosmology and Concepts of Nature in Traditional China，”in ConceptsofNature，eds.Hans Ulrich Vogel and Gunter Dux，181-197；伊懋可还在其著述中使用了“道德气象”（moral meteorology）这一概念，参见TheRetreatof theElephants，414-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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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Heiner Roetz，“On Nature and Culture in Zhou China，”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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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Heiner Roetz，“On Nature and Culture in Zhou China，”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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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转引自Heiner Roetz，“On Nature and Culture in Zhou China，”205。译者注：《庄子·外篇·马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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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参见伊懋可TheRetreatoftheElephants第109-110页引自《淮南子》的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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