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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1707583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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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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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所覆盖的一千三百年中，中国在社会和政治组织以及环境方面都经历了显著的变化。商代晚期的墓葬有很多饰有大象和老虎图案的青铜器，而周朝早期的文献则在恭贺统治者通过驱逐这些动物而驯服了整个世界，到了一千年后的汉朝墓葬，则出现了绘有厨房和动物的农庄画像砖。没有什么能比这个场景更能显而易见地说明长江以北自然环境的驯化过程了：从商代以森林为主、其间散落着一些农田，到6 000万人口聚集于此的非常典型的农村景象。至少在华北而言，农田取代了森林，猪和牛取代了只在森林中生活的虎和象。到了早期帝国，华北的大量森林已经消失并变成了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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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不仅仅是农田，还意味着一种特别的中国式的农田和农作方式。这种特别来自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秦国决心结束战国时期，将天下统一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二是汉朝的统治者同样青睐农业立国的方式，从而使中国的农业逐渐建立在各个自立的小型农户之上。土地的所有权经过一段时间后可能会集中到豪强士族的手中，但他们并不耕作，也不监督农民耕作，而只收取租金。虽然国家、农民和大地主之间的这种关系在接下来的两千年中会有所变化（我们将在后续章节中涉及），但这个三元结构却成为大多数汉人应对环境方式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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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农业是人类适应环境的一种形式，那么游牧则是另外一种。游牧民随着他们的牧群在广袤的中亚草原上不停地迁徙，逐渐成为骁勇的战士，并在争夺自然资源时变成了汉人强有力的竞争者，尤其是在草场和马匹方面，因为这两者对军队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基于不同的生态环境，游牧民和汉人组成了不同的社会和军事力量并在秦汉时期首次发生了冲突，而事实证明，武帝统治时期的汉朝更为强大。但是，要将游牧民置于掌控之下或至少阻止他们来犯，还需要汉人去占领荒凉的草原，而汉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将草原变成农田，然后移民到此定居。只要国家强大，足以保护这些处于边境的农业拓殖者，这个策略就是奏效的，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但随着时间推移，尤其是当国力衰弱或国家崩溃之时，这些农田即遭荒弃，翻转的草皮被风吹走后，沙漠又向前更进了一步。正如国家、农民和大地主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样，处于不同生态环境下的汉人和游牧民之间的互动也是随后两千年中国历史演进的一个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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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千三百年中，华北平原的人口从500万增加到了6 000万。橡树和枫树林已遭清除，农田取代了原生的植被。随着汉人军队将游牧民从草原逐往更北的地方，汉人定居者也将草原变成了农田，还为此重新规划了河渠以扩大灌溉面积。道路把这个庞大的帝国内部联系起来并渗透到一些新的地区，以便汉人去取代当地的土著。由于侵蚀和淤积作用，“河”变成了黄河，筑堤防洪随之被付诸实施。中国的政治理念和架构、社会和家庭组织特别是特殊的农作方式，取代了之前多种多样的人与自然相处的方式。之前中国北方多元化的人居和自然环境，已经从根本上变得单一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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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什么汉人只注重他们在北方的力量膨胀，而忽略了南方呢？当然，部分的原因是马背上的游牧民族带来了更大的威胁。但无论是秦还是汉，也都将它们的军事力量向南一直触及了越南北部，只是南方的环境带来了北方草原所没有的其他障碍。除了怀有敌意的当地人群之外，这里湿热的气候也不适于北方汉人种植的几种谷物的生长——尤其是两种稷以及从中东传入的小麦和大麦，另外这里原生的多种致命性疾病也让北方人感到恐惧。总之在南方，陡峭的疾病传播梯度（steep disease gradient）使汉人无法轻易跨越，或者说至少在他们还没有因更为强大的游牧民族威胁而向南迁移，并学会怎样将南方潮湿的环境改造成高产稻田之前是这样的。而这正是下一章所关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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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四章 帝制中期北方的森林退化和南方的拓殖，公元300—13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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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300—1300年间，中国的环境和历史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华北平原上的森林自汉朝时就已遭大量砍伐，黄河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淤积和溃堤，废弃了之前进入黄海的河道，向南经一条新的河道注入东海，在华北平原留下了大片的黄泛区。这个历史性重大转变的发生主要有两方面的背景：一是蒙古人不断南侵并在13世纪征服了整个中国；二是蓬勃发展的钢铁制造业彻底摧毁了华北的森林，并激发起以燃煤为基础的产业革命，但随后又因蒙古的入侵戛然而止。在游牧民族军队和征服者的压力下，汉人开始向南方开垦拓殖，中国人口聚集的中心地带也从北方转移到了南方（参见图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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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中国南方人口占全国比例的历史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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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Robert M.Hartwell，“Demographic，Political，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750-1550，”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 42，no.2（1982）：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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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所涉及的这一千年开始于公元4世纪游牧民族的一次入侵，这次入侵导致汉人失去了对北方故土的统治；结束于另外一次发生在12—13世纪，由成吉思汗领导的、历史上最强大的游牧军队对整个中国的征服。因此，在这些世纪中，由东亚不同环境培育而成的两股强大力量——游牧民族和汉人——继续在令人不安的共生关系下展开了较量。秦汉早期帝国结束后的数个世纪里，都没有一个重要的中央政权出现，直到公元581年隋朝（581—618年）的建立。隋重建了中华帝国，在它之后是国祚较长的唐（618—907年）和宋（960—1279年）。蒙古人征服和统治中国时期建立了元朝（1271—1368年），它是中国从帝制中期向帝制晚期的过渡。帝制晚期将在下章中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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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生态和军事的双重压力，汉人开始大规模南迁，利用水田稻作新技术改造新的环境，也迫使原来居住在此的其他族群迁往更为偏远的地方。[1]主要是在游牧民族的攻击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和人口的中心逐步从西北向东并最终向南迁移，从最初周、秦和汉定都的西北地区特别是渭河流域，在唐朝从长安向东迁到洛阳，北宋（960—1127年）时又进一步向东迁至开封，并在南宋（1127—1279年）时南迁到了杭州。汉朝时有将近80%的人口都生活在中国北部和西北部，到7世纪初这一比例下降至75%。而南方人口的比例在汉朝时只占到25%，而到了750年则上升至将近50%；随后“（南方）人口比例在1080年攀升至65%，1200年达到71%”[2]。中国人口分布的这一历史性转变也带来了中国西部和南部环境与人类之间的遭遇，而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就是唐宋时期积极推动的向这些地区拓殖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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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汉人——确切说是被迫的——从他们北方的环境向南迁移时，他们不得不去适应一个全新的更潮湿温暖的环境，这给他们带来了很多挑战，也让他们心生恐惧——尤其是不仅有来自被汉人打败南逃的非汉族群的敌视，还有疟疾（瘴气）和登革热等可怕的疾病。不过，汉人移民到南方之后也掌握了一项新的强大的农业技术——水田稻作，这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实力来对抗北方的敌人，同时还可以去征服和改变南部、西南部以及西部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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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世纪，汉人纷纷从北方也就是历史上中国的核心区域撤离。逃离的汉人不断回望故乡，除了害怕游牧骑兵的追赶，他们还心存希望，有朝一日能回到这片他们熟悉和热爱的土地。然而这却不可能发生了，一个多世纪之后，这些流亡者才真正接受了长江流域作为自己的家园。当这些人定居到南方后，北方出现了权力真空，于是未逃离的、驻守在要塞及坞堡里的汉人和各个相互竞争的草原部落，将这里变成了你争我夺的战场。这就是中国南方社会发展的开始，它与同时期的北方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也造成了中国南北区域的分化。并且，南方地区很快就成为汉人的主要聚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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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关概述可参见Herold J.Wiens，HanChineseExpansioninSouthChina（Hamden，CT：The Shoe String Press，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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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aul J.Smith，TaxingHeaven’sStorehouse：Horses，Bureaucrats，andthe DestructionoftheSichuanTeaIndustry，1074-1224（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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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一节 中国北方：战争、人口减少与环境，公元300—6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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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年，晋都洛阳毁于游牧入侵者的兵燹；317年，曾经是汉朝都城的长安也遭到同样的厄运，这些事件给2世纪晚期以来改变北方的历史进程画上了一个惊叹号。随后，农民起义伴随着瘟疫、饥荒和歉收——很可能是由于气候变冷（参见图2-2）——造成了人口的急剧下降。当然，这既有死亡率升高的原因，也有人口大量南迁长江流域下游避乱的原因。汉朝的人口在公元2年的那次普查时达到6 000万，150年后这一规模稍有缩减，降到了5 600万，其中大部分人生活在北方，包括周朝建国所在的渭河流域以及肥沃的四川盆地；其他的地区，从长江流域向南到广州，人口就稀少很多了，这里的居民只有少数是汉人，更多的是非汉族群。历史学家杨联陞曾写到，到汉王朝崩溃的220年，当时的一些人认为，“天下户口减耗，十裁一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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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出现这个数字的缘由主要是逃亡而非死亡。当然，人口死亡的数量肯定也很大，我们从人相食之类的证据中可以看出，北方很多地区都在因食物供应不足而经历着人口危机。此外，还有数百万人离开家园向长江流域迁移。无论是什么原因，无论留在北方的汉人到底还有多少，总之继承汉王朝的三国统治者都开始致力于重建农业生产，他们通过移民军屯，分发给移民农作需要的种子和工具，要求移民纳税以供军需。不过这些政策的效果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到280年晋统一三国的时候，人口也仅达到1 600万。同样，这个数字仍然是低估的，因为这个新建立的王朝还没有足够的资源去精确统计辖下的所有人口，大地主们也会隐瞒他们的雇农数量——不过这些证据足以显示出，当时存在一场汉族人口危机的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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