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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Wiens，HanChineseExpansioninSouthChina，14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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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关中国在1300年前后对疟疾的治疗方案中没有包括葛洪和他的青蒿疗法的详细描述，可参见Saburo Miyasita，“Malaria（yao）in Chinese Medicine during the Chin and Yuan Periods，”ActaAsiatica：BulletinoftheInstituteofEasternCulture 36（March 1979）：9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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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Wright，TheSuiDynasty，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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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Graff，MedievalChineseWarfare，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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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Shiba Yoshinobu，“Environment versus Water Control：The Case of the Southern Hangzhou Bay Area from the Mid-Tang through the Qing，”in TheSedimentsof Time：EnvironmentandSocietyinChina，eds.Mark Elvin and Ts’ui-jung Liu（New York，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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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Franscesa Bray，TheRiceEconomies：TechnologyandDevelopmentinAsianSocieties(BerkeleyandLosAngeles,CA
: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4),28-29.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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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完整的论述参见Bray，TheRiceEconomies，ch.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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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Shiba，“Environment versus Water Control，”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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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三节 帝制中期南北方的重新统一：隋、唐和宋，公元581—12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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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四个世纪的分裂，中国于589年由隋（581—618年）重新实现了统一。隋的统治者杨坚具有突厥和汉人的血统与背景，谥号为“文帝”，虽然后续的事实证明他和他的儿子所推动的统一是持久的，但隋朝本身存在时间很短。之后的唐朝（618—907年）军事实力强大并积极扩张，将中国人的势力范围向遥远的西北重新推进，一直达到了汉武帝统治时帝国的基本轮廓。751年，唐朝的扩张因与中亚穆斯林军队的怛罗斯之役而受阻，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进入了一段很长的、逐步衰落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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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华帝国在宋代（960—1279年）重获生机时，它的面积比唐时小了很多，北部和西北部大片的土地再度落入游牧民族的掌控之下。[1]尽管有着南方新的高产农业带来的财富和实力、新兴工业支撑的军事实力以及翻番的人口，宋朝仍然无法抵挡游牧民族的铁蹄，并于1127年失去了北方的领土。一个新的游牧帝国在成吉思汗的带领下逐渐强大，其孙忽必烈最终于1279年彻底终结了宋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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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受到游牧民族的持续攻击并最终被其所覆灭，宋朝依然是一个帝国。而帝国的重新统一和保持这一状态并非必然，事实上，中国在当时很有可能分裂成四国（或更多）并立的局面，每一部分在经济和文化上都或多或少会有所差别。然而最终，出现的还是一个帝国而非相互竞争的多国体系，这对于中国的历史进程以及中国人与环境的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芮沃寿列举了很多原因，不过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统一的帝国，而掌握这些历史知识的学者——儒学家——认定，汉朝不仅是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同时也是可以复制的。第二，隋的奠基者杨坚曾经残酷而野心勃勃地做过尝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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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不仅因为军事上的挑战，还因为帝国辖下的自然环境差异也很显著。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人在汉朝时征服和占据草原的努力与失败。而草原上的骑兵虽可以在华北平原适应良好，到了与干旱平坦的北方截然不同的南方泽国却是寸步难行：在这里马匹已很难在战争中使用，将北方与南方有效连接起来也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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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581—618年)再次统一中国后的战争与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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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传说、戏剧、诗歌及小说都描绘了隋朝开国者杨坚统一中国的故事，这方面文献十分充足，有兴趣的读者可自行参考。[3]在此只需说明的是，统一北方各个部族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也没有太多的伤亡。而对当时长江流域的汉人政权即陈的征服看起来就比较困难了，虽然当时北方拥有更多的资源和人口：6世纪中期北方人口超过了3 200万，与之相比，长江流域只有约500万且大部分集中在长江下游的都城建康附近，不过他们有天堑长江作为保护。因此杨坚在上游的四川以及沿海地区大量地准备舰只，而令人惊讶的是，陈朝很快就瓦解了，隋进入之后只要提供安全和地位（以及十年的特别免税）就换取了南人的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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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隋的开国皇帝，杨坚将主要的精力投在了建立统一后所需的体制和文化元素上，其中包括在历朝历代选址建都的渭河沿岸，靠近长安的地方建造一座新的都城。杨坚604年逝世（死于一些学者认为可疑的原因），他的次子炀帝在粉碎了其兄夺取王位的图谋之后，即追随他的脚步“将汉朝的模式填充到帝国每个角落”[4]。隋炀帝精力充沛，大刀阔斧地在黄河下游建起了一座新都城洛阳。这是一座在历史上几起几落的城市，曾经是晋的都城，随后被毁，之后再修，再毁。他还承继了父亲已着手开始的大运河工程，鉴于运河在中国环境史上的重要地位，我们应该在进入唐朝之前先将其仔细审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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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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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的创始人很可能并没有那么宏大的视野去将中国的北方和南方通过一条内陆运河连接起来。他一开始只是重新挖掘了一条约一百英里的汉朝时的旧运河，将位于渭河边的都城与黄河联系起来，以获得条件优渥的华北平原的粮食供应。他的儿子在605年开始了一个野心更大的计划，往南继续延长运河，将从黄河直到长江三角洲以南的杭州之间所有的水系都连接起来。他还修建了一条东北方向的渠道，西起黄河与洛河的交汇处，终于今天的北京。修建这些工程所需的确切人数我们还不清楚，但每一次的工程报告都记录有动员了100万～500万男女劳力。[5]无论调动了多少劳力，这项浩大的公共工程在很短的期限内就完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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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3世纪蒙古征服中国并将首都选址大都之后，又改变了大运河的方向。蒙古人舍弃了运河通往长安和洛阳的部分，改为一条向北穿过山东省的更直的路线，其间他们解决了一条绵延千余里的运河上出现的众多工程问题，包括两次超过100英尺的水位抬升。正如李约瑟所述：“这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工程，而当人们意识到它连接的是世界两条最大的河流（长江和黄河），而其中一条还是最为多变的河流（黄河）时，更能体会到它的惊人之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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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对随后中国历史的进程以及中国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大运河再加上天然水路的连接下，中国成为一个单一的政治和经济体，身处北方的统治者可以开发取用全国的自然和农业资源。此外，四川盆地与长安之间早在汉朝时就已通过陆路联系在一起，“灵渠”也穿过遥远的南岭山脉，将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通过湘江与漓江联系了起来；另一个连接长江流域和南方的陆路通道建于8世纪中期，当时的宰相（张九龄）在南岭中“开凿”了一条通道，将赣江的源头和直通广州的北江联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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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还有政治上的功能，”按照芮沃寿的观点，“当时的中国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分裂后刚刚通过武力统一，新任君主有能力将财富和威严运达全国是一个重要的优势，尤其是通过船只将兵丁和辎重运往可能反叛地区的能力更为重要。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定居，而将运河系统扩展至杭州，也极大地促进了这一地区从开发前沿基地发展成一个繁荣商业城市的进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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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新的运河系统有着这样的重要性，但隋及隋以后的朝代也都没有放弃早期帝国时期就已建立起来的陆路系统。事实上，有迹象表明，运河的建造者沿河还另外修建了很多道路。这两个系统的用途各不相同，陆路主要用于帝国的邮政和其他通讯往来，水路则主要用于商贸和大宗物资的运输。其中尤其是稻米，从长江三角洲的产地向北运往隋、唐和宋的首都。粮食等大宗货物如果用陆路运输，即使是车拉而非人扛，也会变得非常昂贵。水路虽然不至于“极度便宜”，但在19世纪铁路出现之前，这是唯一可以将大量谷物从产地长距离运往另一个地区的可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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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大部分的河流都能直通下游的城市和港口，上游的农民们可以种粮，再运往下游发展中的城市地带，然后再从这里的市场中购买盐等制成品或生活必需品。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整个南方水网体系的发展历经了数个世纪，而一个需要多项（并非预先设计好的）重大变革配合的综合市场体系的形成也直到唐代中期才得以完成（后文将会论及）。但是，如果没有7世纪早期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通过修建大运河建立起的水网运输体系，这些都不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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